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章節安排與論題預設

一、研究方法

文本與研究者之間以「互為主體」的雙向關係，進行對話，因此，在研究的態度 與方法上，與追求「客觀實證」的自然科學有別。此一觀點由狄爾泰（Wilhelm Dilthey）的〈人文研究〉（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Human Studies）

一文正式宣告⁴⁵。人文研究在詮釋文本必須以適切的「方法」去保證詮釋的「相 對客觀有效性」，而不是將研究者的「主觀性」絕對化，讓一切論述僅憑臆想，

架空虛設一套自我論述。因此，研究者必須自覺地針對研究對象、範圍、主題而 提出一套適切的「研究方法」，以支撐研究主題論述的相對客觀有效性。

「研究方法」的設定與操作，必須以所假定研究對象的本質與知識特質作為 基礎。在有關「方法」的知識中，「方法」、「方法學」、「方法論」三個關鍵 詞經常被使用。「方法」（method）指涉的是詮釋者為了達到特定的研究目的而 採取的思維與行為的準則、步驟及技術。「方法學」（science of method）指涉的 是超越個別方法操作的經驗之上，以「方法」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就「方法」的 界義與運用的原則、規律、效用、限制，以及各種領域之研究方法的操作技術，

進行探討，並加以統整而形成一套系統性的知識⁴⁶。「方法論」（methodology）

44洪讚：《唐代戰爭詩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王福棟：《唐代戰爭詩研究》

（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12 年）。

45參見狄爾泰（Wilhelm Dilthey）撰、李家沂譯：〈人文研究〉（The human studies），載於杰 夫瑞（Jeffrey C.Alexander）、史蒂芬（Steven Seidman）主編：《文化與社會》（臺北：立 緒出版社，1997 年），頁 41-51。

46例如 Malcolm Williams 撰、王盈智譯：《研究方法的第一本書》（臺北：韋伯文化出版社，2005 年）與王海山主編、王續琨等人合撰：《科學方法百科辭典》（臺北：恩楷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之類的著作，乃是就各研究領域所見之一般方法及其運用的原則加以分門別類介述，介述所 呈現的知識屬於「方法學」的層次。感謝侯雅文老師在政大「臺灣古典詩學」課堂，對「方法學」

參考書目的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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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的是對「方法」得以成立的認識原理、原則，進行後設性的反思，其內容是 研究者針對認識對象的知識特質提出規定性的界義，相應於此一界義，進而規定 了認識主體所宜採取的態度、原則，乃至延伸出特定的操作技術。其中，又可分 為「典範式」的方法論與「一家言」的方法論。「一家言」的方法論是指涉其方 法論僅含有研究者主觀立場、態度、觀點的「一家之言」；但是當研究者能確切 的顯發某一領域之知識本質、認識原理與操作法則，而被學術社群所普遍接受，

並漸成傳統，便由一家之言推擴為眾所遵循的「典範」（paradigm）⁴⁷。

中文學界針對現代學術之詮釋必須具有「相對客觀有效性」的要求，可以顏 崑陽先生針對現代人文研究的知識性質，借用傅柯「知識型」（Épistemés）⁴⁸的 觀點為例作說明。他指出現代學者從事研究，應該要不斷叩問：（一）我對研究 對象的「基本假定」是什麼？跟前代有什麼不同？（二）新的理論基礎何在？（三）

新的問題與解答的可能觀點何在？（四）新的方法學何在？由此反思現代的人文 研究知識，必須具備「科學性」與「系統性」兩項特質。研究者一方面延續以「主 體存在經驗」去界定「人文知識」的傳統，認定「人文研究」必須以研究主體的

「理解」、「詮釋」為根本；另一方面強調此一「理解」、「詮釋」必須經過合理的

「論證」與「建構」，才能成為客觀有效的系統性知識⁴⁹。

本文對「研究方法」的用法，是依循上述學界對「研究方法」內涵的界義而 來。相較於前行相關研究成果，有些缺乏明確的「研究方法」，本文在「研究方 法」的自覺下，針對「甲午戰爭詩」進行研究。本節論述的重點是對所欲運用之

「諷諭性詩用」的「詮釋架構（framework）」與研究的基本進路、態度、原則，

進行說明。同時在此一「研究方法」下，對「甲午戰爭詩」的研究，提出具體的 操作方法。

何謂「諷諭性詩用」？必須先從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下》說起：

《易》象雖包六義，與《詩》之比興，尤為表裡。夫《詩》之流別，盛於戰

47「典範」（paradigm）是指科學研究上，被學術社群共同取法，包括研究對象的基本預設、研 究方法的原理、操作原則等，所形成一套體系性的理論與研究成果的範型。參見孔恩（Thamas S.Kuhn）著、王道還等編譯：《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85 年）。

48「知識型」（Épistemés）是傅柯（M.Foucault）提出來的概念。傅柯意識到：為何在一個時期 被一般認為是「真」的論述，而在另一時期卻會被視為「偽」。到底決定真或偽的判準為何？也 就是說，知識只是某一歷史時期下對那些可見、可說事物的佈署，而不同的時期或時代，代表 真理論述的知識亦會隨時代差異而有所變化，每一時期論述，都必然受制於「知識型」的影響，

