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肆章個案分析板橋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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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個案分析板橋社區大學

第一節板橋社區大學的發展與現況

一、一個不分工的板橋社區大學行政團隊

板橋社區大學初創校之際，由張則周老師擔任主任帶領詹曜齊、溫苡廷、張蕙雯、林瓊華及黃泰山等五名工作人員一起運作校務。除黃泰山外，其他四位工作人員早在學生時代就彼此熟識，有著同是輔仁大學同學及學長姐的淵源，畢業後投入社會運動，即認識當時從事地下電台工作的黃泰山。這五位工作人員的共通點除了皆有投身社會運動的背景外，從大學時代就扎根心中的左派思想對他們的影響更是深厚，加上學運世代的薰陶，社會主義的人道關懷理念也是這五人在替板橋社區大學做任何校務決定時的判準依據，板橋社區大學從辦學理念、課程設計規劃、師資延聘、校園布置風格、活動主題設計，皆受工作人員左派理念所影響。詹曜齊說：

『我們五個人有一個共同特色，這個共同特色可能是其他社區大學沒有的，我們五個人都全部標榜左派，所以談社區大學的相關理念會從經濟、社會的公平、正義去理解。』（詹曜齊，2）

（1）不分工、不架階

板橋社區大學對行政工作不分工的堅持其實有其淵源，在社區大學草創初期，歷經經費問題、校地問題等重重阻礙，工作人員面對每一難關，都是透過一起討論、一起思考、一起解決問題，因此即使正式設校後，工作人員仍舊依循以往的運作習慣。他們不願將一個人分配只負責某一部份的事情，而是希望每一位工作人員都能對板橋社區大學有全盤的瞭解。溫苡廷解釋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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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本來就比較不贊成把一個人..就是規定說你只能做某一方面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的事情就別人來做，這樣也不好，因為板橋社大是希望大家都能看到全面，整個學校全面他都看的到。』（溫苡廷，14）

在台北縣社區大學剛成立時，黃武雄（1999）接受新新聞採訪時，就曾提及

『其實我比較重視的是：社區大學不是一個單純需要重視效率、重視辦學績效的地方。社區大學其實是比較平民化、鬆散的地方，但大家可以發揮他個別的才能。

也許有些時候不要那麼有效率，基本上是讓大家可以參與互動的場域，這樣慢慢發展出來的文化會有點不一樣。它不是汲汲要追求企業績效、效率，而是開放的，

像平民廣場一樣，讓大家可以參與。所以主導者不能有太強的支配欲，急著要表現什麼，但是要有比較遠的眼光去看問題。』

工作人員的社運背景，讓他們在彼此溝通的成本小很多，彈性也比較大，但這樣的社運背景也讓他們不能接受被架階，一旦有人想要去架構別人，自然就會另外有人出來挑戰他。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本來就會有糾葛，加上這一群工作人員來自不同的社運團體，帶進來的是不同的組織文化背景及不同的行事風格，因此初期的合作也不是理念合的來就能一切順遂，工作人員也經歷過一段有爭吵、有溝通的磨合期。張蕙雯受訪時笑說：

『你把那個階層架出來，很多事情就沒辦法做了，因為他就會變權責分明，當這是一個權責分明的地方的時候，就會怪來怪去，那個是人、行政的，然後就會把自己落入..就是你只管行政而不管想法。』(張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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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的意涵，人與人之間的合作，不只在理念，也在形式狀況的謀合，板橋作為一個團隊，並分像是主任或誰是高層級，說了就算，而是大家一起共同承擔責任，也承擔錯誤，所以才說都有決定權也都有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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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但當我們這個團隊的狀況和其他團體合作時，他們假如是個層級分明的團體，即便理念相合，都有可能因形式作風合不來而無法繼續合作。』

(張蕙雯，9)

（2）輪流進修再充電

因為板橋社區大學沒有明顯的分工，所有的事情都一起討論參與、一起執行，

因此就算有人暫時離開職位，也不會亂了手腳。在這裡，工作人員彼此之間有一個默契，『要把自己當成是社會改革的一份子，而不是只是一個行政人員』（溫苡廷），因此，工作人員認為組織必須不斷活化，思考也應該要一直更新、不斷注入新的想法。為了讓大家都能有再充電的機會，板橋社區大學的工作人員輪流再進修，目前林瓊華即將在法國取得博士學位，黃泰山則在清華大學攻讀博士，去年詹曜齊已經順利從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畢業，張蕙雯在今年緊接著進入清華大學人類研究所。板橋社區大學行政人員的陸續進修也為學校不斷帶進新的概念與想法，例如詹曜齊進入研究所進修後，對於原住民議題及新移民女性議題的關注有了更深刻的體會及想法，因此將這些議題帶回社區大學並找來研究所的同學一起協助社團發展。張蕙雯也將其人類學田野的觀點與其他行政人員分享，不斷的進修及永遠都有新的觀點，將讓行政團隊永遠都可以產生新的想法及作法可實現。沒有分工制度的板橋社區大學，即使有工作人員在工作期間進修學位，也不會一下子打亂既有行政運作，因為所有的行政業務是一起討論出來的，每個人都可以接的上手，溫苡廷就說：

『我們會互相 cover 啊，比如說像現在蕙雯在唸書，之前是阿吉，再在之前是泰山，我們就會做一些互相配合或調整，因為事實上我們不是明顯的分工，所以不會說少了一個人，那一塊就一定沒有了，就完全糟糕了，基本上都不會有這樣的事情。』（溫苡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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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說大家在這裡面還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而不是說這個工作場合就一直、一直把你弄得好像一個上班族。理念的探討是從來沒有放棄的，因為大家都一直在進修，一直在往這條路上走。』（溫苡廷，18）

（3）校務志工的支援

板橋社區大學剛成立時，招募了一群熱心的校務志工，七年來，這一群校務志工長期協助行政辦公室的日常業務，他們幫忙教具的管理、幫忙報名選課等事務、幫忙廣播、接聽電話、及課程諮詢等等，工作人員認為板橋社區大學能有今天的規模，所有的苦勞及功勞都是這群校務志工的，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板橋社區大學。這群校務志工也散佈在每一門課程中，有些是國中老師、有些是職業婦女、有些是退休的公務人員，也有家庭主婦及商店企業的經營者，他們來自板橋、土城、樹林等各地的大哥大姊，不但是構成板橋社區大學的主要成分，同時也成為板橋地區推動社會進步的力量（板橋社區大學，2006）。板橋社區大學為了鼓勵志工的投入，提供免費選修一堂課程，並不定時舉辦相關培訓課程與活動。

另外，為了鼓勵公教人員及中小學教師參加志工社，研習時數也都以最高時數計算。對於板橋社區大學將一些行政運作交付給志工負責，溫苡廷的看法是：

『要看你的開放性有多大，你願不願意把學校的其他成員也放進來，讓他們成為學校的一部份。如果願意，很多事情就會變的很簡單，那你如果都不開放，就是想要工作人員來掌握這一切，那就會比較困難，當然很多事情會多到你做不完，可是我覺的我們還好，你要抓的是大方向，

很多細部的事情很多人會幫你達成。』（溫苡廷，14）

（4）永續就業工程人員加入

2001 年，職訓局推出永續就業工程的計畫，板橋社區大學也申請了兩位名額，

並在 2002 年獲得補助，在這兩位工作人員的加入之後，也大大減輕了校務志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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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的行政業務量。板橋社區大學在選擇永續就業工程的工作人員時，並不是抱持著『大家都想挑年輕力壯的年青人』或是『要有一技之長』的想法，相反的，

深受左派思想影響的這一群工作人員，在當初來面試的十幾個人中，他們選擇裡面最弱勢、失業最久、年紀大又沒有特殊一技之長的人，研究者在實習期間曾就此問題問過行政人員的想法，三名主要行政人員不約而同的回答：國家既然有心花這筆錢，就應花在刀口上，最應該得到這一比幫助的人應該是最弱勢的人，有特殊專長又年輕的人，自然會有其他單位要他們。這一群最弱勢的人已經被社會遺棄，如果社區大學不幫他們，再讓他們回到重視功利的資本主義社會裡，仍然會遭到漠視。詹曜齊說：

