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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8 年受到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政策影響，社會環境及經濟體質的變化，
造成社會經濟通貨膨脹壓力與國家邊境少數民族的動亂，形成國家內外動盪 因素。
三、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政策，首先欲爭取與周邊國家和平安定的環境，故不 願擴大戰事紛爭，損傷國家整體利益。
越南不希望中國大陸軍事力量延伸進入南沙群島，於是力阻中國大陸在南沙 群島建立基地。因此爆發了 1988 年 3 月 14 日的赤瓜礁海戰，這次的軍事衝突中 國大陸獲得完全的勝利，重創越南 3 艘軍艦及 77 人死亡，9 人被俘，88但是卻引 發了東南亞國家，尤以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的警覺與戒心，同時更促使越南加 快奪占南沙群島島礁達 29 座，及加深中越兩國間的主權衝突。89
第二節 自改革開放迄今
一、國內局勢
中國大陸自 1949 年起逐步推行計畫經濟制度，1978 年鄧小平執政，進行經 濟制度改革，建政 50 多年來，經歷過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大改造、鄧小平時 期的計畫市場雙軌並行、江澤民時期的市場經濟熱，至今胡錦濤時代深化改革面 臨的種種挑戰，其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相當獨特的運作方式，中國大陸的經濟改 革也是踩著無前例可循、摸著石頭過河的路線前進。50 多年來，中國大陸經歷 過四位主要領導者，國家經濟體制亦經過激進的路線調整。901978 年底開始推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內外政經結構與關係，早已出現非常劇烈的變化。在 國內層次，誠如 2003 年 12 月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所說的，中國大陸已吸 收、運用五千億美元的外資，而且達成平均 9.4% 的高經濟成長率。91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主導下的內外政策，有一套核心理念做基礎，以現代
88 馬敏、嚴昌洪等著，當代中國-東方巨人的崛起（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542。
89 同註 36。
90 林佳儀，前引文，頁 32。
91 蕭全政，「論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政治科學論叢，第 22 期（2004 年 12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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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為國家發展的目標。1978 年中國大陸 11 屆三中全會，首先確立改革開放的 路線，外交隨之出現重大轉折。從以往「戰爭與革命」的對外關係，轉化為以「和 平與發展」為主的對外關係。毛澤東時代以意識形態劃分敵我，鄧小平時代則實 用主義當道。鄧小平以為，建設現代化的國家須先解放生產力。他說，「人民生 活長期停滯在很低的水平，不能叫社會主義」。他還說，「貧窮不能叫社會主義，
更不是共產主義」。中國唯有開放門戶，發展生產力，提升人民生活，國家始能 強盛。換言之，不同於毛澤東，鄧小平強調馬克斯的生產力學說，刻意淡化階級 鬥爭的立場。92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成長，進入 21 世紀以來，在全世界經濟排名 不斷躍進，其國民生產毛額(GDP)在 2000 年超過義大利，2005 年至 2007 年連續 三年超越法、英、德，僅次於美、日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2010 年 1 月德國 聯邦統計局發布的最新貿易數據顯示，大陸已經超越德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
驚人的經濟成長，不僅使其迅速的崛起，也加速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增加中國 成為亞洲區域霸權國家的意志與能力。
據報載，隨著中國大陸十六大後「胡溫體制」的形成，胡錦濤曾要求建構「中 國的和平崛起」理論，以鋪陳新的國家發展戰略。無論是為新政權而提出的新戰 略，或是為了淡化各國所擔心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大陸的確於 2003 年的 11 月之前，大致完成了「和平崛起」的理論，而且得到「胡溫體制」的支持；故除 溫家寶的哈佛演講之外，2003 年 12 月 26 日，胡錦濤也在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周 年的座談會上，強調要堅持「和平崛起」的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 國大陸的「和平崛起論」，做為一種國家發展戰略，無論對其自身或對外界而言，
顯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932003 年 11 月 3 日，前中國大陸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在
「博鰲亞洲論壇」介紹「中國的和平崛起」論時特別強調：「這是 25 年來，中國 實行改革開放後所開創的一條適合中國國情，又適合時代特徵的戰略道路。這條
92 高朗，前引文，頁 22~23。
93 同註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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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基本特質，包括：一、同經濟全球化相關聯而不是相脫離；其次，在積極 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三、這是一條奮力崛起而又堅 持和平、堅持不爭霸的道路。」另外，圍繞這條道路的，他又強調，還包括三個 最重要的戰略方針：「一是推進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基本 內涵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證；二是借鑒吸收人 類文明成果而又堅持宏揚中華文明，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統籌 兼顧各種利益關係，包括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 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改革開放，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社會環 境」。同年 12 月 10 日，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的演講，希望大家「把目光投向中國」，