因為知識只是當下可見、可說之事物的產物。參見 Foucault,Michel（1973）,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New York：Vintage/Random House.中譯本為 米歇爾．傅柯著、莫偉明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01 年）。

49參見顏崑陽、蔡英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視域與方法－「百年論學」學術對談〉，載 於《政大中文學報》第九期，（2008.06），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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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文，所謂長於諷諭，不學《詩》則無以言也⁵⁰。

章學誠揭示《詩經》長於「諷諭」，深於「比興」。《詩經》不僅是文學，更是 文化的載體，周人誦詩、賦詩、用詩皆在中國詩用文化傳統中展開。所以《詩經》

之作者雖然未必皆可考明，作者之意圖未必皆可知曉，但是在「用詩」的過程中，

已經賦予詩歌新的意義。在《左傳》當中「引詩言志」或「賦詩明志」之例很多，

例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西元前 546 年）中有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 之賁賁〉，子西賦〈黍苗〉，子產賦〈隰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 蟀〉，公孫段賦〈桑扈〉⁵¹，所以《論語．季氏》說：「不學詩，無以言。」《論 語．子路》也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為？」《漢書．藝文志》也說：「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

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以上皆指出「詩 用」的範圍已擴及人際往來與政治外交，可知在「用詩」的過程中已賦予詩歌新 意。

對中國「知識階層」而言，詩歌不僅有作詩者之意，也有賦詩者之意、說詩 之者意，這種特質形成中國詩歌「詩用文化」的一環。詩歌之用也常「以彼喻此」

的方式呈現，例如《倫語．八佾》：「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 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 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所以，朱自清才會在《詩言志辨》一書中從「獻詩陳 志」、「賦詩言志」、「教詩明志」、「作詩言志」四面向論「詩言志」的效能，

揭示作者、讀者、說者、聽者之不同而有所作、獻、賦、教、說詩之不同意圖⁵²。 顏崑陽先生說：「『詩學』所指涉的是將詩歌這種經驗活動加以反省思考之後，

所形成的概念性知識；而『詩歌文化』則更廣泛地涵括了與詩歌有關的一切社會 文化活動，例如春秋時代，在外交場合中，『賦詩言志』的行為，它不是一種『詩 學』，卻是一種『詩歌文化』的現象。」⁵³此說法上承朱自清的觀點且更往前推 近一步，指出「詩歌文化」是一切有關詩歌的社會活動。

魏仲祐針對晚清詩議題，陸續發表六篇論文〈論晚清之諷刺詩〉、〈中國的 諷刺傳統與儒家的文藝理念—兼論晚清儒家文化式微後之諷刺詩〉、〈黃公度的 今別離—詩界革命的指標〉、〈丘逢甲及其乙未臺灣割讓之悲歌〉、〈論清代晚 晴詩人鄭珍〉⁵⁴，試圖在尚待開發的晚清詩歌學術領域中拋磚引玉。其中，〈論 晚清之諷刺詩〉一文提出傳統的諷刺詩也就是所謂的諷諭詩。並將晚清諷刺詩分

50（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華世出版社，1999 年），頁 6。

51（晉）杜預注《春秋左氏傳注》（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 年），頁 1208-1210。

52朱自清：《詩言志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53顏崑陽：〈論詩歌文化中的「託喻」觀念：以《文心雕龍．比興篇》為討論起點〉，載於《魏 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頁 211-212。該文主要是以

「託喻」為論述重心，詮釋「託喻」一詞在各個時代詩歌文化中的含意。

54此六篇論文都收錄在魏仲祐：《晚清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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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三階段：第一階段鴉片戰爭前後的諷刺詩反映了制度面、思想面的時代缺失，

在寫作心態上還保持傳統的諷刺精神。第二階段太平天國內亂時期的諷刺詩反映 了人民生活普遍極為痛苦，這時部分作者便以真實的遭遇抒發不假修飾的真感 情，傳統的溫柔、婉勸逐漸消失。第三階段清代結束前夕之諷刺詩，這時的中國 充滿變法維新的呼聲，以及印刷媒體搧風助勢，出現許多譴責時代弊端、挖苦高 官當道，而又充滿抗議精神的詩歌，過去傳統作詩的構篇、調律、造境等工夫已 不甚講究。這些觀點對於本文「甲午戰爭詩」的「諷諭性詩用」有很好的情境認 識。

顏崑陽先生在上述所提及的論文〈論詩歌文化中的「託喻」觀念：以《文心 雕龍．比興篇》為討論起點〉的基礎上，更致力於內造建構「中國詩用學」理論，

已發表的論文有〈論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論先秦「詩 社會文化行為」所展現的「詮釋範型」意義〉、〈從〈詩大序〉論儒系詩學的「體 用」觀〉、〈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⁵⁵， 其學術宏圖可見一斑。這些論文觀點對本文寫作啟發甚大，也是本文「諷諭性詩 用」詮釋架構所援引的理論基礎。我們都知道理論的援引必須符合「調適原則」，

已發表的論文有〈論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論先秦「詩 社會文化行為」所展現的「詮釋範型」意義〉、〈從〈詩大序〉論儒系詩學的「體 用」觀〉、〈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⁵⁵， 其學術宏圖可見一斑。這些論文觀點對本文寫作啟發甚大，也是本文「諷諭性詩 用」詮釋架構所援引的理論基礎。我們都知道理論的援引必須符合「調適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