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治、經濟上的反映
第三節 商業色彩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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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持續並有其影響力，只是充分利用自然條件，宜農則農，宜牧則牧。維吾爾族是從 游牧生活起家的，據宋朝使臣王廷德的記載，王室成員在吐魯番盆地和天山北麓，占 有大量的農田、牲畜和草埸。（註 20）隨著定居農業的漸趨發達，結合了原來在漠北 時期的豐富游牧經驗，發展出定牧的畜牧業經濟。定牧的畜牧方式，不但能較有效的 控制牲畜的穩定成長，且能和農業生產相互配合，使得毛製品及皮革製品的產量也增 加，技術亦更增進，宋程大昌《演繁露》中所稱的“斜喝里皮＂（宋人筆記譯作“徐 呂皮＂），便是用硇砂軟化加工製造後的獐子皮，光滑美觀，是製作長統靴的良好材 質。（註 21）棉紡及絲紡等手工業的發展，以及其世代相傳的冶鍊技術（註 22），
更進而促進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另《突厥語大辭典》中所記天山一帶回鶻人擅長狩 獵的資料，以及宋王延德《高昌紀行》中回鶻人“俗好騎射＂的記載，亦可看出其與 漠北時期“善騎射＂的民族特性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為適應地理環境的改變，方式 上有所不同而已。
新疆是典型的大陸性氣候，要發展農業，水利的開發便至關重要。除了引天山的 雪水灌溉田園之外，如何開源節流便是一重要課題了。此一地區水利的開發與管理甚 早，漢代時即興修水利，開鑿灌溉渠道；1957 年吐魯番出土的西涼建初二年（406 年
）文書中，就有平水官員的設置，平水為管理水渠的郡府屬官。這一時期出土的木簡 和文書，已有“守堤＂、“溉田＂、“灌溉、引水、放水＂、“決水種麥＂、“引水 溉田＂等不少記載（註 23）。唐代時設有專管水渠、堤堰疏浚和修建的“掏拓所＂，
主管官吏叫“掏拓使＂（註 24），對農田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用水的有效管理績效頗著
，並促進了西域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而“坎爾井＂的開挖，更充分利用了此一地區 的水源，以利農田灌溉。（註 25）宋史卷 490 高昌傳中：「有水，源出金嶺，導之 周圍城，以溉田園，作水磑。」（註 26），亦可說明其對水利設施的注重，且因其水 利的開發，為其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利的發展條件與開拓空間。
「牧業是西遷東遷，農業是白日黑夜」，此一維吾爾諺語，說明了二種生活各有 各的辛苦，也可看出此二種生產方式在維吾維爾族經濟文化上都佔有一席之地。游牧 是維吾爾族自古以來就從事的生產方式，一直是該族一元化經濟的主流；西遷之後，
因自然環境的改變，再加上當地原有農業文化的豐厚基礎及經濟需要，便自然發展出 農業經濟，且農業的興起也為手工業的發展和商業的活躍，提供了豐富、充裕的物質 基礎。由遊牧漸漸過渡到農業，逐步走向定居文化，日後更躍居維吾爾族多元性經濟 文化之要角。
第三節 商業色彩濃厚
由自足經濟到交換經濟之間的轉變，乃是經濟史上的一個大關鍵，也是人類尋求 各方面需求滿足的必然途徑。維吾爾族的商業也在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生產的有利 基礎上發展、繁榮。從《福樂智慧》中獎勵貿易、厚待商人的主張，以及書中記載的 大量輸出入物品，可看出這已是個商業色彩濃厚的社會了。
因西遷後位處中西交通樞紐，便於維吾爾族同中原地區及西方國家間的經濟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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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交流，更有利於維吾爾族形成一套完整暢通的產、供、銷體系，所以商業貿易 活躍。無論是同東方的宋朝和遼朝，還是同南方、西方的東羅馬、印度、伊朗以及西 亞地區或都有貿易關係，文字史料和考古資料，特別是錢幣資料都可提供有利的證明
。（註 27）
早在兩漢時期，新疆地區與中原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便十分密切。內地的絲綢大 量輸入新疆，鑄造、絲織、掘井等生產技術在新疆亦廣為傳播；盛產於新疆的苜蓿、
葡萄等各種農作物，亦在內地廣泛的栽培。隋唐時期，新疆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空 前繁榮，吐魯番出土的大量絲織物，大都來自中原地區，新疆優良的畜種、玉石、香 料、藥材、毛織品等，則大量輸入內地，「絹馬貿易」、「茶馬互市」，各取所需，
互易有無。此後，新疆與中原內地的商業往來便更趨頻繁了。據《宋史》和《宋會要 輯稿》的記載，絲織品、工藝珍品及茶葉等都是輸出大宗商品。（註 28）因馬匹一向 是草原民族主要的財富與資源；而絲織品、手工業工藝品及茶葉等，很早以前就是中 原地區傳統的輸出品，一直享有極高的聲譽，自然亦吸引了維吾爾人的興趣。而到了 十一世紀《福樂智慧》成書時，維吾爾族的商業色彩已相當濃厚了，和中原漢民族的 貿易關係益加密切。《福樂智慧》一書明白寫道：
褐色大地披上了綠色絲綢，
契丹商隊又將桃花石錦緞鋪陳。（68）（註 29）
