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諷諭書寫目的

第二節 諷諭書寫目的

甲午戰爭詩諷諭書寫的策略已如上節所述。然而諷諭書寫者發言的目的經常 超出詞彙與句子本身，換言之，詞彙與句子表達的意義可以超越其字面意義，甚 至可以是與字面沒有直接聯繫的意義。要比較正確理解甲午世代詩人群體發言的 真正目的，依靠的不僅是對詩歌語言成規的掌握，更是在此基礎上，對諷諭書寫 目的之「外語境」與「內語境」作綜合的考慮。也就是說，甲午戰爭詩歌語言成 規本身，對於理解甲午世代群體發言的真正目的，只具有一種潛能的意義，惟有 在內、外語境完整的情景中，諷諭書寫者發言的目的才能讓受言者真正理解。

一、諷諭書寫目的之「外語境」

「語境」（context）一詞較多地包含著言語行為發生時的外在因素，指涉的 是發言主體所處的文化社會情境，包括歷史文化、社會體制、重大社會事件等等，

這一切為發言主體的理解方式和價值準則約定了一個基本的框架或視域，形成了 使用言語必須適應的一個文化社會性環境，它相當於語言學界所謂的「外語境」

45。任何語言表達式都是發言主體背後的那段歷史傳統的朗現，也就是說，歷史

45「語境」的英語對應詞是 context。context 這個詞最初指涉的只是某個詞句的「上下文」，即 Catford 後來所說的 co-text。它的含義被擴展成我們如今耳熟能詳的「語境」，即語言使用的情 境，這個概念是從波蘭人類學家 B.Malinowski 首先提出來。他根據自己的觀察和體會，分別於 1923 年和 1935 年提出了「情景語境」（context of situation）與「文化語境」（context of culture）

這一對概念。前者指涉的是與語言交際活動直接相關的客觀環境，後者指涉的是語言交際活動參 與者所處的整個文化背景。兩者指涉的都是「非語言因素」。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語境」的原有 含義。後來，倫敦學派語言學者 J.R.Fith 進一步發展 B.Malinowski 的語境理論，提出「意義就 是語言成分在具體語境中的功能」，並區分「語言外部語境」（external context）與「語言內部 語境」（internal context）。「語言外部情景」就是把 B.Malinowski 的「情景語境」與「文化語 境」合併論述，因為「情景語境」與「文化語境」都是存在作品文字之外，會影響到作品表現意 義的「非語言因素」。也就是說，僅從作品表層的語言文字來作分析判斷，是無法正確理解甲午 戰爭詩發言者藉戰事敘寫，以蘊藏對受言者之諷諭目的。然而，「情景語境」與「文化語境」又 不可分割，作品在某「情景」下產生，定會在某「文化」中定型。因此本文遂結合 B.Malinowski 的「情景語境」與「文化語境」的概念，援用 J.R.Fith 之命名，統稱為甲午戰爭詩諷諭書寫目 的之「外語境」。有關「語境」前後兩位學者在語言學界脈絡下發展的涵義，可參見李永生：《語 境動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7。另外，有關 J.R.Fith 如何把 B.Malinowski 的「情景語境」與「文化語境」合併論述為「語言外部情景」，並使語境理論作更詳盡地討論，

可參見 John R.Fith,The Tongues of Men and Speech,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另外，馬大康：《詩性語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史秀菊：《語境與語 言得體性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04 年）二本語言學論著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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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像情境規定著人的行為一樣，為言語構築了一片「前理解」⁴⁶的情境。

甲午世代所創構的甲午戰爭詩能飽含著巨大的諷諭意識，固然與甲午世代詩 人群體所受到的「諷諭性詩用」文學傳統有密切的關係，如本文第三章第一節所 述，更主要的還是時代造就。甲午世代詩人群體處在梁啟超所稱「吾國四千餘年 之大夢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兩百兆以後始也」 ⁴⁷的光緒時代，這是繼 晚清中國鴉片戰爭失敗，僅有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少數士人覺醒之後，整個知 識分子普遍醒悟的時代：從經濟上說，甲午戰爭的耗費與戰後的大量賠款，已使 清政府的財政瀕臨破產，國庫空虛，人民貧困已達到無法繼續生活的境地；從政 治上說，甲午戰爭的失敗把中國行之千年君主專制的根本弊病彰顯出來，已經與 時代脫節，無法繼續落實下去；從外交上說，由於甲午戰敗，使當朝權貴之軟弱 求和，以及領軍將帥之庸懦無能暴露無遺，於是西方列強把中國視作一隻睡死之 獅，而競相強取豪奪，中國面臨瓜分危機，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嚴峻時刻。

這樣的社會背景所噴薄而出的衰世風貌，激發了甲午世代詩人群體書寫戰爭詩以 諷諭時政，同時，這樣的衰世時代也為甲午世代詩人群體創構戰爭詩，提供適切 的諷諭書寫情境，所謂「詩可以怨」。以下從三方面簡要論述：

