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現代型司法制度與司法改革會議的歷史背景
第一節 「司法」的本質及其引進
歷經不同時代的統治者，將其各自的法律體系或法律文明帶到台灣，台灣的 法律制度形成「多源而多元」的風貌。1這些法律體系自時間遠近而言，包含原住 民族傳統規範、十七世紀的西方法、傳統中國法，2而現代型法律體系與司法制度 在台灣的建立，則要追溯自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在既有傳統中國法與習慣法的基 礎上，接受歷經明治維新的日本人統治，開始和其所引進的現代西方法律相遇；
而接續日本之後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帶來具有民國時代中國法色彩的中華
1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台北市：元照，2017 年 1 月，第五版），頁 8-10。
2 王泰升，《具有歷史思維的法學》（台北市：王泰升，2010 年 9 月），頁 47。
21
民國法體制，該體制深受戰前的日本影響，3故巧合地與日治時期帶來的現代型法 律相似，法律適用及司法制度設計出現某程度的「法規範斷裂」與「法社會連 續」4。學者研究指出，當代台灣法律制度的現代化，是一個從內地延長到自主繼 受的過程；5「法律規範應是為在地人民的利益存在」這樣的實踐性需求，直到 1990 年代隨著台灣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之後方逐漸成形。6因此，本節將先探討 台灣在日治與國治時期繼受現代型司法制度的情形，藉此作為歷史性地理解司法 改革目標及發展脈絡的基礎。
第一項 日治時期的現代型司法
1896 年，臺灣總督府依律令的形式制定「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將現代型 法院引進臺灣。「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於第一條載明由台灣總督府法院「掌理 裁判」，已區分行政與司法機關；不過，並未直接掌握司法審判權的臺灣總督擁 有司法行政監督權，可「管理」法院；第四規定各法院設置具備專業資格且經由 總督進行人事任命的「判官」；第七條則規定各法院應設置「檢察官」，正式引進 一套來自近代歐陸國家的審判制度，成為臺灣人民現代型司法經驗的開端。7
這套制度須與傳統中國法下的審判制度對照來理解其歷史意義。清治時期，
官員乃是本於君父權統治思維受理犯罪指控或人民間的紛爭，形成負責糾舉兼審 問的官員與被糾問的關係人兩方面的「父母官糾問式」審判制度。在由父母官來 維護被糾問者利益的概念下，沒有分化為「控訴者」與「審判者」的必要，也不
3 王泰升，〈概述台灣法的歷史〉，頁 16-17，《台灣法學雜誌》，第 290 期，2016 年 2 月，頁 13-19。
4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114。
5 詳見王泰升，《台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台北市：中研院台史所、
臺大出版中心，2015 年 6 月）。
6 王泰升，〈法律史─臺灣法律發展的「輪替」、轉機與在地化（2007-200）〉，頁 188，《臺大法學論 叢》，第39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165-197。
7 王泰升，〈日治台灣與現代型司法的初次相遇及其遺緒〉，頁 74，《月旦法學雜誌》，第 197 期，
2011 年 9 月，頁 69-91。
需要有律師來協助維護人民的利益。8通常經人民「呈狀」指摘他人犯罪或侵害其 利益後，官府便會要求族長進行調處或直接展開糾問程序。9在審判制度設計上，
大清律例將司法案件分類，除了「戶婚田土」等不涉刑名案件與笞杖以下輕罪案 件可由基層衙門裁決外，其餘案件經審訊後均須將案卷層層「審轉」轉報上級覆 核，依案件類型屬於尋常徒罪案件或有關人命徒罪、軍流罪、死罪案件，分別由 督撫批結或由皇帝裁決定案，以現代型司法要求各審級獨立的概念來看，彼時的 司法運作可說是多層級的「一審制」。10當時認為審判可以探究絕對的真實，因此 企圖透過官僚體系上下監督、對「不能審出實情」或「擬斷錯誤」的審判者課以 重責，未能糾正錯誤的上司也會因為監督不周而受處分，藉此確保裁判結果妥 當。11對於並無「權利」概念的人民來說，也只能從司法官僚違反關於司法審判 程序的指示將依「刑罰法規」受處罰而反射地得到好處。12由此可知，日本統治 者帶入源自近代西方的現代型司法體制與法律，迥異於前述傳統中國法，對於當 時絕大多數臺灣人民來說可說是「異族」的「異制」統治。13
再回頭探究日治時期的現代型司法體制，在原告、被告、判官構成的審判三 面關係下，判官須中立依法裁判，檢察官與律師則須具備法律專業能力。為了確 保審判獨立，在發生法院院長高野孟矩因審理總督府高官而遭撤職的事件後，
1898 年的法院條例即賦予判官身分保障，但任命、升遷仍取決於總督，也缺乏不 得任意轉所、停職、減俸的保障。14相較之下，原本依法院條例配置於法院的檢 察官，在 1898 年後改設檢察局，並且全無身分保障，更依「檢察一體」原則受
8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50。
9 關於清治時期的調處詳細內涵與程序可參考王泰升，〈再訪台灣的調解制度：對傳統的現代化轉 譯〉，頁106，《台灣史研究》，第 25 卷第 1 期，2018 年 3 月，頁 101-136。
10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66-68。
11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50、頁 68。
