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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構主義的詮釋框架

第四節 台灣國家認同的變遷

兩岸關係的形成並非朝夕所致,然而,兩岸問題的存在,卻是現在亟需解決 的重要國家問題。本研究嘗試應用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理論,檢驗兩岸之間實質 問題的內涵為何,焦點之一將是理解台灣內部形成的「集體認同」乃至於「國家 認同」問題,而後進一步爬梳出兩岸間存在的具體結構為何,特別是指共有知識 與互動的形成。在此之前,必須先從過往主流理論的脈絡開始談起,逐步描述台 灣內部的認同發展過程,以利於我們釐清其中的變化脈絡。

壹、「小國」抗衡「大國」的思維需要重估

中國做為自古以來東亞文明、甚至說世界文明的重鎮發展由來已久。若以它 的一切物質條件做為衡量基礎,舉凡人口、資源、領土等,就算以今日的目光來 看,做為一個「大國」仍是無庸置疑的。若繼續順著這個思維發展下去,慢慢會 發現台灣要是以一個處在國際社會的「一般國家」自居,其實是相當危險的。也 就是,台灣與中國在國際間的權力、地位分配相差懸殊,要以強行競逐「權力」

的方式,那麼最終將導向國家實力(極致的實力展現即軍武)決定一切的命運。

比如說,現實主義者主張以「霸權、平衡、均勢」來決定國家間的利益關係,

那麼中國與台灣間的利益關係將呈現「一面倒」的不平衡狀態,因此這種現實主 義的思考邏輯,並不是解決兩岸爭端的好辦法,張亞中更明確指出「以現實主義 做為解決兩岸問題、台灣國家安全問題將是錯誤的前提設定來形容」(張亞中 2003:33)。另外,新自由主義主張,透過「互利依存」的前提去發展國家間彼 此關係,逐步形成「制度」,讓彼此關係正常化。然而,在兩岸關係上面,卻有 個問題的癥結所在,那就是兩岸,即台灣與中國大陸間並不是以一個「對等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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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參與者」。許多重要的國際組織,由於中共的杯葛,將台灣屏除在外,這就讓

「共有知識」下的「制度」無法存於台灣與中國間了。

同時,張亞中在「兩岸治理」一文裡指出,無論是現實主義或是新自由主義 等主流理論,甚至建構理論,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上,勢必會遇到一個難以突破的 障礙,也就是「主權歸屬」、「一個中國」問題(張亞中2003:34)。這牽涉到 的部分,其實就是共有知識的不同,這方面主流理論理並沒有太多著墨,而在建 構理論裡,其實就在描述基本的「認同」問題。

貳、台灣認同的轉折過程

從國民政府自大陸遷至台灣以來,所謂的「國家認同」,往往是偏向於延續 中華民族的法統與中華文化的復興去做形塑。具體的事實如大陸時期所制定的「中 華民國憲法」,居然搬遷至人文、地理環境已大相逕庭的台灣以後,仍繼續宣稱 它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這時國家─社會複合體的集體利益,主要是放在「安全」

與「集體自尊」的建構上面。

而到了七○年代末期這種強行塑造一種近乎「假象」的國家認同,終於受到 了挑戰(失去了美國的邦交關係)。因此,塑造利益的面向不得不加以擴充,這 相當程度反應在蔣經國總統接手統治後,一連串的政治行動上。第一,藉由經濟 建設的發展,建立一種「認同基礎」;第二,逐步開放民主的施政措施,如解除 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等。這時,國家利益的形塑便加入了「經濟」與「獨立」

(可還原至個體擁有的自由權)的新元素。到了李登輝時代以後,一種新的認同 意識於焉誕生,也就是「台灣本土意識」。至此,與中國的聯結基礎已遭到挑戰,

全新對於自我─集體角色追逐利益的建構途徑便出現了

這種台灣人的集體意識,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而逐漸轉換的現象,著名的建 構主義學者考克斯(Robert Cox),以歷史變遷與人類互動模式(整合行動)構成 的歷史結構,來加以解釋(Cox,1981:126-155)。這又呼應到了溫特對於集體認 同下的整合行動,其實是一個不斷「再造」、「新定義」(creating new definition of self)自我的進程(Wendt,1994:387)。只是集體認同在多大程度上,將轉化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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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國家認同」,則有待商榷。

集體認同是個體在社會層次的放大,個體在社會關係裡是多面向、互相交錯 與重疊的,同時可基於不同的認同,而擁有不同共同體的成員身分。在國家層次 裡,個體選擇認同的對象即是欲效忠的國家。而國家欲達到讓每一個體成員都有 共同的認同觀,這就必須借重於社會化的過程,將國家意識形態逐步內化為個體 人民的世界觀,也就是所謂的集體認同轉變為「國家認同」的過程(曾建元2006:

48)。

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在上一部分有提到,是一個「不斷轉折與變化」的過 程。隨著歷史的變遷、統治者的更迭、民主化的與否等,國家認同的內涵可能產 生分裂、結合或新生等狀態。台灣國家認同的情況以下文為例(尹章義1994:

384-385):

「每個國家多少都有不同的認同問題,但是台灣的認同問題,比起許多地區 或國家來的嚴重……統獨的問題也許不是大問題……但在台灣,這種情況正好相 反,統獨/認同是所有問題的核心,而且有其急迫性。」

這說明了,台灣的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的發展,其實是一體兩面的,兩者要 分開來談,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有著極大的困難。

就當代的台灣國家認同來看,「統一」與「獨立」兩大勢力的不斷拉鋸,是 造成台灣內部國家認同難以促成共識的主要衝突所在,這與近代史的發展密不可 分。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九年自大陸撤退來台,濃厚的「中國」意識形態國家認同 自然也如影隨形,同時因為國民黨在台灣發展的初期來看,擁有絕對主導權,因 此,「建構」國家認同當然也是它所具備的權力,這對剛從日本殖民地擺脫的台 灣人民來說,是一項衝擊。而後隨著台灣民主化的發展,頻繁的選舉一次次的舉 行,其實對民主尚未完全成熟的社會來說,這一定程度上,將影響到情緒化與意 識形態對立,國家認同問題成為選票動員的工具與手段。這種循環之下,台灣人 民的國家認同問題也就越來越趨多元與複雜(葉定國200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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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日的台灣國家認同問題發展來看,大致上可以分做兩大不同的集體認同 體系。這兩種集體認同體系,或許不能以「從屬於國民黨」的與「隸屬於民進黨」

的二元法劃分,但大致上可從上述尹章義博士的用字中知道這種「統/獨」鮮明 不同的立場上,對國家認同的迥異。而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認同模式,其實就在左 右兩岸關係的發展所要採取的政策(也就是建構理論中稱共有知識影響到實際行 動的情形),或激進或保守、或妥協或抗衡、或進行全面性接觸或封鎖一切來往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