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導出

第一章 緒論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昧的年代；是信 仰的紀元，也是懷疑的紀元；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是希望的春天，

也是絕望的冬天。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¹

第一節 問題的導出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說：「吾國四千餘年之大夢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 臺灣償兩百兆以後始也。」²甲午戰爭的慘敗使得中國面臨嚴重的亡國危險，中 國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沉淪，不僅為中國人敲響警鐘，更促進中華民族的覺醒。

自甲午戰後至今，學界研究甲午戰爭的成果豐富³，對於重現當時的情形，

已經有可觀的發展，相關的重要人物與事件都已經討論得周全，可謂是骨架具 定。過去學者對於近十五個月的發展，蒐羅了許多相關史料，舉凡詔諭、方志、

奏議、記事、書牘、日記、碑傳、文集、詩詞等，並進行綜合整理與歸納，而得 出歷史論述與評價，獲得了許多學界的共鳴。這些共鳴不僅影響了歷史論述的層 面，也引發了文學論述的漣漪，不過在文學論述的層面上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由於古典戰爭詩是古人感嘆時政，表達情志的產物，在亂世戰爭時期，或狂 歌當哭，或寄懷身世。連雅堂曰：「海桑之後，士之不得志於時者，競為吟詠，

以寫其抑鬱不平之氣。」⁴連雅堂所謂的「抑鬱不平之氣」正是當時士人普遍的 存在感受。余英時從孔子所說「士志於道」來定義所謂的「士」，並稱中國古代 的「士階層」為「知識階層」。考察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也曾探討 低階層的「士」，如何在春秋戰國之際因社會階層上下的激烈流動，漸漸轉變為

「知識階層」、文化身份的「士」⁵。士人對政教關懷的態度、方式會因為背景生 活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但是，對「政教」有所關懷這個「意識」卻都一樣。可以 這樣說甲午士人所關懷的理想價值儘管會有次階層的差異，但是共同心靈結構的 普遍特徵就是「政教諷諭」。

1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Oxford: Oxford Uiversity Press, 1988）,p.1

2梁啓超〈康有爲嚮用始末〉，《戊戌政變記》（臺北：中華書局，1969 年），頁 1。

3甲午戰後研究的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甲午戰後的 25 年，是研究工作緩慢起步 的階段；第二，從 30 年代開始，是研究工作開創與奠基的階段；第三，50 年代以後，是研究工 作出現轉機與發展的階段；第四，70 年代後期迄今，是研究工作進一步拓寬和深化的階段。參 看戚其章〈中日甲午戰爭史研究的世紀回顧〉，《歷史研究》，第 1 期（2000）。

4連橫：《臺灣詩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頁 3。

5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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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苦難的戰爭詩，並形成中國戰爭詩的發展脈絡⁶。甲午戰爭的強烈震撼，戰後 嚴重的民族危機，客觀上激發了中華民族新的覺醒。首先受到震驚而覺醒的是那 些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其中主要是關心民族命運的「知識階層」。他們之中，

有的投筆從戎，慷慨赴國難，為抗擊日本侵略君而血灑疆場；有的上書言事，抨 擊時弊，為反對外來侵略，保衛國家而獻計獻策。更多的士人則以詩歌為武器，

滿腔義憤地痛斥日本軍的侵略暴行，以及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滿懷激情地謳歌殺 敵報國的將士，喚起民族的覺醒與奮起，從而形成了鴉片戰爭以來振聾發聵的救 亡圖存詩潮，譜寫了中國近代詩歌史上不朽的篇章。

遺憾的是，這一批具有很高文學價值的戰爭詩，從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爆發 後一百二十年來卻研究乏人。我們打開兩本代表性的清詩史，像是嚴迪昌《清詩 史》有專章敘述鴉片戰爭詩，以醒目的標題「鴉片戰爭時期的憂憤心史」分三小 節進行論述⁷，卻隻字不提甲午戰爭詩。劉世南《清詩流派史》從詩歌流派的角 度對晚清漢魏詩派、中晚唐詩派、詩界革命派進行論述，漢魏詩派的王闓運、中 晚唐詩派的易順鼎與樊增祥，以及詩界革命派的黃遵憲，這四位詩派代表性詩人 都經歷甲午戰爭，而且也都書寫甲午戰爭詩；不過卻只提到樊增祥〈有感〉、〈感 事〉寫甲午中日戰爭，〈重有感〉寫甲午戰爭中國失敗事，〈書臺北事〉寫馬關 條約割臺灣於日本事，〈書憤〉、〈陸沉〉、〈馬關〉寫痛斥李鴻章與日本訂立 馬關條約⁸，其他重要性的詩人詩作也都略而不談。另外一本代表性的馬亞中《中 國近代詩歌史》，照理說專門討論晚清道、咸、同、光四朝詩史，應該會比前兩 本清詩史更多筆墨論述甲午戰爭詩，卻只在第八章第五節「唱鯤洋悲歌，寫雪裏 芭蕉：丘逢甲詩」裡稍微點述一下丘逢甲〈秋懷〉戰爭詩⁹，其他近代詩人的甲 午戰爭詩則竟沒有敘述。