12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49。
13 王泰升，〈日治台灣與現代型司法的初次相遇及其遺緒〉，頁 72。
14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203。
23
檢察官長監督，在特定案件還需受台灣總督指揮。15基於人的判斷難免有誤的觀 點，現代型法院採各審獨立的多審制，且內部分級承辦不同審的裁判。16普通法 院在日治初期採三審制，設置地方法院、覆審法院、高等法院三級法院；但有律 令於高等或覆審法院內設臨時法院，原則採一審終結，用以審理政治犯。之後一 度在 1898 年廢除高等法院，改行「二級二審」制，並對想在刑事提請第二審救 濟的民眾課以高額「控訴預納金」，藉此減少案源。1919 年又恢復三審並進行組 織調整，以高等法院設覆審部與上告部、以後者為終審，並廢除臨時法院，促使 法院體系一元化並逐漸形成「二級（四部）三審制」；直到戰時又改採二審制，
且只能上訴到由三人合議的覆審部，減少司法支出。17
現代型司法審判採取控訴式訴訟程序，並以「法之發現」為核心，理性的個 人均應自主爭取權利。在民事訴訟上，法官中立於雙方當事人之外進行審判，當 事人則可以聘請律師為自己的權益辯護，形成「審辯分立」。18雖然日治之初，台 灣總督府曾遷就台灣人在清治時期的「抱告」經驗，允許當事人的親屬或受雇人 亦得代理訴訟；由於台灣人需要熟悉官府運作的人來幫忙「打贏官司」，將傳統 上對於訟師的認知投射到受過現代法律專業訓練的辯護士，希望辯護士能讓自己 獲得勝訴（官府施恩），仍多少提升了對辯護士的使用程度，促進民事上「審辯 分立」的落實。19在刑事訴訟上，雖然日治之初的軍政時期，犯罪事件直接由憲 兵或警察高階長官為審判，或由其與地方行政機關長官偵查再向法院起訴，欠缺 檢察官與律師參與；但 1896 年後，現代型法院中即設置了負責偵查、起訴的檢 察官，與進行審判的判官、為被告辯護的辯護士形成「審檢辯分立」，特別是從
15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200、203。
16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207。
17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207-210。
18 王泰升，《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修訂版）》（台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17 年10 月），頁 29。
19 傳統中國法下的「抱告」，是在親自應訊的原則下，例外基於當事人之身分（例如：婦女、老幼 殘疾、社會階級高的紳衿）而要求由與其具有親密關係者代為至衙門陳述案情。王泰升，《去法院 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修訂版）》，頁30-31、36-37。
「審檢不分」的糾問制走向「審檢分立」的控訴制，由檢察官主動偵查犯罪、判 官則被動就檢察官控訴之罪名進行審判。20
不過，殖民統治者並沒有誠意將現代型司法制度全盤推行於臺灣。為了減輕 民事法院的負擔，日本統治者積極推廣由地方行政機關主導民事調解，於 1904 年實施的「廳長處理民事爭訟調停」制度，實際運作上經常是日本在台官員訴諸 傳統中國父母官的權威，迫使當事人達成和解，而非自願同意讓步。21當時「調 停成立」而終結的調停案件幾乎佔七成以上，且無論當事人是否真心同意均需遵 守調停官依個人裁量做成的紛爭解決方式，這幾乎等同清治時期廳縣官的聽訟，
變相讓行政官員擁有司法審判權，模糊化「判調分立」的原則。22再者，調停過 程往往拒絕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的辯護士代理而「干擾」其進行，以便讓行政官員 掌控一切，達到紓減案件的目的，這也反映出日本統治者無意在台灣推展「審辯 分立」。23從當時官方報紙可以看到，辯護士會以判官過度壓抑訴訟代理人、不准 其聲請調查證據等理由聲請判官迴避，而法院則將人民減少委任辯護士視為信賴 法院會公平審判的象徵，政府甚至認為辯護士是影響案件減量的阻礙，不僅呈現 出審辯之間的衝突，也反映統治者不喜人民提起訴訟的心態。24另外，日治時期 始終不曾於台灣施行行政訴訟制度，不讓司法機關審查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之 合法性，再度體現統治者欲確保行政權獨大的想法。25
在刑事訴訟程序方面，統治者在台灣實施諸多特別規定。首先，日本 1890 年制定的「刑事訴訟法」原本設有「預審程序」26，但 1899 年的律令 9 號卻允許
20 王泰升，《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修訂版）》，頁 44-45。
21 王泰升，〈日治台灣與現代型司法的初次相遇及其遺緒〉，頁 80。王泰升，《去法院相告：日治台 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修訂版）》（台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17 年 10 月），頁 22。
21 王泰升，〈日治台灣與現代型司法的初次相遇及其遺緒〉，頁 80。王泰升，《去法院相告：日治台 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修訂版）》（台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17 年 10 月），頁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