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内涵轉變－明治十年代路線偏轉
第四節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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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反思
在本章中，本文從福澤諭吉與民權派的漸行漸遠開始談起，目的在討論民權
－國權的路徑轉換間福澤諭吉理念間的轉變。在此階段，福澤諭吉與民權派的漸 行漸遠，主要來自於理念上的差距，以及福澤諭吉對於政府意見靠攏－儘管福澤 諭吉自身可能不這麼認為，但在〈明六社出版停止提案〉到〈學者安心論〉中對 於政府的配合，包括將〈學者安心論〉主動送予政府檢查言論一事，或與當初《勸 學》中對於政府不合理的決策應先服從理念相同，可是福澤諭吉是連爭取都沒有，
確實說不怎麼名譽342。
其次「官民調和」為理念，試圖解決明治十年以來民權、官權相分種種置國 家於不利的情形。《通俗民權論》，是理念上比較接近福澤諭吉前面的著作的，就 本文以為其實是課予在行使「權」的時候，仍須受到背後國家、國體、社會責任 的規制，可以視為對激進民權主義者，以及隨之起舞的人民著作。他勉勵人民提 升素質使民權進步，促使國家進步向外爭取平等，則可造就日本獨立國的體面343。 但《通俗國權論》則不同，他以民權在於為國權服務，是作為國權的手段344。使 地民權從屬於國權，無啻於上升到以國家為優先的高度。福澤諭吉在《通俗國權 論》中，面對國際外交態度是偏向強凌弱的現實主義，悲觀地想像槍砲彈藥勝過 萬國公法，國與國間如同禽獸世界唯僅滅或被滅，並肯認戰爭作為獨立的手段，
與從前樂觀、進取的態度，差異相當大。
《時事小言》中「內安外競」的出現，是「官民調和論」的延伸。福澤諭吉 認為必須盡快統合內部，使內部安寧，方可面對外面「壓制」的世界，此為「內 安外競」。與文明論確立階段，這時期最大的差異，是福澤諭吉「否定天賦自由 民權」，崇尚人為的國權。同時福澤諭吉也認知到，必須有武力作為後盾才能使 國家富強，是以他主張「強盛武備，國權皇張」，先強兵後富國。
342 遠山茂樹，《近代日本の思想家 1：福沢諭吉》大學出版會，頁 116－117，2007。
343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 4 卷》，岩波書店，頁 595－596，1959。
344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 4 卷》，岩波書店，頁 603，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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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帝室論》中最大的變化，在於如果考察福澤諭吉從前諸作品，可發現 一點，福澤諭吉幾乎將人民與政府視作兩股力量，不管是早期《勸學》、《文明論 概略》人民、政府的力量均衡說。或是「官民調和論」下的諸作品是以官、民協 調為重心。但到《帝室論》出現第三元素－天皇。這篇作品即是在政府和人民上，
再設定更高者來統合人民與政府。比起從前在《勸學》中，為論者所批評的「虛 偽的社會契約說」345。
天皇這要素本身就存在日本，但中世後就未曾有太大的作用，但福澤諭吉一 反自己在《文明論概略》的國體論，改成如同後來明治憲法、教育敕語的天皇，
貿然將天皇作為中心強行統合人民為臣民，正如安川寿之輔批評：
天皇制，正是作為「精神收攬」的中心，灌輸日本國民等於臣民的意識 形態346，是「權力偏重」最大的現象；國民尊崇「尊嚴神聖」的帝室一 事，是近代社會最大的「惑溺」347。
總結「官民調和」和「帝室論」兩部作品，可視為福澤諭吉內部統合的嘗試，
意在聚積力量，全面地向國權、政府靠攏，並不惜一反從前的看法，改變自身的 文明論。固然，國家獨立還是大前提，但民權部分文明論確有改變。另外，福澤 諭吉放眼東亞，開始關注到日本、朝鮮、中國三國必須都能達到文明，才能使日 本獲得安全的地位。在他設定中，日本必須擔負責任，用武力強迫或非武力誘導，
使其他兩國文明化，這也是從前未提的。
345 安川寿之輔，《福沢諭吉と丸山真男：「丸山諭吉」神話を解体する》，高文研，頁 301－303，
2003。
346 安川原文，是「他人の魂を我身に入り」。原典出自福澤諭吉在《勸學》第八編中，嘲諷自古 漢學者，喧鬧地講上下貴賤名分的道理，所灌輸的是「將他人的靈魂塞入我身」這種名堂。福澤 諭吉，《學問のすすめ》，岩波書店，頁 89，2012。
347 安川寿之輔，《福沢諭吉と丸山真男：「丸山諭吉」神話を解体する》，高文研，頁 176－177，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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