倘若契丹商隊的路上絕了塵埃，
無數的綾羅綢緞又從何而來？（4426）
另“我給他絲綢，他卻把荊棘繡在上面＂（3846）、“美言相贊，他會柔軟如絲
。＂（4098）、“世界上無數的珍寶和綢緞，全都來自他們（指商人）的身旁。＂（
4424）、“財力所及，應以尺幅為贈禮，以此答謝賓客，免生物議。＂（4661）（註 30）、“你的商隊歷經列國在世上漫遊，到處搜尋綾羅綢緞、紫貂灰鼠。＂（5367）
、“東羅馬錦緞和印度絲綢。＂（5368）、“你身著綾羅綢緞，錦衣華服，招引了多 少目光的嫉妒。＂5799）、“那聚斂了錦緞之人今日安在？帶進墳墓的僅僅是兩塊白 布。＂（6443）等詩句中，可明白看出絲織品在書中出現頻仍。而據考古資料記載：
「唐絹，出巴楚托和沙賴遺址中。長一一．六米，寬五八．五厘米。...根據同地 出土其他遺物和時代約相當於唐。再以唐制絹匹尺度為證，此絹尺度亦略相符。」（
註 31）此外，在《突厥語大辭典》中出現許多與中國絲織物有關的詞彙，說明這多種 絲織品是中國人用的或是中國製造的（註 32），不但反映出此一絲綢之路上彼此間的 文化交流，更印證了絲織品應是此一時期的貿易大宗了。
除了前文提及的第 68、4426 詩行中的「契丹商隊」外，「契丹商隊」一詞尚見 於第 5754 詩行：那漫遊世界的契丹商隊。此外書中亦多次提及「商隊」（ arkiş；
kervan）一詞，例如：“男兒啊，你想獲得好的名聲，要好好對待商隊和異鄉之人。
＂（4437）、“你的商隊歷經列國在世上漫遊，到處搜尋綾羅綢緞、紫貂灰鼠。＂（
5367）、“要將城鎮鄉野的盜賊掃清，讓行旅和商隊皆平安無慮。＂（5546），更以 此為喻，來寓意世事的變幻無常：“世人好比過往的商旅，不會在站口上逗留久停。
＂（1386）、“這世界是客棧，世人是商旅，商旅在客棧裡能住幾時？＂（144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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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看出商隊的往來在當時已在維吾爾經濟生活中佔一重要地位，更說明維吾爾 族與中原地區的貿易關係。
全書中「商人」（sart，satıgcı，satıcı；tuccar，tacir）一詞出現達約二十次之多
，「商業貿易」(satıg，satış；ticaret）也是書中經常使用的字眼，如第 2801、2806、
2809、4227、4399、4419、5108、5589 等詩行中便多次出現。作者更將臣僕與國君的 關係，比喻為商販和貨主的關係，彼此合則兩利：
君王啊，臣僕與國君的關係，
就如同商販和貨主的關係。
貨主為商販提供物品，
商販將物品在世上流通，
隨著歲月流逝積累利息，
然後當面分成，各獲其利。
因此臣僕和國君之間，
如同合伙經商，利益相關。 （2994-2997）
《福樂智慧》第五十八章中，以專章論如何對待商人，不只點出了商人對國家社 會的重要性，字裡行間更可看出作者對商人的重視與尊崇。而第三十五章賢明論宮廷 司庫應具備的條件時，善於經商交易亦是其主要條件之一：“司庫還應該善於交易，
不懂經商之人沒有收益。＂（2801）此外，“讓商人們保管好自己的儲存。＂（5589
）給予商人買賣營利的自由。維吾爾人民這種重視商業、厚待商人的主張，與漢族過 去「重農抑商」、「無商不奸」的意識相悖，擅長經商不得不認為是維吾爾族經濟上 的一項特點。
在中原地區，因中國古代商業思想的基調是抑商，商人雖然可以形成勢力，但始 終沒有受到適當的尊敬。西漢時，「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為吏」，這種法令的流延，於 漢族社會一直被保存下來。宋代時商業發達，無論是對內或對外貿易，都在其經濟上
、國家歲收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商人的勢力普遍地擴張，富商擁有龐大的經濟力量
，積極想在社會上爭取較高的地位。但是宋代的商人政策仍不免受到西漢以來輕商、
抑商、崇本抑末的觀念之影響，對商人的入仕有所限制。
而與宋代大約同一時期的維吾爾族，相反的，則是重商、尊商，中亞一帶早已有
「胡商」存在，除了因位處中西交通要衢具地利之便外，伊斯蘭教的傳入與發展亦增 強了此一趨勢。伊斯蘭教文化價值觀中重視商業，其教創始人穆罕默德即使在晚年「
也未否認過他是一個商人，在他談話打比喻的時候，他時常喜歡用商業打比喻」（註 33），並以到遠方經商冒險為值得贊許的職業，《古蘭經》上不但許可貿易（註 34）
，書上亦找不到任何鄙視商人的地方；且翻開伊斯蘭－阿拉伯的文學瑰寶《一千零一 夜》，與商人有關以及他們如何受到最高統治者哈里發禮遇的故事比比皆是。（註 35
）伊斯蘭文化對商業貿易的重視與鼓勵，使得商業活動更能於維吾爾族經濟上佔一重 要地位。伊斯蘭文化價值觀上這種重商的特點，顯然不同於植根在漢族農業經濟傳統 文化上那種崇本仰末、重義輕利的價值觀。而商業活動在維吾爾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
，集中反映於商人社會地位的普遍提高，善於經商，不能不說是維吾爾人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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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說「無回不商」（註 36），雖似乎有些誇張，但正可說明商業活動在維吾爾族
，後人說「無回不商」（註 36），雖似乎有些誇張，但正可說明商業活動在維吾爾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