『永續就業工程只有八個月，其他社大大多在結束時就將人辭掉，但是板橋社大沒有，至今已經將近三年了。因為如果把他們辭了，他們又要失業了，板社大希望只要社大一天不倒，就不會把他們辭掉。』（詹曜齊，

P6）

透過永續就業工程計畫來的人，到了社區大學後，必須再用些心力來讓他們瞭解社區大學的淵源、幫助他們適應工作內容，因為他們本來就不是從社區大學的脈絡出來的。另外，政府只補助永續就業工程人員八個月的薪資，且最高工資也不超過每月新台幣 16,720 元，但工作人員表示，只要板橋社區大學一日不倒，

就會盡全力續聘他們，不讓他們再度失業，且盡量以加班名義來替他們額外加薪，

因此這些因為永續就業工程而來的人，目前也都繼續留在板橋社區大學工作。這也是板橋社區大學向來不太喜歡辦大型活動的原因，因為一場活動的開銷，往往就可以多支撐永續就業工程人員往後的的薪資。

板橋社區大學共申請兩次永續就業工程人員，包括第一次申請時的兩位續留人員，目前共有四位，且也都逐漸扮演起行政團隊裡重要的角色，三位主要的工作人員因此不喜歡人家再說板橋社區大學只有三位工作人員就可以辦一個社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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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因為尊重其重視其他一起為板橋社區大學付出的人是很重要的，如圖 4-3，因此他們現在喜歡說：『我們有七位工作人員，及一大群志工一起稱起板橋社區大學』。

專職人員行政人員

永續就業工程人員

學員講師

社團志工志工校務志工

文化歷史與記憶—文化資產導讀社區防疫與健康生活

台灣森林生態與部落訪查

新移民女性識字暨親職教育初階東南亞文化—飲食、節慶觀光與語言社大演劇社

哲學諮商社團—理解生命的困惑藝術欣賞與創作—現代藝術社團免費公共性社團

生活藝能

學習型社團布的藝術—玩布中尋創意 A 班布的藝術—玩布中尋創意 B 班學術性課程

人文學

社會科學

板橋社區大學

自然科學

圖 4-1 板橋社區大學校務運作簡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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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學理念

黃武雄（1998）認為辦學應有三個層次的目的，使學習者從教育過程中得到：

1、知識性的操作訓練；2、問題分析能力的培養；3、詮釋、批判與創造力的發展。

板橋社區大學認為社區大學做為一場社會改革運動，既然要對抗的是既有的套裝知識系統，那麼學院裡所傳達的一切，就是造成今天所見後果的動因，因此，社區大學所要展現的批判性首先就要針對我們習以為見的知識體系，因此，板橋社區大學將『整體性知識的實踐』做為辦學的理念，並認為對知識解放鼓動者來說，

套裝知識所形成的世界是一個逐漸向資本主義傾斜的世界，那麼，透過『整體性』

理解資本主義運作邏輯的知識就是最可能達到『知識解放』的途徑。固守在分科角度的人很難理解整體性知識，但一般民眾反而是活在整體性知識裡，喚醒民眾對自身整體性知識的信心及打破對階級的崇拜，是板橋社區大學一直一來的理念。

我們的總體性知識理解可以在公共性社團的發展中找到實例。三年前，

大漢溪上游泰雅族部落的發展問題開始進入我們實踐的範圍，以空間來講，大漢溪流域或者早年板橋都市的發展其實都與河流上游部落的命脈落息息相關。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大漢溪流域的發展、環保、文史、上游泰雅部落的族群文化、經濟方式等等，空間上橫的流徙，卻都同樣受制於漢人的經濟活動。一旦視域進入經濟活動，則「現代化社會」所帶來的新的生產方式又將大漢溪流域劃入台灣整體經濟的發展過程裡，表現在泰雅族部落的就是傳統「知識系統」的瓦解，取而代之的就是現代化的「知識」。部落發展的理解如果到達這裡，整體性的範圍就昭然若揭，問題如果走得更遠，恐怕連「公民社會」如何成為運動的目標都要從這個知識系統的撞擊過程來重新思考。（引自板橋社區大學網站，

2006，資料來源：http://www.pccu.org.tw/about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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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潛在課程的規劃與現況

除了學術、社團活動、生活藝能三大類課程的設計安排，板橋社區大學也曾經運作過『公共論壇』、『文化夜市』、『課程交流暨師生座談』等潛在課程。

『課程交流及師生座談時間』的操作方式是在每門課三小時的課程中，規畫課程後半段四十分鐘時間為『課程交流暨師生座談』，除了學員選修的本門課之師生座談外，學期中還安排其他課程的講師進行講演及交流，讓學員的視野及觀點寬廣。但在實際運作後，目前已取消這項措施，黃武雄當初設計這樣的溝通模式是希望可以有別與體制內的學校，能夠達到師生關係拉到平等的位置，但社區大學本身的構成就跟體制內學校不一樣，學生多半已是社會人士，已經不至於會有

『怕老師』的情結，且師生的溝通管道，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方式都可以，

實在無須再規範一套機制來運作。因此，目前板橋社區大學不再特別設定這項安排。

『文化夜市』則是在每天八點到八點半這段下課時間舉辦，活動內容可以是新課程介紹、新老師自我介紹、課程表演、個人才藝展現、、，整段時間就像江湖賣藝一樣熱鬧。剛開始同學也很樂於參與，不過慢慢出現一些問題，例如因為舉辦文化夜市，讓課程的結束時間往後拉長，同學回家時往往已經超過十點多，

以社區大學學員多是女性來講，確實有安全上的憂慮；另外，由於教室的分佈位置，使有些學員為了參加文化夜市必須下樓到籃球場，除了會拖延上、下課時間，

也會使人不願在上樓、下樓間來回往返。但讓大家最困擾的是環境空間的問題，

沒有一個可以讓活動聚焦的場地是文化夜市目前暫時停止舉辦的主要原因，但是板橋社區大學表示一旦有機會換到新校區，若有好的環境空間，文化夜市也將恢復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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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公共論壇週』，目前是在學期中安排一至兩週為公共論壇時間，針對時勢及公共議題，邀請校外專家學者、校內老師或志工學員進行講演及座談，所有師生將一同參與討論。

『公共論壇』是板橋社區大學投入非常多心力的重點工作之一，從社大剛成立到現在，歷經幾次形式上的變動。首先是在每週六舉辦公共論壇，但發現很多學員在星期六仍然必須工作，因此使他失去參與的機會，而能在星期六出席的也永遠都是同一群人。因此，便將原本一學期會有十八次的公共論壇，集中在第八週、第九週舉辦，每天都會有場次，並要求師生一同參加，學員若參加五場公共論壇以上，則可在下學期免費選修一堂學術性課程。

在公共論壇的主題方面，剛開始是以單一議題為討論主題，例如以『核四』

或『水資源』為主題規劃一系列講座，不過一旦學員對此議題沒興趣，也可能連續一週不來上課，有些學員也會因為對所規劃主題心生不滿而排斥參加，例如將

『核四議題』簡化為『藍綠問題』。因此公共論壇的主題開始朝多面向發展，型式方面也加入影展、記錄片展等，在邀請講師部分，工作人員也開始請校內老師或公共性社團的志工擔任演講者的角色。

除了『公共論壇』、『文化夜市』及『課程交流暨師生座談』等有確切形式的

『潛在課程』，板橋社區大學認為校園環境的布置亦是影響學校師生對社區大學理念認知的重要管道。因此板橋社區大學不是將有限的校園環境拿來做公告是項用，而是以看板、圖示等介紹學校所關心的公共議題、公共性社團的介紹及社區大學的辦學理念等，試圖營造出一個有辦學理念氣氛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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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性社團的發展

社區大學的目標應是對社會『整體知識』的反省，並發展實踐的方案，透過集體的行動改革社會。在這個觀念下面對社區的經營，會著重課程教學以及社團組織兩面向，希望個體從生活於社區的點滴事務、生命經驗和社會理解開始，引導其投入社區公共事務工作，從社區中面臨的各種問題，找尋集體運作與解決的方針，並同時於實踐的過程中，不斷回頭反省社會整體知識的發生根源。簡言之，

