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一學科探討的盲點與侷限性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司攻佔雞籠沒多久，Taparri、Quimaurri 與 St. Jago 即於九月二十二日同來表 示歸順¹⁵²；同年，Taparri 和 Quimaurri 與荷蘭人交惡而棄社他去，卻因缺糧危 機向 St. Jago 社求救；隔年，Quimaurri 社因為窩藏公司的逃奴而害怕荷蘭人 報復，潛往 St. Jago 社尋求藏匿，荷蘭人知道後透過自己人 Domingo Aguilar 的 St. Jago 社妻子前往規勸，並一邊威嚇要對兩社用兵，使得兩社住民不敢前 來要塞¹⁵³。這幾件事說明了三社間緊密的聯繫及互助的社會網絡，才能迅速度 互通消息，達成三社共生的利益與救助機制。

馬賽人三社群間雖然有一些集體特性與內部網絡互通，但彼此間的貧富差 距還是造成了社經地位的高低之分。前面提到，Taparri 與 Quimaurri 社雖然在 西班牙、荷蘭人手下擔任外職的人數看似較多、關係較密切，但實際上可能因 為生活條件較不穩定的因素導致 Taparri 與 Quimaurri 社累積的財富較 St. Jago 社為少。

第二節 單一學科探討的盲點與侷限性

不管哪門學科，都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才是嚴謹的作法，但是問題就在 於「幾分證據」，在單一學科中，永遠都會有那麼幾個漏洞需要其他的資料來補 齊的，好比如果不是西班牙人記錄的馬賽人的存在，語言學家可能會一直以為 凱達格蘭族是單一族群，考古學家可能也不會想到舊社類型的範圍居住了兩群 人。這個章節主要探討的，是筆者在撰寫這篇論文前後，陸續發現的一些問題，

以及後來上面幾個章節的小問題可以解決與議題連貫的方法。

自從馬賽人這個詞彙出現以來，本來各自尋找自己答案的考古學家和歷史 學家之間，出現了共同的討論空間。十三行文化舊社類型、馬賽人和噶瑪蘭人，

這三個詞彙分別屬於兩個學科，在地理上卻是出現於同一時間同一範疇，這個 結果出現的時候，引發了多方學者的質疑。是不是考古學家分類錯了？還是歷 史學家的文獻資料分析結論錯了？最後出現的語言學家的結論，讓些疑問越滾 越大。

靠著「物質」還原的文化，是被建構的；而憑藉「文本」還原的文化，則 是被「想像」的；至於以「語言」來分類的文化，在此時的運用則是一種輔助，

152 康培德 2003a，頁 12

153 參見康培德 2003a，頁 12；吳佳芸 2010，頁 48

‧

‧

是分開的（陳有貝 2005c：41）。以上這四點配合其他遺物來看，確實很難分 辨出有兩個族群存在，這也是為什麼「舊社類型」會以單一文化分類存在的原 空上無法對話的問題。可惜的是，Esquivel 的記錄手稿中關於淡水原住民語言 的部分已經遺失¹⁵⁷，不然以馬賽語當時號稱連傳教士都要學來用以傳教的語 言，這些手稿中多少會留下相當於新港文書的語料價值。語言學的盲點，就是 時間與空間的關連性。Esquivel 的馬賽語文字手稿遺失對語言學家來說是一件 堪稱大憾之事，如果不是馬賽人正興盛時所記錄的語言文字，那就不是當代的

157 參看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著；Nakao Eki（那瓜）譯 2008，頁 129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的檢驗後，仍然可以將北海岸到蘭陽平原使用同一類型陶器的遺址劃歸為同一 文化類型（劉益昌 2001）。以族群與族群認同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屬於噶瑪 蘭人遺留的淇武蘭遺址，也可能是因為聚落周邊族群的文化與信仰而改變其墓 葬形式，舉例來說，接受西方傳教士影響而改信基督教、天主教的原住民，也 可能採用基督教、天主教的墓葬形式與禮儀；遷徙進入阿美族居住範圍的噶瑪 蘭人，也有可能因為長期的居住改變了族群文化認同，埋葬於其地時採取阿美 族的葬禮儀式。所以，淇武蘭遺址的墓葬形式不能代表所有宜蘭地區的舊社類 型遺址都有這樣的差異，雖然在歷史學、民族學的資料來說舊社類型的範圍居 住兩個族群，但在考古學的學科裡，能夠再分類的證據還不夠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