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志工經營與公共性社團 - 第肆章個案分析板橋社區大學

板橋社區大學剛成立時，招募了一群校務志工，這一群志工多半是抱持同情板橋社大資源不足的心態來協助一些校務工作，例如：接電話、影印、接受學員諮詢課程問題、環境清潔、、、等行政工作，並且自行安排值班表，如有活動舉辦，志工們也是主要的支援部隊。有些志工則是常常來辦公室煮晚餐給工作人員吃，將工作人員當作家人一般照顧。創校時招募的志工們，因為一起走過社區大學最兵荒馬亂的時刻，彼此之間也產生密不可分的革命情產，對板橋社區大學與行政人員的認同感更是不在話下。由於這一群志工可以說也是板橋社區大學面對學員的窗口，因此志工的培訓與組織被視為重要任務，除了透過定期的志工培訓工作坊來讓志工們瞭解板橋社區大學的辦學理念與運作，日常性的聊天談話，其實是一個最快速且有效的管道，因此板橋社區大學剛成立時，行政人員幾乎每天都看似沒在做事一樣，就是不斷的與志工『聊天』，透過聊天來瞭解他的背景、他的長處、他的個性、他的憂慮等想法，也就是說與志工的相處要幾乎是熟到不能再熟了。研究者在板橋社區大學參與觀察期間，發現每當有志工到行政辦公室時，

行政人員皆會主動與志工噓寒問暖，與志工談論時事、學校現況、志工個人學習狀況或對課程、老師的看法等，也因為行政人員瞭解志工的個別處境，才能知道每個志工的公共性有多大，因為當一個人身處困境，個人的困難壓過生命裡的公共性時，就不應勉強他跟大家做一樣的事，這就是工作人員不斷強調一定要跟每個志工都很熟悉的原因。詹曜齊回憶當初與志工相處的情況說：

『我跟你講，熟很重要啦，如果自己定位為組織者，你跟組織的人一定要熟啦，這個不能逃避。你不能把自己當工作人員啊，只負責在那裡打電腦，人我都不認識，這搞什麼組織啊，這不可能，這沒辦法做任何事，

你一定要..就是跟人家熟，沒有第二個方法，就是一定要熟！』（詹曜齊，

13）

『就是你要跟志工很熟，熟到什麼地步，熟到很像朋友一樣，就是講話會不忌諱，就是說我也瞭解他的小孩子可能大學落榜，我也沒有特別覺得我是工作人員，他是學生、他是學員，沒有啊，來就叫名字了。』（詹曜齊，12）

『慢慢談，慢慢談，慢慢你會認識一個人，因為你很熟，你認識一個人，

你就會知道他可能適合什麼，所以說社區大學的工作人員是要做組織的。』（詹曜齊，12）

板橋社區大學沒有替志工訂定權利與義務關係（附錄三），不會規定志工一定要做哪些工作或是一定可以享有哪些權利，並且認為每個人都有可能是潛在的志工，或許學員沒有去登記志工的身份，但是一旦社大需要他的幫忙或是活動需要動員時，都可以發現這一群人會出現，只是他選擇默默的認同板橋社區大學。張蕙雯說：

『我們花了多大的力氣讓他們全部參與進來，我不是把志工切割開來，

說你就做這個、你只能做這個，你如果不做這個..，然後交你志工的權利義務，我們從來不跟志工談權利義務，我們沒有權利義務問題。』（張蕙雯，24）

在 2002 年加入兩位永續就業工程人員後，校務志工的行政工作大幅減少，校務志工開始覺得待在辦公室好像也沒事做，行政人員發現這樣的狀況後也開始重新思考志工的角色問題，校務志工每天都要做的行政瑣事，是不是可以再將它的程序簡化，並且讓他們不再只是行政上的志工，因此這時候出現校務志工轉型公共性社團志工的契機，行政人員一每個志工不同的個性，希望他們可以到不同的公共性社團幫忙、協助社團運作，一來告訴校務志工這樣也是在幫社區大學、也是在當志工，二來社團本來就有依公共性而設計存在的，校務志工到了公共性社

團幫忙或許也可以引出他們更寬廣的公共性。由於校務志工是以協助者的角色進到公共性社團，因此他們開始擔任較重要的工作，肩負這樣的責任讓他們感到對社團的使命感，也讓他們因此找到認同與成就感。原本的校務志工裡面，當然也有因為個人因素而無法加入社團志工，這一部份，工作人員並不會勉強，因為每個人都有自己的狀況及想扮演的角色，詹曜齊說：

『每個人都有每個人的困境，就是說我們要假設….每個人的生命裡面都有公共性的部分，他都會有想要幫助別人、想要跟別人建立關係的部分。可是問題是，他個人的範圍可能擴張的很大，公共性可能變的很小。