社大在社區中的定位不只是在地性的回應社區居民的需求，發崛社區的特色，同時立足於社會中，以集體實踐的方式反省知識的理解與概念（板橋社大，2006）。

板橋社區大學的公共性社團主要是由校務志工轉型成立的。在永續就業工程的工作人員加入協助辦公室行政業務後，平時忙碌的校務志工因此閒置，工作人員重新思考志工的角色，於是工作人員開始帶領志工辦讀書會或電影欣賞討論會來培訓志工，同時由於工作人員與志工們都非常熟捻，瞭解每為志工的背景及性格，於是便鼓勵志工們可以到不同的公共性社團幫忙，因為這樣也算是當志工，

因此多數的校務志工漸漸加入公共性社團轉型擔任『社團志工』的角色，在社團裡，他們不但是板橋社區大學與一般學員的最佳溝通橋樑，同時也能在社團裡扮演起催化性的角色，擔任社團幹部甚至領導社團運作，因此在社團裡肩負使命的責任感，讓他們找到了認同與成就感。以『新移民女性識字暨親職教育社團』為例，該社團剛成立時，連課本、教材都沒有，全部都是由志工們自己討論出課程內容、編輯教材，可以說是從無到有的一個社團，志工們也從來沒有上台教學的經驗，但他們在不斷的教學試驗中修改方式及內容，幾年來的努力經營經驗，也讓這一群志工們經常受邀演講，甚至到其他社區大學提供支援或協助社團的組織。

板橋社區大學認為公共性社團成立的目的是為了催生一個社區關懷團體，因此『公共性』是每個社團都必須要有的精神，至 2006 年為止板橋社區大學成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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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社團計有：『文化歷史與記憶—文化資產導讀社團』、『社區防疫與健康生活社團』、『台灣森林生態與部落訪查社團』、『新移民女性識字暨親職教育社團』、『社大演劇社』、『哲學諮商社團—理解生命的困惑』、『藝術欣賞與創作—現代藝術社團』。其中，資深新移民女性社團志工及參與社團資歷較長的外籍配偶在本學期合作開設了『東南亞文化—飲食、節慶觀光與語言社團』，而成軍多年的『大漢溪保護社』，則轉型成為『社大關懷生態環境社』並在志工們的主導規劃下，開設一門

『認識大自然—台北自然誌』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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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板橋社區大學的環境觀

台北縣社區大學由於運作團體不同，因此各有其主要定調及走向，例如蘆荻社區大學在夏林清老師的帶領下，多以工運及婦女運動工作者為主要班底；板橋社區大學張則周老師則有兩個主要背景，一個是教改的背景，另一個則是環保運動，曾經擔任台北縣環評委員，也參加環保團體，農化系的自然科學背景，讓板橋社區大學在成立後也就往環境保護這方面去努力。張蕙雯說：『隨著這個社會發展的過程裡面，所產生的很多污染，他對於這些污染感到憂心，覺得應該要去控制，然後要去做保護，但是因為他其實有心想往這邊推，所以其實在我們的團隊也會就順勢想往這裡』。

一、工作人員對環境的觀點

在板橋社區大學工作人員眼裡，資本主義邏輯裡的世界，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是無法決斷切割的。何明修（2006）指出，在以往，勞動者的組織往往是與環境團體相對立的。工人經常與製造公害的工廠站在同一邊，他們認為反公害的訴求將傷害他們的工作權。台灣的環境團體發現在樣的矛盾，工廠圍牆內的污染算是工業安全衛生，是勞委會的管轄事項，但是圍牆外的污染卻是環保問題，是環保署的業務。勞動者往往是工業污染的第一個受害者，他們也最瞭解生產線的實際狀況。環境運動者由於其專業中產階級的的背景，經常忽略了勞動著對於就業安定的渴望，而導致了環境權與工作權之間的衝突。以流經板橋的大漢溪為例，

被關注的不應只是大漢溪板橋段的自然生態環境，大漢溪沿岸工廠的污廢水問題對河川的影響、在工廠裡領微薄薪資的勞工們、近年因為工廠外移而產生的失業勞工問題、目前工廠裡的外勞問題、台灣社會對外籍配偶的需求、大漢溪上游泰雅族原住民的族群文化、經濟方式、、、這些問題都由大漢溪所串起，板橋社區大學要打破的是資本主義過份強調的個人主義思考模式，要大家再次省思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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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詹曜齊認為探究環境問題的時候，更應該同時面對資本主義的問題，環境問題就是整個台灣的經濟結構問題，因此對於任何環境變動，應該去發掘背後的各種力量，如此整體性的問題就不能只是用『地方』的思考去解決。詹曜齊對環境的理解是：

『我所理解的環境是，這是一個空間。一個資本主義的邏輯裡面的空間，

資本主義控制了一切的東西，所以底下的人的思想、宗教、愛情觀、價值觀都順這個東西。一個人他的愛情觀、他的價值觀他的人生哲學，都是符合這個資本主義的，然後越搞越嚴重，那你如果要改變這個社會，

就是要去告訴他：你會這樣想就是因為這個東西控制你。』（詹曜齊，38）

張蕙雯以他帶領社大志工的經驗表示，志工們最初的環保概念會停留在『保護自然環境』，但當他當帶著志工們漸漸去深入瞭解問題時，就會發覺只用自然環境去思考是無法真正行動的，例如如何去面對農人種出鎘米的問題，他們也是受害者，難道就只要限制他們不去使用土地就沒事了？當大家開始深化社會面與自然環境互動的部分，便會發現環境有非常複雜的重疊性，因此板橋社區大學不斷找進更多不同的觀點和不同領域的人來充實原先的觀念和落實的行動。

二、操作歷程

板橋社區大學計較的是整體性的環境問題，從課程、公共性社團、公共論壇主題的安排裡可見端倪。在課程安排設計時，明白一般民眾無法跳過自然環境而直接進入社會環境來討論他周遭存在的問題，瞭解這個急不得的道理，在剛開始的課程安排，便邀請野鳥協會、自然步道協會、荒野等團體來開課，以讓民眾願意接近自然為第一步，接下來才有機會將學員從同好團體提升到關注自然與社會的互動，這樣的課程場場報名爆滿，除了代表成功跨出第一步，也顯示民眾對於親近自然其實是有期待、很想去認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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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r（1992）曾經提出六個理念做為環境教育的基礎：

1. 所有的教育都是環境教育

2. 環境議題是複雜的，不能在一個科目來瞭解

3. 對居民，教育是發生在對一個地方的對話，要有好的對話特質（真實的和有力量的），對話不能急，要順應自然的節奏，對話要有建設性 4. 教育的方式與其內容是同等重要，環境教育必須改變人的生活形態而非

說說而已，而且學習是在學習者的生活情境中，是參與和經驗 5. 在自然環境的經驗是重要的，而且有助於好的思考

6. 教育要與如何建構永續發展有關，使學生有能力與自然相處

有了先與自然環境親近的經驗課程，板橋社區大學再透過公共性社團、公共論壇、及戶外參訪活動來拉高學員對環境的理解層次。在跟老師討論與瞭解學員狀況後，第二年下學期的課程安排，已經開始找尋一個對環境整體性瞭解的方向，

因此在第三年即建構出為期兩年四學期的環境學程，每學期安排五學分的課程，

兩年下來，共計二十學分，修完全部課程的學員並不多，板橋社區大學在意的也不是完全修完學程的學員數有多少，而是在這過程已經慢慢出現一些種子學員，

對於學程設定的課程他或許沒有辦法全部都修，但是戶外環境參訪的活動他願意參加，環境問題的討論他願意參與，也就是說如何讓這一群種子學員繼續凝聚力量維持關懷社會的熱誠，是工作人員想要積極處理的問題，於是在板橋社區大學成立的第四年，當各種公共性社團陸續成立時，『關懷環境生態社社團』也順利成立了。社團裡當然有修完全部環境學程的學員，而這一群人憑著他們對環境較完整性的理解，讓他們更有意願與勇氣在眾人面前展現他們的所學，也因此讓他們成為了大漢溪的導覽員，導覽時所呈現的內容，也從剛開始較著重在文史與自然生態的介紹，漸漸加入更多他們對社會因素與自然環境間不可切割的理解，張蕙雯一次又一次跟著由社團導覽的『大漢溪深度探索之旅』，深刻體會大家的轉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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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他們的改變，那個導覽已經不再是對生態環境或文史的解說，他們已經開始會去討論這個大漢溪的環境跟社會環境變遷的相互關聯，那個改變他們或許不自覺，但是卻會讓我們在旁邊看了覺得很有成就感』。（張蕙雯，P13）

