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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文化是普及而深入的,它直接和間接地影響著人類日常生活的每一層面。就文化 而言,語言是文化的基礎,語言的精鍊詞彙、深邃意境及其演進過程,則透過文學形 式的藝術作品而表露無遺。文學離不開文化,就像魚兒離不開水一樣,因此,要評定 文學的意義和價值,就必須把它放在文化的整體中去衡量。古今中外文學作品發生影 響者甚多,如《詩經》、《三國演義》、《紅樓夢》,以及莎士比亞戲劇、托爾斯泰 小說、泰戈爾詩集等等,不但反映出當時之部分社會現狀,且都在潛移默化之中形成 某種觀念與行為模式,深入民族心理。儘管有些作品是作家的想像之物,未盡符合史 實,然在暴露人生社會真相的深邃影響而言,卻往往遠在人類學的記述分析之上。鍾 嶸言「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註 1),正說明文學影響力之大。唯其無極,故 能得其廣;唯其動心,故能成其深。
《福樂智慧》亦是這樣一部內容廣泛、影響深遠的文學巨著,其文學性的藝術風 格是相當鮮明的,除了承襲維吾爾本族傳統文學之智慧結晶外,亦深受當時的文學潮 流的影響,汲取波斯、阿拉伯文學的特色,以對句的詩劇形式呈現出來,無論在文學 形式、內容或寫作技巧方面,都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在形式方面,開創了哲理性、勸 諭性的長詩形式和詩劇體裁,並將口傳文學加以潤色成為書面文學,使之流傳不絕;
在內容方面,是時代及社會的反映,亦是人類情感的流露,記錄了人民的各種情感和 願望;在寫技巧方面,善於雙關用語及純熟的象徵性手法等,加深了作品的藝術風格
。玉素甫的創作,為維吾爾的文學領域開創了一個新的里程碑,不但為後世所取法,
更甚而影響到其他地區。
民族、環境、時代是決定文學現象的主要因子,民族是人在出生時即已帶來的特 點;環境是因氣候和社會組織的作用所致;時代則牽涉到歷史變遷。民族性的限制使 作家在先天上就已帶有某些特質;作家生長的地方、生活的社會、所受的教育等環境 的限制,形成他特殊的氣質和思想;而每一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特殊的觀念,這觀念 會影響到作家思想和情緒的養成;而這些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在《福樂 智慧》成書之際,正當北宋王安石變法之時,也是維吾爾民族在政治、經濟、社會生 活各方面都遭逢巨變的時代。《福樂智慧》既是這個時代巨變的產物,又是這個時代 巨變的鏡子,反映出十一世紀前後維吾爾族之社會文化梗概。
在政治上不但是當時現狀之反映,亦揭示了作者理想政治之藍圖及百姓共同之心 聲,即聖君賢臣相輔為國,並能德刑兼施、文武並用,執法公正、賞罰嚴明,尊重知 識、廣招賢良;實際上可以說是作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之心境寫照,期待著「
狼與羊一同飲水」之太平盛世。
在經濟方面亦起了大變化,由於自然環境、宗教文化和社會經濟需要等的結合下
,從草原游牧經濟到綠洲農業經濟,再加上商業活動絡繹於道,形成了維吾爾族以農 業為主體,以商業為特色,並結合其傳統游牧文化的複合型經濟。
在社會生活方面則深受宗教文化的影響,從多神教到伊斯蘭一神教,伊斯蘭教的 影響力已快迅地深烙在維吾爾人生活的各個層面中,形成維吾爾民族歷史及文化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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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因變數,生活禮俗皆深受影響。在當時,伊斯蘭教雖已佔絕對優勢,但原來所 信奉的宗教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台,仍有其殘留餘緒,對天、地、山、川的敬重亦一 如往昔,但其影響力已大大減弱,日漸被伊斯蘭教所取代了。日月消逝,星回於天,