比如說我就遇過幾個老師，小學老師，他從台南到台北來，考上了台北的學校，他每個禮拜都在哭啊，因為他想念他的小孩，他想要調回南部去，跟小孩子講電話就哭，跟老公講電話就哭，這樣的人，他自己的問題這樣的大，你要他怎麼表現他的公共性？很困難，他個人的困難壓過他的公共性，所以你不能勉強每個人都做這樣的事情，不可以這樣，所以你要對一個人瞭解就是在指這個，你要真的付出就對了。』（詹曜齊，

13）

目前校務志工的比例是最低的，公共性社團的志工則佔大多數，板橋社區大學認為公共性社團成立的目的是為了催生一的社區關懷團體，因此『公共性』是每個社團當然必備的精神，而為了全力支援公共性社團並鼓勵大家參與，加入公共性社團完全免學分費，至 2006 年為止板橋社區大學成立的公共性社團計有：

『社大關懷生態環境社』

『社區防疫與健康生活社團』

『台灣森林生態與部落訪查社團』

『新移民女性識字暨親職教育社團』

『文化歷史與記憶—文化資產導讀社團』

『社大演劇社』

『哲學諮商社團—理解生命的困惑』

『藝術欣賞與創作—現代藝術社團』

『東南亞文化—飲食、節慶觀光與語言社團』

黃武雄（1998）認為社團活動課程的目的，在於發展人的公領域。藉由公共事務的參與，去面對當前社會的問題，引發人的社會關懷，也提供人進行思考與討論的具體素材。以實務結合學術課程所研討的理論，學員可以得到較紮實的自我成長機會，深化自己對週遭世界的認識。另一方面學員經由社團活動，將為台灣社會的公共事務注入豐沛的人力資源。在公領域內發展緊密的人際網絡，則有利於促發民間力量的形成。

以板橋社區大學『新移民女性識字暨親職教育社團』為例，行政人員觀察志工的改變，是以認識問題的層次來看待，剛開始志工是抱持同情的心態來幫助外籍配偶，但慢慢瞭解背後隱藏的結構性問題後，志工開始出現態度上的轉變，當有其他學員用歧視性的語言談論外籍配偶的問題時，這群志工便會挺身而出來解釋這些被曲解的問題，甚至開始幫外籍配偶爭取法律上或工作上的權力。板橋社區大學『新移民女性識字暨親職教育社團』在校方及志工的努力經營下，已經打響了名聲，志工們也會陸續接到演講或經驗分享的邀請，甚至受邀到其他社大協助組織社團。

Paulo Freire（1985）對傳統識字教育的批判，除了將不識字者視為『無能』，更批判了教育者自命為『救世主』（Messiah）。Freire 指出這種對『文盲』的觀點是一種扭曲-將不識字者視為與他人全然不同的『他者』，而未認知到他們的真實

經驗以及由經驗中汲取的各種知識。將不識字者視為被動和馴化的識字教育，對不識字者而言是異化的經驗，無法感知他們是能對現實的變革有所貢獻的（夏曉鵑，2004）。因此要如何讓志工們瞭解外籍配偶需要識字的背後有其結構性問題，

需要『對的人』（社團老師）及『足夠的時間』配合，由於志工們無法馬上就近入問題的核心，因此必須慢慢與他溝通，板橋社區大學首先找到長期關心外籍配偶議題的老師來代領社團，除了有好的老師協助志工，工作人員表示當時只要有聽到學員在談論外籍配偶的事，就會馬上加入討論，適時的引導他們對問題釐清，

例如有外籍配偶的小孩感冒時，也會運用自己家鄉的治療方法來讓小孩舒服一點，但志工或學員覺得這樣可能對小孩不好，外籍配偶使用的家鄉治療方法會讓小孩生病更嚴重，這時行政人員就會靠過去與志工學員一起討論，提出『那我們自己是不是也有一些祖先流傳下來治療感冒的方法？』、『如果外配家鄉的方法會害到小孩，那麼他們的族群豈不是早就滅亡了？』等問題讓學員志工思考，詹曜齊道出這樣的過程：

『一開始他們是強勢者要去幫忙弱勢者，他們都覺得『啊他們好可憐喔，

都不認識中文，好可憐喔』，都不認識字怎麼樣的，其實人家有時候在那邊的學歷很高啊，人家只是懂越南文，不懂中文，不是人家不唸書，人家不是白癡啊，可是一般人不瞭解啊，很多志工因為..很清楚嘛，他因為經濟比人家好，他會有優越感，可是至少我們激起了他幫助別人這個心情，然後在這過程裡面我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的讓他瞭解整個背後的結構問題，會進步啊，幾年來有進步。』（詹曜齊，9）

當某一方＂A＂在客觀上去剝削另一方＂B＂，或是阻礙其追求自我肯定，不讓其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格個體時，就是一種壓迫（Paulo Freire，2004）。Paulo

在文檔中第肆章個案分析板橋社區大學 (頁 3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