板橋社區大學以整體性的角度看待『環境』，包括無法切割獨自討論的自然環境及社會環境，進一步觀察他們所關心的社會環境，其實可以用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階級）來理解，這也是批判教育必定碰觸的問題。馬克思的經濟與社會觀念形塑了批判教育學的根源，馬克思相信學校教育一直是被用來做為菁英價值體制化，並灌輸人民使其不自覺維繫這些價值的工具（黃柏叡、廖貞智，2005；Joan Wink，2000）。而 Paulo Freire 之所以會被他的國家監禁並放逐，也是因為他不只教農民識字，透過識字，他還教農民受壓迫的理由，也就是不只是教農民『閱讀文字』，而是教他們批判的『閱讀世界』（Freire ＆ Macedo，1987），Freire 教農民用他們的知識和讀寫的能力，去一再地檢視主流社會所塑造的權力結構，例如板橋社區大學對於新移民女性社團成立的目的並非僅止於教導外籍配偶學習中文或如何融入台灣的生活文化等實用功能取向，更大的企圖是是要讓整個社團的志工及外籍配偶能瞭解他們彼此在這個社會結構裡的相互關係，也唯有經過瞭解與反省才能進一步的檢視社會環境裡的結構與階級問題。

板橋社區大學強調用整體性看待環境的重要，可以藉由 Paulo Freire 對問題焦點化或整體性看待的差異分析來解釋。Paulo Freire（2004）認為壓迫文化行動中有一特徵，幾乎從未被那些努力的、但又天真的相關專業人員所察覺到，這個特徵就是將問題『焦點化』，但卻又不把問題當成整體性的問題。他舉社區發展計畫為例，當一個區域被分割成越多的『在地地區』（local communities）時，

卻不將他們本身視為整體性（地域或區域等）或是另個更大的整體性（國家或整個州），的部分來研究時，其間的疏離感就愈強化。當民眾愈異化，就愈容易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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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分裂，而且這種分裂還會持續下去。這些焦點化的行動形式，一方面會阻礙受壓迫者使他們無法批判察覺到現實，一方面也會使他們孤立於其他區域受壓迫者的問題之外。從台灣近年來的環保運動理可以尋得一例，美反濃水庫運動在目前看來是成功的，稍以『整體性』的架構看待他，則發現，原本是一個在地性的水庫興建與否問題，接下來的運動論述愈顯擴張，從區域性的供水問題，擴及整個南台灣的流域供水計畫、國際間的水資源使用現況、國家產業結構問題、農村的產業結構問題，這使整個運動結合了國內外相關環保團體、文史團體及學界的支援。何明修（2006）的研究指出美濃運動者以更宏觀的是也看待水庫議題，他們所爭辯的不只是要不要在美濃蓋水庫，而是農村的前景問題。因此，他們能夠將容易被忽略文化的面向帶進運動中，提出新的抗爭訴求。

再以板橋社區大學在 2006 年的淡水河溯河計畫來解釋他們整體性的環境觀。

『淡水河溯河計畫』原本是台北藝術大學吳瑪俐老師想以生態藝術的角度進行淡水河溯河活動，讓大家透過溯河以最近距離的方式貼近淡水河。在與板橋社區大學接觸後，整個計畫擴大為長期且較多面向的計畫，合作團體結合了二十二所社區大學、民間團體、文史工作室、藝術劇場及淡水和流域裡的大專院校系所課程。

溯河行動的過程分成記者會、四次溯河行動、繪製淡水河域綠色生活地圖、生態藝術展、四場溯河行動對話座談會、行動宣言等活動項目。

詹曜齊（2006）對於這次的溯河活動計畫的成果有以下看法：一、這是一次結合社區大學與民間團體的大匯集，平常這些團體各自在自己的領域中為環保盡力，但這一次的溯河活動在淡水河的號召之下，共同為未來的合作奠定了基礎。

二、溯河活動因為有社區大學的介入，不再只是限制在環保團體之間的共識，而是將淡水河問題直接導入社區大學的意義中。社區大學長期與地方民眾接觸，也讓淡水河議題顯的更貼近民間生活。三、淡水河溯河雖然在形式只是一次藝術行動，但在意義上，透過這樣的藝術活動，社區居民得以選擇一種美學表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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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自己對生活周遭的想望。例如淡水河綠色生活地圖、藝術展等都是在環保運動中不曾見過的方式。透過這樣的方法，參與者可以得知，環保問題的表達可以是多面性的，他可以介入政治、經濟、當然也可以介入美學。四、行動對話的意義在這個過程裡被突出，因為溯河行動不是一般意義上的旅遊，也不識自然風光的緬懷，而是在一種尋求環境與歷史的對話關係中，所做出來的追溯。

參與的民眾透過活動體驗後所得到貼近環境的震撼，是社區大學最重要的精神，也是『學校在窗外』最真實的實踐。這次的淡水河溯河行動是奠基在歷史、

族群、生態、水文及藝術下的環境行動，試圖以『整體性』的觀點來構築整體計畫，從參與者的角色、關切的面向、表達的方式，都盡量避免過於『焦點化』而使觀點狹隘，而這一次活動人力與資源的累積，則是接下來每一次關切淡水河議題時的能量。

板橋社區大學對環境的觀點及實踐的方式在王順美（2004）探討 Orr（1992）、

Greig and Pike（1989）、Sterling（1993）及 Smith and Williams（1999）等對環境整體觀的論點裡可以得到呼應。Smith and Williams 提出的生態教育原則為：一、建立人以實地的體驗去親近自然。二、透過跟長者學習及探討自然和人類社群的關係，建立在地意識（the sense of a plac）。三、與社區有互動的經驗，產生一種身為社區一份子的意識。四、建立一些能幫助人及自然環境的技能，

如社區服務。五、介紹有助於地方文化及自然環境的職業，讓孩子瞭解長輩的工作或與長輩一起工作。六、能培養積極主動者，以支持社會公義、生態永續的原則，與地方、區域、國家政治結構做協商。七、能批判當代工商文化中的假設，

探討人們如何擷取自然資源。Sterling 以整體倫理觀來論述環境教育及永續，他呼籲環境教育學者在推動環境教育時，要區別化約主義科技導向的典範，並積極的以整體式生態導向典範將生態思維融入生態、景觀、經濟、社區及文化的實踐上。Greig and Pike 則是批判大多數的學校採取機械、破碎式的世界觀來安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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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學校行政管理，以致於分科極為清楚並且有很明確的課程表，雖然井然有序，但也限制了許多有意義的學習。老師往往只談到他擔任領域的知識，對於跨領域的部分有所保留，避免多過多、撈過界，而且會將教學視為是知識的傳遞過程，並給予標準答案，強調量化的紙筆測驗。機械、破碎式的教育關很少在戶外進行教學，也很少談到環境的破壞、貧窮等議題，因為牽涉到太多領域，很難切割、講授。

從 Orr、Greig and Pike、Sterling 及 Smith and Williams 的文章論點裡，

不難嗅出皆批判檢討了為符應資本主義而產生的再製的學校教育，他們同時也強調整體性的看待環境及知識的重要。以上學者皆為學校的環境教育觀做出反省與檢討，而這樣的論點也已在台灣的社區大學運動的理念裡得到呼應社區大學目前的運作不似傳統學院深受體制的規範與束縛，因此只要該校的行政團隊願意嘗試，皆有機會一一實踐這些理念，探究的過程或許順遂也可能必須修正方向，板橋社區大學即是把握體制外的教育方式實踐社會改革的機會。

板橋社區大學的行政團隊認為所關切的『環境』就是整體社會環境，那麼接下來所運作的每一件校務，包括公共性社團的成立、公共論壇、講師挑選及校園空間布置等等，皆是實踐關懷環境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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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整體性知識的實踐？板橋社區大學的校務運作

黃武雄（1997）認為教育本來有三個層次的目的：使學習者從教育過程中得到（一）知識的操作性訓練，（二）問題分析能力的培養，（三）詮釋、批判與創造力的發展。但台灣教育普遍重視第一個層次的知識性操作訓練，沒有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力，在詮釋、批判與創造力上的成長更只有壓抑。在面對問題時，