由於甲午戰爭詩具有很高文學價值卻研究乏人，這即是為什麼本文要選擇

「甲午戰爭詩」作為研究的對象。其實甲午戰爭詩在中國古典詩歌發展上有其特 色，前輩學者錢仲聯對此已經提供了大方向：「敘事性是清詩的一大特色，也是 所謂『超元越明，上追唐宋』的關鍵所在。」¹⁰《清詩紀事》收錄自道光以降敘 事性鮮明的詩歌數量，遠遠在前清時期之上，因此我們可以將「清詩」置換成「晚 清詩」，進一步突顯晚清甲午戰爭詩的價值所在¹¹。甲午戰爭詩反映了中國四千 餘年中朝大夢之粉碎，士階層書寫戰爭詩用以「政教諷諭」，形成了巨大的思想 衝擊，促成了民族的覺醒。如此情勢下，傳統文學自難避免遭受波及，最明顯的 是文學內容的改變，許多前所未見的新事物、新觀念都成為甲午戰爭詩所表現的

6有關中國戰爭詩的發展脈絡，可參看汪守德：《中國戰爭詩歌》（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9 年）。

7嚴迪昌：《清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新版），頁 930-946。

8劉世南：《清詩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年新版），頁 488。

9馬亞中：《中國近代詩歌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頁 506-508。

10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一冊，頁 4-5。

11梁啓超：〈康有爲嚮用始末〉，《戊戌政變記》（臺北：中華書局，1969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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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在中國文學新時代正在醞釀還未出現，傳統文學已漸走入末流的過渡階 段，甲午戰爭詩正處於這樣轉型的階段，它標誌著文學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時間 點。我們以此為基點，回過頭來反省歷來詩學研究者理出中國詩歌的傳統特徵，

從詩言志、緣情出發，以意象、用韻、鍊字、節奏等條件為線索，歸納出中國詩 歌抒情傳統的美學特徵。劉若愚名著《中國詩學》的「尾聲」說：

中國詩善於短篇抒情詩和內省的詩，但是相對地短於敘事詩。當然，敘事 詩是存在的，但是在長度上從來沒有超過百句。至於劇詩（曲），它在 習慣上總是與散文混在一起。……中文充滿單音節和雙音節複合詞，這些 由於具有固定的音調和頓音的節奏，本身不適合於長篇的詩作。……各個 具體表現出整個人生觀的偉大史詩和悲劇之缺如，或許也由於中國人精神 的流動性。在我看來，中國人的精神是實際的（pragmatic）而不是教條 的（dogmatic）……中國詩中缺乏史詩，或者至少英雄史詩的另一個附帶 的理由是，中國讀書人對於崇拜個人勇猛與武力的貶斥。……對人的命運 與生存的這種悲劇感時常出現在中國中，可是它並沒有發展為具有戲劇形 式的完整的悲劇，也許是因為中國詩人不願意描寫衝突。…中國詩也許在 概念的宏大與感情的強烈比不上西洋詩，但是在知覺的敏銳，感情的細緻 以及表現的微妙上時常凌駕西洋詩¹²。

劉若愚總結式地揭發中國詩學發展現象所提出的普遍觀念，早已被多數學者所接 受。然而，將此論置於「中國四千年未有之變」的甲午戰爭詩進行考察，當有很 多可議之處。首先，劉氏認為中國以抒清詩為大宗，但不否認敘事詩存在的事實，

其「長度上從沒超過百句」一說很明顯不符合事實。單就晚清詩人王闓運名篇〈彩 雲曲〉（104 句）、〈後彩雲曲〉（112 句）等詩都在百句以上，且甲午戰爭詩 人黃遵憲甲午戰爭組詩〈悲平壤〉、〈東溝行〉、〈哀旅順〉、〈哭威海〉、〈降將軍歌〉、

〈臺灣行〉、〈度遼將軍歌〉、〈馬關紀事〉與洪棄生臺灣戰紀詩〈臺灣淪陷紀哀〉

（1198 字）等詩史系列的作品傳世，可見晚清敘事長詩並不在劉氏觀照之列。

其次，劉氏將中國缺乏史詩與悲劇之因，歸咎於中國人精神的流動性，以及對武 力與衝突的貶斥，也需再討論。事實上，詩人面對甲午戰爭所發生的各種事件，

激憤悲慨者難以數計。閱讀房毓琛甲午戰爭詩〈仁川行〉、〈牙山曲〉、〈平壤謠〉、

〈九連城〉、〈鳳凰引〉、〈海城嘆〉，洪棄生〈臺灣哀辭四首〉、〈臺灣淪陷紀哀〉、

〈臺灣土匪紀事〉、〈臺灣官府紀事〉、〈澎湖失守紀事〉、〈停戰遣使紀事〉、〈割地 議和紀事〉、〈外國保護紀事〉、〈老婦哀〉等詩，無不是以聚焦武力與衝突的方式，

進行戰爭場景與犧牲將領的描述與形塑。如此，晚清甲午戰爭詩人展演「余不得 已」的紀實描述，積累過去傳統「知覺的敏銳，感情的細緻以及表現的微妙上」

的經驗，晚清甲午戰爭詩的苦難敘事，在「中國抒情傳統」¹³外，另有一片天地。

12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詩學》（臺北：幼獅出版社，1979 年），頁 252-256。

13旅美學者陳世驤先生在上世紀 60 年代，從中西文學比較的角度，鮮明地提出並論述了「中國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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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遵憲、房毓琛、丘逢甲、洪棄生等人對甲午戰爭的檢討與「詩史」的實際創作，

以古體樂府詩與近體組詩為主要體製的甲午戰爭詩，不只繼承以往紀實、感事的

以古體樂府詩與近體組詩為主要體製的甲午戰爭詩，不只繼承以往紀實、感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