看看「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改革開放與和平崛起的大國」，而「明天的中國，是 一個熱愛和平和充滿希望的大國」；「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要義」，就「在擴 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更加充分和自覺地依靠自身的體制創新，依靠開發越來越大 的國內市場，依靠把龐大的居民儲蓄轉化為投資，依靠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科技進 步來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另外，溫家寶也強調中華文化的「和而不同」，而主 張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開展廣泛的文明對話和文化交流。94
二、對外關係
（一）中立政策(不偏美蘇)
1982年，鄧小平曾經表示：「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 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 的立足點。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 利益的苦果」。自此，原先向美傾斜的外交，轉為比較平衡的外交路線。外交路 線的轉向，反映了中國大陸領導階層認為與周邊國家修好，遠重於聯美制蘇。該 項政策另一優點是，在美蘇之間留下迴旋空間，同時也有助改善與周邊國家關係。
倘若北京繼續採取「一條線」策略，可能捲入美蘇紛爭，進而加劇與鄰國蘇聯、
94 蕭全政，前引文，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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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衝突，對於發展經濟建設不利。故不結盟策略與改革開放，息息相關。中 國大陸由獨立外交，維繫周邊情勢的穩定。95後冷戰時期，中國大陸對外安全戰 略主要在追求經濟安全利益，強調保衛領域內的經濟權益，充份開發及利用海洋 資源，保障海洋經濟活動的安全。中國大陸認為追求經濟安全利益，主要係「為 國家建設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盡力避免捲入新的戰爭。96
1980年代末期，東歐變天，蘇聯解體，全球權力結構因而重組，從兩極體系 轉為單極或單多極體系，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沒有任何國家的力量足與美國 匹敵。卡特政府時期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明確指出 21世紀初，美國在世界舞台，沒有任何對手，但全球化與相互依存使美國須顧及 新的需求，美國應展現其對全球的領導能力（global leadership），而不是試圖進 行全球控制（global domination）。嚴格的說，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並非標準之 單極體系，應只有一個超級強權和一些較弱國家（minor powers），沒有其他強國
（major powers）存在，處理國際事務，超強可以獨斷專行，其他國家無法聯合 與之抗衡。可是，國際現況並非如此，後冷戰時期，美國處理國際事務仍須他國 家協助，強國仍不時抵制美國行動，亦即介於單極與多極體系之間的混合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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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後，華府與北京關係出現變化，美國逐漸將中國大陸視為競爭者。
美國學界不少人以為中國大陸崛起，對其構成威脅。該項觀點到911恐怖攻擊後，
始漸緩和。就中國大陸國力而言，即使不斷增長，但對外影響力很不平均。中國 大陸對朝鮮半島的影響遠超過對中亞的影響，更不可能與美抗衡。美國外交關係 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曾發表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大陸軍力比美 國落後至少20年。縱使如此，中國大陸國力快速竄升，自然侵蝕美國在東亞獨霸 局面，造成美國的不安。美國國防部報告指出，中國大陸將美國視為發展的潛在
95 高朗，前引文，頁 25。
96 李志剛，前引文，頁 52。
97 高朗，前引文，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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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手。近年美國不斷加強與日本軍事合作，賣高性能武器給中華民國，並積極推 動國家飛彈防禦體系（NMD），都凸顯兩國的矛盾。北京亦不斷向前蘇聯共和 國買先進武器，雙方陷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將對方軍事部署視為 敵對行為。兩極體系瓦解，固然改變北京與華府的戰略關係，但更重要的是，美 國對中國大陸現代化意圖，高度的不信任。美國習慣從權力角度，觀察國家的行 為，忽略理念對政策與國家行為的巨大影響。98
Charles Kindleberger於1971年在《蕭條中的世界》（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一書中首次提出此論點，其核心概念是認為在國際體系中需要一個 主導力量，以管理、規範國際體系成員的互動行為，而通常負有這種責任的國家 便被稱為「霸權」，它必須有能力建構國際體系運作的機制法則，且具有旺盛的 執行意志，能夠推動國際體系成員進行互利行為。根據美國白宮公布的《新世紀 國家安全戰略》（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之標題也提到：
「為了更加安全、更加繁榮的明天，今天必須領導世界」。在此定位基礎下，當
「為了更加安全、更加繁榮的明天，今天必須領導世界」。在此定位基礎下，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