（一） 宗藩體系崩潰的時代

在華夷宗藩體系裡，藩屬國的存在是華夷觀念賴以生存的現實基礎。鴉片戰 爭前，華夷觀念一直是歷代中國處理對外關係的基本原則，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來 的朝貢體系，構成了中國對外關係的行為模式。所謂藩屬國是指涉那些由中國保 護的周圍國家，清政府與這些國家結成宗藩關係。宗藩關係一方面是中國國內君 臣、上下、尊卑的秩序在國際外交關係上的體現，清朝與周圍的藩屬國即構成了 以清朝為中心的政治文化圈；另一方面對中國來說，宗藩關係也有保護國防和邊 境安全的現實意義。

但以清朝為中心的宗藩體系，在近代西方列強的不斷叩關下，就在甲午戰爭 之後，終於徹底崩潰。先是俄國吞併浩罕，英國佔領緬甸，法國迫使越南簽訂〈西 貢條約〉，越南開始淪為法國殖民地，中國與越南之間的宗藩關係逐漸瓦解，中 法戰爭結束清政府與法國簽訂〈中法新約〉，清政府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

象徵中國與越南宗藩關係結束。後是日本將中國的藩屬國琉球置於薩摩藩屬下，

並逐漸對琉球廢藩置縣，清政府對此表達抗議，然而日本不顧清政府的一再抗 議，擅自吞併了琉球⁴⁸。中國偌大的藩屬國家實際上僅剩朝鮮一國，它成為中國

46 「前理解」是德文 Vorverstandnis 的意譯，由海德格爾首先引入，加達默爾將其作為「詮釋 學」的核心概念之一。加達默爾說：「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認為是一種主體性的行為，而要被認 為是一種置身於傳統過程中的行為。」參見加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譯文 出版社，1999 年），頁 372。

47梁啓超〈康有爲嚮用始末〉，《戊戌政變記》（臺北：中華書局，1969），頁 1。

48針對晚清中國華夷觀念與宗藩體系的改變，可參考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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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士人高談華夷之辨的現實基礎。

在甲午戰爭爆發前朝鮮半島形勢異常緊張時，中國朝野人士探討朝鮮問題時 的關注重心，往往是大力渲染中韓宗藩關係，認為朝鮮「奉正朔，修朝貢，垂三 百年，豈羈縻不絕者所可同日語哉？朝鮮不足自存，非中國無以存之。」⁴⁹甲午 戰爭期間，雖然清軍屢遭敗績，但很多士人在奏章中仍舊高談華夷秩序與羈縻之 術，認為「自古馭夷之道，不外羈縻之術而已……我朝自泰西各國通商以來，風 會更為之一變，或二十年或十數年輒一構兵。卑則我無餘地，亢則禍無已時。此 際操縱宜費苦心，不可輕於一髮也。」⁵⁰戰爭本是維繫朝貢體系的必要步驟，但 清帝國老舊的地理世界觀在甲午戰爭後招致重大慘敗，嚴重動搖了中國維繫朝貢 體系的現實基礎。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其第一款規定：「中國認明 朝鮮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故凡有虧損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 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⁵¹，徹底切斷中國與朝鮮兩國長年的宗藩關係。

中國傳統的華夷秩序觀，因為失去了最後一個藩屬國，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現實基礎，以清王朝為中心的宗藩體系在東亞也已不復存在，

歷代中國所建立的宗藩體系至此徹底崩潰。

（二） 列強瓜分中國的時代

甲午戰爭以前，西方列強角逐於中國，主要是向中國輸出大量商品，中國成 為西方列強的商品傾銷與資源掠奪的市場。列強為了輸出更大的資本，於是在甲 午戰敗清廷簽訂〈馬關條約〉之後，立即掀起搶奪中國勢力範圍的瓜分狂潮。

一八九五年三國干涉還遼事件發生以後，法國以干涉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有功 作為藉口，迫使清廷簽訂〈中法續議商務專條附章〉，將雲南、廣東、廣西劃入 自己的勢力範圍，並規定中國必須先與法國商人或礦師商量，才能在此三省內開 礦。德國同樣以幫助中國迫使日本還遼有功為名義，要求在中國開闢一個軍事與 商業的基地，雖然後來清政府反對，此事也就無疾而終，但是在一八九七年，卻 藉口山東曹州德國傳教士被殺事件，強行將海軍艦艇駛入並占領膠州灣，逼迫清 政府簽訂〈中德膠澳租借條約〉，條約保證德國獲取租借膠州灣九十九年與在山 東境內修築鐵路，以及在鐵路兩側三十里內開採礦山的特權。俄國為推行遠東政 策，也以干涉日本還遼有功為藉口，與清政府簽訂〈中俄密約〉，密約內容允許 俄國在中國的黑龍江、吉林二省境內修築一條從綏芬河至滿洲里的東清鐵路，以

書店，2004 年）上冊，頁 643-707。

49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7 年）第二 冊，頁 357。

50戚其章：《中日戰爭叢刊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三冊， 頁 151。

51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北京：三聯書店，1957 年）第一冊，頁 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