知識份子普遍擅長使用套裝知識來解決；而提早進入社會的民眾則多半能從自身經驗出發來面對問題，也就是所謂的經驗知識。黃武雄認為受教育的意義在於打開人的經驗世界，因此在辦理成人教育時，就應該用這種觀點來擬訂教育方式及內容。運用成人大眾在生活與工作中累積起來的主體意識，運用他（她）們比較擅於分析周遭問題的能力，提供他（她）們延伸自身經驗的環境與機會，教育的成效自然加倍（黃武雄，1997）。

另外，有感於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疏離，黃武雄也認為由下而上的民間力量若能形成，台灣社會的重建才有希望。因此黃武雄對社區大學下的理念『知識解放』

與『公民社會』，幾乎為目前每所社區大學奉為圭臬，只是在多所社區大學異口同聲的表示認同黃武雄理念的同時，有幾所能清楚明白這樣理念的用意，否則也不會在淪為民眾質疑是否淪為才藝型補習班的同時，還意正嚴詞的表示理念與現實運作一定會有落差。對板橋社區大學來說，理念的落實一定會遇到困難，也不可能馬上達成，但這樣的想法不能失去，理念的探討也不能停止，只要方向一致，

作法皆可不斷修正、改進，經過時間的累積，成果就會一點一滴的展現出來。板橋社區大學累積了八年的辦學經驗，在同一批工作人員的運作下，理念實踐的軌跡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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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板橋社區大學的自我定位及對教育、知識的看法

板橋社區大學當初設校時的五位工作人員，皆以左派自居，濃厚的社會主義氣息在他們身上展露無疑。板橋社區大學的走向依循著工作人員的思想脈絡往前進，『社區關懷團體、人文藝術展場』是板橋社區大學對自己的定位，這裡所指的

『社區』，並非從地理位置來理解而僅指向板橋，外配議題、環保議題、原住民議題、、、等當然不會只出現在板橋，結構性的問題存在於社會每一個角落，對身邊可及的人、事、務伸出關懷的手，是理念實踐的第一步，資本主義以經濟上的自由主義為競爭與發展裹上一層糖衣來替諸多不公不義的社會現象做解套，因此民眾只計較自己的利益卻對公共事務充耳不聞，忽視自己也是社會結構裡的一環，板橋社區大學想喚起民眾對周遭環境的關懷，當民眾不再只關注自身利益並開始嘗試整體性的思考模式時，『公民社會』的理念才有起步的機會。

一般民眾對藝術的看法多半被學院所把持，板橋社區大學要發展的美學，是民眾可以真正參與的藝術，沒有買賣也沒有學院意識。『現代藝術』是板橋社區大學想推展的美學，其本身有反資本主義的意涵，裝置藝術很難買賣，行動藝術更是不可能買賣，這種對美學的看法是真正符合社區大學的精神，美學作為現代生活的一環，不應被理解為僅有中產階級所能達到，『人文藝術廣場』要解放的即是美學之於民眾的距離與姿態。一般社區大學對美學的態度反映在課程上多半以技術派或藝術治療來呈現，板橋社區大學對美學的實踐則是隱含著對資本主義邏輯的抵抗。

黃武雄對社區大學運動賦予深層的意義是解放知識及催生公民社會，而知識解放的意義則在於白話知識，將知識重新定位，還給他本來面貌，除了解構套裝知識，重塑長期被遺忘的經驗知識地位，也是社區大學的重要任務。既然知識做為社區大學用來理解社會的管道，那麼只有改變現存的知識體系，才有機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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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黃武雄視為不公平、不正義的世界，那麼，這裡需要先釐清的是就對『知識』

的理解。黃武雄的社區大學理想中，反菁英主義是一個不可忽視的動機，在他的理解下，知識相當程度隔絕了知識階層與一般大眾的關係，同時也成了知識菁英們的優越感來源。問題是，如果所謂的知識仍然是學院的、殿堂的，而只是以淺白的民眾語言來傳授，這個知識的本質並沒有受到挑戰（詹曜齊，2002）。也就是說這種讓學院的知識不再黑話，就是社區大學對知識解放的理解嗎？詹曜齊在訪談中表達他對知識的看法：

『像我個人來講，我就覺得說知識是一個控制，在現在這個社會裡面，

知識是一種控制你的思想、控制你的價值觀、你的一切什麼東西、言行的一切東西，你可以用意識型態來接近，接近這個東西，用意識型態來理解他，就是說這個時代他有一種意識型態，學校透過教育來傳達意識型態給一代一代的人，鞏固這個資本主義。』（詹曜齊，4）

至於對知識體系的認知，也是需要深究，例如在原住民的知識體系裡，對土地的看法就與漢人不同，原住民將土地視為是大自然的一部份，對土地並沒有所有權的的觀念。如今台灣的漢人受『現代性』的影響，也就是整套西方傳來的知識系統，西方現代性的觀念改變了台灣漢人的知識系統，而我們又再改變原住民，

因此社區大學究竟要傳達什麼樣的知識是最重要的事，沒有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社區大學運動終將是空的。對知識解放鼓動者來說，套裝知識所形成的世界是一個逐漸向資本主義傾斜的世界，那麼，透過『整體性』理解資本主義運作邏輯的知識就是最可能達到『知識解放』的途徑（板橋社大，2006）。

蔡秀美（2002）針對社區大學提出較為忽略的學習層面與推動策略，他認為

『社區大學以知識解放和公民社會為其辦學特色，理想性崇高，但資源不足，也因不重視職業技能的培養，課程較少規劃職業導向的課程，因此使得企業與社區大學的合作或資源共享的動機變的薄弱，也間接影響了社區大學的經營。』，這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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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慮是蔡秀美似乎忽視了社區大學運動的本意與意圖。社區大學設立的目的不是如林清江、黃富順、楊國德、胡夢鯨等在 1995 年教育部委託的計畫『籌設新型態成人及繼續教育學院可行性模式之研究』裡面提出的建議，該報告建議我國新型態的成人繼續教育機構可以朝向以下三個方向：單向設置社區學院、由大學負社區學院，以及由現行機構如專科或社教館改設社區學院，以做為成人修習大學一、二年級的副學士學位課程，或其他終身學習管道。此等社區學院的性質其實與大學先修班無兩樣，所學習的課程當然也不會跳脫傳統學院裡的知識系統，這與美國的社區學院有異曲同工之處。馬克思工具論者認為美國社區學院的起源及影響都被過份美化，社區學院的成立主要是菁英份子為了階級區分所推動，而非公共利益，因此，其主要角色不過是再生產資本主義社會不平等而已，其職業訓練課程都是根據資本家的需要而設，社區學院維續了勞工階級家庭不變的階級位置，也使得資產階級子女所就讀的大學維持優越的地位，因此 Bowles 和 Gintis 的經濟再製論將學校教育分為三個論題：（一）教育做什麼：再製。（二）教育如何再製：透過符應原則。（三）負責再製的力量：經濟結構。（Bowles,Samul, and Herbert Gintis，1976；Zwerling, L.Steven，1976）。也就是說黃武雄無意將社區大學定位為生產與再生產資本主義勞動力的養成機構，幾次接受李天健訪談時，黃武雄即語重心長的道出：『如果沒有民間力量的形成，又沒有第三勢力的興起，那麼台灣就會走向最惡質的資本主義』。

關於一般人對社區大學的理解多半將他視為是一種個人進修、個人成長、或充實生活內涵的地方，不太會把他當作是一個有強烈的公共性且具有社會改革功能的地方，黃武雄則認為這跟台灣的政治與社會幾十年來一直由菁英階級在主導有關，因此發展中間偏左的力量是必要的，沒有這股主張由下而上的力量，很難有公民社會的出現。另外，倘若社區大學的設立要完全遷就市場需求，遷就著社區居民原有的興趣，只提供休閒性、藝能性的課程，而公共性、學術性的課程沒有被強調，一旦定型，再度轉型就會非常困難，並且可能反過來成為以後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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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力。辦社區大學本來就是要扭轉大家原有的工具主義、擴張主義，如果只滿足居民原有的興趣，就無法改變這社會的習性，也就不需要辛苦辦社區大學了。（李天健，1997；2001）。因此，黃武雄對社區大學的定位並不是一般學校教育的延長或補償，不只是鼓勵終身學習的成人教育，也不只是提升休閒品質的場所，畢竟社區大學的設立目的是要為台灣未來的公民社會打好基礎，更何況社區大學也不是一個再由知識份子來教育一般民眾的學校，而是知識份子與一般民眾相互啟蒙、雙向交流經驗的場所。工具主義是擴張主義及菁英主義的基礎，社區大學作為抵抗現存資本主義體系下的世界，不會是一個職業訓練所，反而是要打破過去台灣社會既存已久的意識型態，因此社區大學是一個協助民眾從工具主義束縛中解放出來的地方。