四季遞變,草木榮枯,人民在生活作息與生產過程中熟悉了天體星象,也由此產生天 文學。此時維吾爾族之自然觀亦相當進步,《福》書中對七曜、十二宮、四素等都有 深刻的描述,天文學家亦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因農牧活動促使人們去掌握天文知識
,天文知識也隨著人們的文化而得到發展。
文化的影響不比政治、軍事的改朝換代,而是需要長時間的孕化過程。因此,除 了橫剖面的時代意義外,亦需瞭解其縱剖面的時代意義。而宗教的影響更是蘊於底層 且深且廣的,其傳入之確切時間,均應較史料記載為早,蓋其宗教思想、經典正式傳 入前,與此有關的宗教文化可能早已隨著商旅悄然登陸了。從書中可看出伊斯蘭教在 此時雖已居於主導地位,但薩滿、佛教等之思想觀念及文化的影響,也會穿透伊斯蘭 文化的表層而達於《福樂智慧》中,因這種浸潤現象往往是潛移默化的,非一時就能 將之完全消除。而伊斯蘭文化是外來的強勢文化,在涵化的過程中,深具民族精神的 知識份子,面對此一時代風潮,或多或少都會興起捍衛本土文化的意念,如唐代的韓 愈在面對佛教勢力昌熾時力倡「原道」,亦是此一精神表現。而玉素甫在伊斯蘭文化 如排山倒海之勢而來時,亦試圖打出復興本土文化的旗幟,儘量不用當時流行的阿拉 伯語、波斯語,而多以維吾爾本族語彙呈現,且使用相當多的俗諺、俗典及民歌等,
充分展現了其民族智慧結晶的美感。
從《福樂智慧》中所透露的訊息,可知這是一部集文化大成之作,不但發揚、保 存其民族文化,亦涵攝了波斯、阿拉伯、印度佛教及中原漢文化,當然,伊斯蘭文化 更是影響至鉅,而中原漢文化的浸潤亦不容忽視(註 2)。玉素甫就在文學所肩負的 反映人生、表達社會、描繪時代風貌的文化使命大前提下,《福樂智慧》以其特有的 代表當代文學的姿態,展示了維吾爾傳統文化蛻變的痕跡。所以,伊斯蘭教思想透過 文人的彩筆,與維吾爾族原有的文化相結合,再攙和當時社會上遺存的其他色彩,進 而做了更深入、更徹底的多元化探討與發揮,並在此一文化變遷、過渡、轉化的時期
,為維吾爾文學奠定了豐厚的基礎,並開闢了一個新的境界。
文化為文學孕育土壤,文學對文化有著引導作用,影響著文化問題及社會程序的 思維路線,這個過程和民俗學家所描述的「循環流動」(circular flow) 在實質上極 為相似。如《論語》一書中,孔子他所贊同或提出的風俗、習慣和禮儀,一定在他以 前即早已存在於中國的某些地區,但是,當他的學說廣泛地為人所知曉、重視後,又 影響並且完全重新的塑造了中國人的風俗和生活禮儀。
文學本身本來就是多元化的,很難說它絕對受到什麼影響或絕對沒有受到什麼影 響,本文所舉陳者,也只是其中較有跡可尋者,但這並不代表了無除了本文所提外之 其他方面的影響。《福樂智慧》成書的地點及書中所涵蓋的地區,正是中亞、西亞的 中心,亦是蒙古、印度、西藏、中國、近東一帶文化的交集地,研究《福樂智慧》,
除了認識突厥-維吾爾的歷史及文化外,亦會對瞭解各種文化的關聯有所啟示,未來 的研究者還要在此發現更多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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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 1 見鍾嶸《詩品》。
註 2 如書中二篇序文常提及“秦"和“馬秦"(中國),且玉素甫之政治思想和儒 家思想有若干相通之處;一些國外學者對此亦有所論及,如:萬別里 ( A.VAMBERY)和杰‧提尤里 (J.THURY) 認為《福》書中有古代中國哲學的影 響(見杰‧提尤里:《十四世紀末突厥語遺產》卷二,頁 91)。參閱郝關中等 譯《福樂智慧》譯者序,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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