也就是基於對社區大學理念及中心思想的瞭解，板橋社區大學並不會將自己僅視為一個老人教育或終身學習的場所，溫苡廷說：

『為什麼我們要無止境的學習，無止境學習他的背後到底是什麼？最重要的事他的內涵是什麼。如果沒有理念的學習，把所有的學習都當作終身學習的話，那我今天還學習一個打麻將的技巧，這樣也是學習嗎？』（溫苡廷，3）

『用阿吉的話說，我們期待社區大學可以有 empower』的能力，然後讓大家可以在更深入的去思考自己跟這個社會、跟整個環境面臨的問題。』（溫苡廷，4）

張蕙雯對於將社區大學的教育觀念與終身教育及老人教育比較，其目的不同，概念也不一樣。他認為：

『其實你是要讓這些老人有學習的心情，而這學習的心情有兩種，一種是保持他愉快的方式，另一種是讓他有尋找事業第二春的狀況，就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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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這個勞動力的價值，在這兩塊裡面，我們就完全不是在這個理念架構下的，只是說他會被套進來。』(張蕙雯，16)

『一個是讓他有事情做，然後這個勞動力的價值可以持續被這個社會所用；另外一個就是希望他愉快，讓他愉快，不會造成社會的動盪。』（張蕙雯，16）

詹曜齊則認為要先清楚自己是怎麼理解這個社會的問題，然後才能知道為什麼要藉由社區大學來達成社會運動的目的。他說：

『是說邏輯要分清楚、層次要分清楚，談的是一個結構面的問題，現在這個世界是怎樣，如何不公平、不平等，這個問題產生是怎麼來的，然後我們在來想辦法要去解決這個問題。社區大學是這樣啊，就是台灣的社會已經變成怎麼樣了，所以黃武雄要提出用社區大學當成一個運動來解決這個事情，所以他不是一個老人大學的意義就在這裡啊。』（詹曜齊，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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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講師來源與溝通

Paulo Freire（2004）認為師生關係中有一種講述的（narrative）性質，而教師即是講述者，並以其講述內容來『塞滿』（to“fill＂）學生，學生在這裡便像是容器或接受器，因此教育成了一種存放（depositing）的活動，學生成了存放處（depositories），而教師則變成存放者（depositor），也就是教育中的囤積

（banking）概念。當學生越致力於囤積教師所給他們的東西時，他們的批判意識就越無法得到發展，這也將使他們越無法介入這個世界成為世界的改造者，因為當他們越接受別人的所強加給他們的被動角色時，他們就越只能被動的順應這個世界與現實的片面觀點，最後，創造力被摧殘的學生也就不經思索地為壓迫者獻上服務。對 Paulo Freire 來說，真正的解放，是一種人性化的過程，不是另一次人們身上的存放，解放是一種實踐，是人們對於他們的世界進行行動與反省，以進一步改造世界，也就是說解放的教育包含了認知行動，而不只是資訊的轉移。

Paulo Freire 所提出的『提問式教育』就是要打破囤積式教育中的上下模式特性

（vertical patterns characteristic），透過對話的發生，所謂的學生的教師

（teacher-of-students）與教師的學生（students-of-teacher）不復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名詞：同時身為學生的教師（teacher student）與同時身為教師的學生（students-teachers）。教師不再只是那個教導的人，在其與學生的對話過程中，教師本身也受到了教導；學生在接受教師教導的過程中，學生本身也在教導老師。因此，提問式的教育工作者可以在學生的反應中不斷更新自己的反省，學生不再是溫馴的聆聽者，成為可以與教師對話的、具有批判力的共同探究者。教師基於有關學生的考量提供教材，當學生表達了他們自己的看法時，教師又重新考量他原先所做的考量。

囤積式教育會麻醉、抑制創造的力量，而提問式教育則不斷地揭露現實。前者試圖一直維持意識的沈淪，而後者則是致力於意識的浮現，並且對於現實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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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介入。當學生不斷地被問及與其生活世界中以及其與世界之關係的相關問題時，他會逐漸感到被挑戰，並且也會被迫對於挑戰做出回應（Pauli Freire，

2004）。

Pauli Freire 的理念反映在社區大學裡就是黃武雄在辦學理念裡曾提及的：

社區大學的學員才是教育的主體，教師只是學習的輔助者。社區大學教師必須重新學習、重新認識平民大眾、認識社區；重視學員的經驗世界，尊重其自主學習的能力；從互動中，共同建立學習的內容與課程進行方式。

板橋社區大學的講師來源大致分為兩種管道，一種是每學期透過應徵申請，

由學生代表、講師代表、志工代表、校外學者及行政人員所組成的『師資評議會』

先審查教案，通過後再請講師來說明他的課程安排，最後如果『師資評議會』審查通過即可正式開班授課。『師資評議會』底下還有一個比較機動的『執委會』，

負責平時隨時設想新的課程並主動去尋找適任講師。工作人員也會試著從身邊的朋友或是已有好風評的講師中找尋適合的人選來板橋社區大學開課，這樣的好處是工作人員對這些講師不是完全陌生，且多少已經瞭解對方的來歷，彼此在理念的溝通上也較易達成共識。詹曜齊就表示：

『我們五個都有各自的朋友，平常你知道某某某，我有一個朋友，他對什麼的看法跟我一樣，我找他來可以溝通很快，我們的確也透過自己的管道去邀請很多老師啊。』（詹曜齊，4）

邁入第八年的板橋社區大學，在師資方面已經較穩定了，但在剛成立初期與老師的溝通則是讓當時的五位工作人員費盡心思。剛開始的一兩年，因為工作人員與講師不是很熟識，所以必須經常開研討會，幾乎每個星期都會有會議安排，

一開始是所有的老師一起開研討會，後來在考量會議時間與討論深度的問題，則再將老師分領域進行開會。溫苡廷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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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紫藤廬、在哪裡開會，開一個下午的會，那我們就先由幾個講師做報告，我是怎麼上這個課的，那其他人有沒有什麼意見、有什麼看法…

還有我怎麼去 empower 學員這件事，就會一直在那個討論，所以一開始的前兩三年都很持續的常常聚在一起，現在就比較少，因為這些老師們，

我們都熟了，這方面的溝通，基本上都沒有問題了。』（溫苡廷，9）

一位講師要進來板橋社區大學開課前，工作人員先跟講師溝通關於社區大學的理念，聽聽講師怎麼樣規劃自己的課程、認為自己的課程可以如何協助社區大學達成理念，只要理念可以合的來，大致上就可以開課，更細緻的討論則可以在日後進行，因此不是只要完成行政程序就可以進到板橋社區大學開課。每位講師當然都會有各自的想法，有時也會跟工作人員起衝突，因為社區大學不是科層化的單向教育，因此與講師的互動與溝通無時都在發生，與老師『見到面就聊』在當時幾乎每天都會發生，詹曜齊說：

『跟老師溝通有階段性的問題，我今天不可能這個人已經準備好了我才請他來當老師，不可能，就是當老師的過程裡面，他來，我們就跟他溝通，也不一定是工作人員意識為導向啊。跟老師的溝通不可能用強制性的要求，只能在過程裡面去檢驗彼此的作法。』（詹曜齊，6）

『沒有解放了專門知識小腳的老師，如何期望有知識解放的學生?』（杜文仁，

2000），對於不適任的講師，例如不願配合公共論壇的舉行或是其課程內容有疑慮時，行政人員也需要出面處理，例如在行政上的協助就比較少，在學員報名時就不會主動鼓勵他去選課，其實，經常不需要行政人員出面，其他講師就會出面質疑他了，溫苡廷就說：

『因為我們常常一起開會，一起開會的時候，事實上，都用不著我們自己出面，很多老師就會..』他們彼此就會在有理念上的事情起衝突，有些人就會覺得這裡不是他想要的，他可能就會跑去救國團了。』（溫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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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10）

板橋社區大學的行政是以學校的理念為框架，而非以形式為框架，大部分的學校單位，都會以先設立形式來進行行政的架構，再推動事務；例如先區分教務處，聘老師就先談權利義務，配合學校的形式是什麼等等。但板橋社區大學是先注重理念的合作，打破某些框架，找老師先瞭解的是理念，然後再談可能可以一起創造的形式是什麼，所以行政不是為了服務老師、服務學員，重點在於創造整體的公共參與的氣氛。

陳怡文（2004）認為唯有社區大學工作者本身也是轉化性知識份子，才能與教師同步進行對話與成長，學校的整體性才得以健全。因此社區大學的行政人員如果無法將自己視為是社會運動的改革著，那麼只會讓自己陷於一般的行政工作者，屆時學校所挑選出來的講師是否能體認到自己在社區大學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任務，也值得再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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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學員溝通

社區大學是一個社會運動下的產物，從來就不是以營利單位的姿態出現，但一般民眾來社區大學上課，不會先意識到這一點，必須透過上課或參與活動的過程中才能逐漸瞭解社區大學成立的來龍去脈，但是，社區大學的成立源由也未必是每一位學員想知道的，在這種情況下的學員多半是抱持消費者的心態前來社區大學上課，因此如何面對帶著消費者眼光來參與社區大學的學員，這是行政人員幾乎每天都需面臨的考驗。板橋社區大學面對抱持消費心態而來的學員，處理的方是就是不斷的『溝通』與『辯論』，工作人員回憶板橋社區大學在前三年的時候每天來學校幾乎都在與學員、老師聊天，不斷的試探、互動來瞭解學員的想法，

再設法找到合適的方法切入問題，試驗不成功，就再換方法，再試驗。社區大學的學員，幾乎都接受過體制內的學校的教育訓練，生活在資本主義邏輯下的消費世界裡，當他進入一個從體制到運作都與他習以為常的價值觀抵觸的地方時，抵抗會是他的第一個及時反應。從課程設計、公共論壇主題、校園環境布置、行政措施、、、等，每一項校務運作幾乎都可能會面對學生的質疑或挑戰，但當學員來質疑社區大學的時候，也就是工作人員期待的溝通機會，詹曜齊說：

『辯論是幾乎隨時都在發生的，新來的學員會又消費主義心態，只想來這裡被服務，有些老師則是缺乏公共意識，這些都可能在任何一個時機爆發辯論，我們常遇到這樣的是，溝通是漫長的過程，來社區大學花最多時間的就是在溝通上。』（詹曜齊，16）

板橋社區大學目前主要的工作人員只有三位，面對每學期約一千五百多名學員，實在無法逐一去與學員溝通理念想法，這時候跟隨社大多年的志工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志工們也會到各班級上課，所以比起工作人員，志工們更有機會接觸到其他學員，行政辦公室與學員間的溝通橋樑就由志工們負責了。溫苡廷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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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知道我們三個，根本沒有時間晚上去上課，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認識每一個學員，可是志工就不一樣，比如說陳姐，他上了幾門課，

光是同學他就認識了一兩百個，他每一學期都上不一樣，所以他可以認識很多的同學，所以事情經由他去講，比如說我們現在要上公共論壇，

經由他去講，那個效果比我們自己去講要好很多，那事實上我們志工每一個都在扮演催化的角色』（溫苡廷，13）

除了人與人之間的當面言談溝通，板橋社區大學也嘗試各種型式來表達想法，例如，公共論壇的主題批判性與反省力是重要的依據，與社會公共事務結合更是重要；對公共性社團需求的全力支援；戶外參訪的地點與主題（附錄二）；校園環境布置以公共性社團介紹及社會環境議題為主，而非一般公告事項的功能；

短期的免費『衝撞集講堂』主題及各式出版品等，在在都想表達板橋社區大學在面對社會改革的態度是嚴肅而認真的，工作人員認為任何表達的形式都可以溝通、可以改變，但是辦學的基本理念不能退讓，否則一旦變了調，就不必辦學了。

諸多關於學員到社區大學上課的動機、滿意度調查甚至是評鑑社區大學的論文研究（黃玉湘，2002；施玉娟，2002；魏銀河，2003；賴淑芬，2004），其研究結果與建議，不但沒有積極的為社區大學澄清辦學理念，相反的，從其建議的方向看來，幾乎朝向一個經營營利單位的型態前進。社區大學要改革的是整體社會，

社會則是由每一位來到社區大學上課的學員所組成，如果不設法讓學員轉念，為了迎合學員的要求而一步一步退讓理念的結果，學員將永遠帶著消費者的心態來消費社區大學，社區大學也將陷入疲於應付的循環裡，遺憾的是最後還要面對社會大眾對社區大學補教化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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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志工經營與公共性社團

板橋社區大學剛成立時，招募了一群校務志工，這一群志工多半是抱持同情板橋社大資源不足的心態來協助一些校務工作，例如：接電話、影印、接受學員諮詢課程問題、環境清潔、、、等行政工作，並且自行安排值班表，如有活動舉辦，志工們也是主要的支援部隊。有些志工則是常常來辦公室煮晚餐給工作人員吃，將工作人員當作家人一般照顧。創校時招募的志工們，因為一起走過社區大學最兵荒馬亂的時刻，彼此之間也產生密不可分的革命情產，對板橋社區大學與行政人員的認同感更是不在話下。由於這一群志工可以說也是板橋社區大學面對學員的窗口，因此志工的培訓與組織被視為重要任務，除了透過定期的志工培訓工作坊來讓志工們瞭解板橋社區大學的辦學理念與運作，日常性的聊天談話，其實是一個最快速且有效的管道，因此板橋社區大學剛成立時，行政人員幾乎每天都看似沒在做事一樣，就是不斷的與志工『聊天』，透過聊天來瞭解他的背景、他的長處、他的個性、他的憂慮等想法，也就是說與志工的相處要幾乎是熟到不能再熟了。研究者在板橋社區大學參與觀察期間，發現每當有志工到行政辦公室時，

行政人員皆會主動與志工噓寒問暖，與志工談論時事、學校現況、志工個人學習狀況或對課程、老師的看法等，也因為行政人員瞭解志工的個別處境，才能知道每個志工的公共性有多大，因為當一個人身處困境，個人的困難壓過生命裡的公共性時，就不應勉強他跟大家做一樣的事，這就是工作人員不斷強調一定要跟每個志工都很熟悉的原因。詹曜齊回憶當初與志工相處的情況說：

『我跟你講，熟很重要啦，如果自己定位為組織者，你跟組織的人一定要熟啦，這個不能逃避。你不能把自己當工作人員啊，只負責在那裡打電腦，人我都不認識，這搞什麼組織啊，這不可能，這沒辦法做任何事，

你一定要..就是跟人家熟，沒有第二個方法，就是一定要熟！』（詹曜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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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要跟志工很熟，熟到什麼地步，熟到很像朋友一樣，就是講話會不忌諱，就是說我也瞭解他的小孩子可能大學落榜，我也沒有特別覺得我是工作人員，他是學生、他是學員，沒有啊，來就叫名字了。』（詹曜齊，12）

『慢慢談，慢慢談，慢慢你會認識一個人，因為你很熟，你認識一個人，

你就會知道他可能適合什麼，所以說社區大學的工作人員是要做組織的。』（詹曜齊，12）

板橋社區大學沒有替志工訂定權利與義務關係（附錄三），不會規定志工一定要做哪些工作或是一定可以享有哪些權利，並且認為每個人都有可能是潛在的志工，或許學員沒有去登記志工的身份，但是一旦社大需要他的幫忙或是活動需要動員時，都可以發現這一群人會出現，只是他選擇默默的認同板橋社區大學。張蕙雯說：

『我們花了多大的力氣讓他們全部參與進來，我不是把志工切割開來，

說你就做這個、你只能做這個，你如果不做這個..，然後交你志工的權利義務，我們從來不跟志工談權利義務，我們沒有權利義務問題。』（張蕙雯，24）

在 2002 年加入兩位永續就業工程人員後，校務志工的行政工作大幅減少，校務志工開始覺得待在辦公室好像也沒事做，行政人員發現這樣的狀況後也開始重新思考志工的角色問題，校務志工每天都要做的行政瑣事，是不是可以再將它的程序簡化，並且讓他們不再只是行政上的志工，因此這時候出現校務志工轉型公共性社團志工的契機，行政人員一每個志工不同的個性，希望他們可以到不同的公共性社團幫忙、協助社團運作，一來告訴校務志工這樣也是在幫社區大學、也是在當志工，二來社團本來就有依公共性而設計存在的，校務志工到了公共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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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幫忙或許也可以引出他們更寬廣的公共性。由於校務志工是以協助者的角色進到公共性社團，因此他們開始擔任較重要的工作，肩負這樣的責任讓他們感到對社團的使命感，也讓他們因此找到認同與成就感。原本的校務志工裡面，當然也有因為個人因素而無法加入社團志工，這一部份，工作人員並不會勉強，因為每個人都有自己的狀況及想扮演的角色，詹曜齊說：

『每個人都有每個人的困境，就是說我們要假設….每個人的生命裡面都有公共性的部分，他都會有想要幫助別人、想要跟別人建立關係的部分。可是問題是，他個人的範圍可能擴張的很大，公共性可能變的很小。

比如說我就遇過幾個老師，小學老師，他從台南到台北來，考上了台北的學校，他每個禮拜都在哭啊，因為他想念他的小孩，他想要調回南部去，跟小孩子講電話就哭，跟老公講電話就哭，這樣的人，他自己的問題這樣的大，你要他怎麼表現他的公共性？很困難，他個人的困難壓過他的公共性，所以你不能勉強每個人都做這樣的事情，不可以這樣，所以你要對一個人瞭解就是在指這個，你要真的付出就對了。』（詹曜齊，

13）

目前校務志工的比例是最低的，公共性社團的志工則佔大多數，板橋社區大學認為公共性社團成立的目的是為了催生一的社區關懷團體，因此『公共性』是每個社團當然必備的精神，而為了全力支援公共性社團並鼓勵大家參與，加入公共性社團完全免學分費，至 2006 年為止板橋社區大學成立的公共性社團計有：

『社大關懷生態環境社』

『社區防疫與健康生活社團』

『台灣森林生態與部落訪查社團』

『新移民女性識字暨親職教育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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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歷史與記憶—文化資產導讀社團』

『社大演劇社』

『哲學諮商社團—理解生命的困惑』

『藝術欣賞與創作—現代藝術社團』

『東南亞文化—飲食、節慶觀光與語言社團』

黃武雄（1998）認為社團活動課程的目的，在於發展人的公領域。藉由公共事務的參與，去面對當前社會的問題，引發人的社會關懷，也提供人進行思考與討論的具體素材。以實務結合學術課程所研討的理論，學員可以得到較紮實的自我成長機會，深化自己對週遭世界的認識。另一方面學員經由社團活動，將為台灣社會的公共事務注入豐沛的人力資源。在公領域內發展緊密的人際網絡，則有利於促發民間力量的形成。

以板橋社區大學『新移民女性識字暨親職教育社團』為例，行政人員觀察志工的改變，是以認識問題的層次來看待，剛開始志工是抱持同情的心態來幫助外籍配偶，但慢慢瞭解背後隱藏的結構性問題後，志工開始出現態度上的轉變，當有其他學員用歧視性的語言談論外籍配偶的問題時，這群志工便會挺身而出來解釋這些被曲解的問題，甚至開始幫外籍配偶爭取法律上或工作上的權力。板橋社區大學『新移民女性識字暨親職教育社團』在校方及志工的努力經營下，已經打響了名聲，志工們也會陸續接到演講或經驗分享的邀請，甚至受邀到其他社大協助組織社團。

Paulo Freire（1985）對傳統識字教育的批判，除了將不識字者視為『無能』，更批判了教育者自命為『救世主』（Messiah）。Freire 指出這種對『文盲』的觀點是一種扭曲-將不識字者視為與他人全然不同的『他者』，而未認知到他們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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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以及由經驗中汲取的各種知識。將不識字者視為被動和馴化的識字教育，對不識字者而言是異化的經驗，無法感知他們是能對現實的變革有所貢獻的（夏曉鵑，2004）。因此要如何讓志工們瞭解外籍配偶需要識字的背後有其結構性問題，

需要『對的人』（社團老師）及『足夠的時間』配合，由於志工們無法馬上就近入問題的核心，因此必須慢慢與他溝通，板橋社區大學首先找到長期關心外籍配偶議題的老師來代領社團，除了有好的老師協助志工，工作人員表示當時只要有聽到學員在談論外籍配偶的事，就會馬上加入討論，適時的引導他們對問題釐清，

例如有外籍配偶的小孩感冒時，也會運用自己家鄉的治療方法來讓小孩舒服一點，但志工或學員覺得這樣可能對小孩不好，外籍配偶使用的家鄉治療方法會讓小孩生病更嚴重，這時行政人員就會靠過去與志工學員一起討論，提出『那我們自己是不是也有一些祖先流傳下來治療感冒的方法？』、『如果外配家鄉的方法會害到小孩，那麼他們的族群豈不是早就滅亡了？』等問題讓學員志工思考，詹曜齊道出這樣的過程：

『一開始他們是強勢者要去幫忙弱勢者，他們都覺得『啊他們好可憐喔，

都不認識中文，好可憐喔』，都不認識字怎麼樣的，其實人家有時候在那邊的學歷很高啊，人家只是懂越南文，不懂中文，不是人家不唸書，人家不是白癡啊，可是一般人不瞭解啊，很多志工因為..很清楚嘛，他因為經濟比人家好，他會有優越感，可是至少我們激起了他幫助別人這個心情，然後在這過程裡面我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的讓他瞭解整個背後的結構問題，會進步啊，幾年來有進步。』（詹曜齊，9）

當某一方＂A＂在客觀上去剝削另一方＂B＂，或是阻礙其追求自我肯定，不讓其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格個體時，就是一種壓迫（Paulo Freire，2004）。Paulo Freire（2004）認為具有壓迫性質的社會現實，會導致人與人間的矛盾，使他們分成壓迫者與受壓迫者。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社會裡，就長期處於這樣關係不對等的狀態下，因此我們將外籍配偶視為『受壓迫者』。對於受壓迫者來說，他們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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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便是聯合那些真正與其團結在一起的人，共同為自身的解放來進行抗爭，受壓迫者必須透過抗爭的實踐來獲得關於壓迫的批判性知覺。在這裡，外籍配偶的『那些真正與其團結在一起的人』，就可以以社團的志工來理解。

另外，在辯證的思考中，世界與行動間是緊密地相互依存著的，但是只有當行動不僅是謀生的職業（occupation）而是人類全心投入的志業（preoccupation）

時，這種行動才能真正成為人性化的行動；全心投入的志業代表的是，行動不能與反省切割。反省是行動中不可或缺的。盧卡其賦予革命政黨的任務『向民眾解釋其自身的行動』其實及隱含反省的要素在內，這也符應了我們所強調在現實中，

人們透過實踐來從事批判性介入（Paulo Freire，2004）。因此，唯有將幫助外籍配偶視為是一種志業（preoccupation）的志工，他的行動才會是人性化的行動；

也唯有能夠『向民眾解釋其自身的行動』才能達到行動-反省不切割。

『東南亞文化—飲食、節慶觀光與語言』社團是板橋社區大學九十五學年度下學期開設的公共性社團，源由是長期在板橋社區大學上課的外籍配偶，希望也可以讓台灣的朋友也有機會可以瞭解外籍配偶故鄉的語言及文化，促進多元文化的交流，因此便向行政辦公室提出成立社團的構想，對行政人員來講，這就是他們對學員期待已久的自覺與行動，於是行政辦公室全力支持社團的成立，在幾位語言程度比較好的外籍配偶及志工的協助下，這門社團已經開設成功，以前擔任老師及志工的角色坐在台下變成學生，以前扮演學生的角色則站在台上成為講師，沒有階級關係『人人是老師、人人是學生』正是社區大學的精神。

『社大關懷生態環境社』的前身則是『大漢溪保護社』，這裡面有好幾位元老級的志工，累積了多年來在課程上所學的專業知識及戶外實際探訪活動的實際經驗，經過設計規劃後，也開設一門『認識大自然—台北自然誌』的課程，藉由課程的開設，也可以在從中募集社團志工。黃武雄（1998）認為社區大學的師資來

第肆章 個案分析 板橋社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