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二節 國內外相關的醫療旅遊論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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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這樣一處意見場域當中，各個團體或行動者依循著自身持具的正當性而產生 衝突。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藉由分析各個行動者的論述，一方面梳理他們正當 化自身意見、以保證或改善他們在場域中所處位置的策略，另一方面擷取出那些 過往被視為當然、而今備受質疑的俗見；退一步而言，即是據此了解各個行動者 如何進行俗見宇域和意見場域之間的劃界工作，並在意見場域當中，如何透過區 分正確／錯誤的論述，以爭奪自身作為正統意見的支配地位、同時將自身以外的 意見斥為異端。
第二節 國內外相關的醫療旅遊論述研究
從論述的角度研究醫療旅遊之過往文獻方面，對大眾傳播媒體論述或內容的 梳理是既有較接近的路徑。若依循 Bourdieu 的理路，媒體亦可作為一處鬥爭的 場域：媒體如何呈現一議題，牽涉著媒體機構當中的權力競逐而生產出呈現於閱 聽人面前、甚至足以形塑或影響閱聽人思考與行為（黃如伶 1995；周珍玉 2009）
的媒體內容。陳千蕙（2012）即以 Bourdieu 場域概念分析「進口美國牛肉」此 一原來純粹牽涉國人健康議題的健康新聞，如何經過媒體機構當中權力結構的左 右，而製成一個政黨及行政、立法角力的政治新聞事件。回到本研究所關注的醫 療旅遊主題方面，Mainil、Platenkamp 及 Meulemans（2011），和 Imison 及 Schweinsberg（2013）是僅有的兩篇文獻。11由於相關文獻的稀少性，以下將詳 述兩篇文章旨趣、方法與發現。
Mainil 等人（2011）針對國際性／全球性（以美國、英國為代表）12與地方 性（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和泰國之地方性報紙）等 8 份報紙，探究（最早）
自 1993 至 2009 年的國際性報紙、以及（最早）自 1997 至 2009 年的地方性報紙 媒體中與醫療旅遊相關之論述及其流變。該文將所分析的媒體論述內涵分為四類，
分別為醫療論述（medical discourse）13、市場論述（market discourse）14、倫理
11 Imison 及 Schweinsberg（2013）亦述及醫療旅遊議題中此類文獻的稀少現象。
12 含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衛報（The Guardian）、獨立報（The Independent）、紐約 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和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等英語報紙。
13 被分類為醫療專業的論述者有以下特徵：如述及高端的解決辦法、意識到更好的醫療服務、
幫助病人、作為一個救助生命的實體、醫療專業作為一個重要的決策力量、醫療專業對於醫療旅 遊的某種態度、醫療品質、醫療和管理標準、醫療技術（Mainil et al. 2011: 33）。
14 被分類為市場論述者有以下特徵：其本質為商業行為（即與醫療相關的商業行為）、以市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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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ethical discourse）15，及病人論述（patient discourse）16。可與 Bourdieu 鬥爭場域概念關聯的是（cf. Mainil et al. 2011: 32），這些與醫療旅遊相關之各類 論述對於 Mainil 等人而言實則是一處論述戰場（discursive battle）而可能彼此衝 突——他們將報紙中所使用的語言，視為與「環繞於醫療旅遊此一傅柯所謂斷裂
（rupture）世界中既有社會和權力動態」有關，進而分別就國際性／全球性層次 與地方性層次兩者進行探究與比較。例如「市場希望讓醫療旅遊變得有利可圖，
但醫生可能更著重於醫治病人（Mainil et al. 2011: 35）」；「西方觀點（按：西 方作為醫療旅遊中主要的病人輸出國）可能以倫理立場論述醫療旅遊，然而轉型 國家（transitional countries）（按：轉型國家作為醫療旅遊中主要的醫療服務提 供國）則是從市場觀點來看醫療旅遊對於經濟發展的貢獻（Mainil et al. 2011:
服務視為享樂主義式的（hedonistic）行為。直到 1998 年出現一篇足以作為預示 斷裂到來的文章，較正面地論述享樂主義行為；所進行的醫療服務範圍則擴大論 及骨髓移植、物理治療、化療和婦科；在利害關係人方面也從醫療部門擴大論及 飯店業、航空業、保險業和旅行社等（Mainil et al. 2011: 35-36）。
度出發探討與倫理的關係、述及貿易與醫藥、架構在全球化經濟體的層次論述、醫療旅遊的商業 價值、將病人視為一個需要感覺更舒適的消費者（Mainil et al. 2011: 33）。
15 被分類為倫理論述者有以下特徵：「在價值系統的基礎上，那些與健康照護的提供相關的倫理 議題、健康資源接近性的倫理議題，以及場域中不同利害關係人從倫理方面來論述醫療旅遊的方 式，皆帶來了倫理看法的發展與變化（Mainil et al. 2011: 33）」；亦言之，即是關於「人們應如 何處理公共健康、對於健康照護和資源的可及性，以及對於醫療旅遊可以和應該貢獻於人口的看 法等倫理面向（Mainil et al. 2011: 33）」。
16 被分類為病人論述者有以下特徵：「從『被動的病人』此觀點轉移至『病人作為使用者或決策 者』（Mainil et al. 2011: 33）」。換言之，即是那些論及「病人作為共同決策者的新角色、病人 的健康知能（health literacy）與賦權、及病人擁有更多消費健康的目的地（Mainil et al. 201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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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開始，過往對於醫療旅遊作為享樂主義和倫理論述的負面表述逐漸 消融，取而代之是更多關於市場的正面論述，如至國外醫療旅遊進行與心臟相關 的手術，或是進行髖關節置換等，在此時會被論述為是一種以低成本享受高品質 醫療服務，或是可避免漫長的手術等待名單的行為；醫療旅遊也被論述為具有巨 大成長潛能的市場。至此，相關論述產生了斷裂：「論述由過往普遍在道德上抵 制享樂主義式的醫療旅遊，轉變為將此醫療旅遊市場視作具有高度發展潛能，而 著重於此發展可能面臨的挑戰（Mainil et al. 2011: 36）」。伴隨而來的倫理論述 亦不若過往從醫療旅遊本身作為享樂主義此種根本抵制，而是聚焦於當人們在國 外接受醫療服務時可能遇到的實務問題，如醫療品質好壞、醫療糾紛之處理等等：
亦言之，此時係從病人立場，以倫理論述的語調考量人們進行醫療旅遊所牽涉的 醫療層面問題——「倫理論述被化約成一個指涉醫療論述、著重於病人的論述17
（Mainil et al. 2011: 36）」。此時雖亦開始出現關於提供醫療服務國的當地居民 之於當地醫療的可及性與公平性等倫理論述，但評價醫療旅遊作為一個具有巨大 成長潛力市場的正面市場論述仍佔據主導位置。而就2002年之後的新加坡、馬來 西亞、印度和泰國等地方性報紙論述方面，其亦是如此以市場論述主導的局面。
整體而言，Mainil 等人發現，關於醫療旅遊的媒體論述曾發生一個斷裂或轉 變，從過往以倫理論述為主的情況逐漸轉為以市場論述為主；這樣的結果顯示了 一般大眾實則是「從醫療旅遊部門接收了一種規範性訊息（normative message）
（Mainil et al. 2011: 31）」：這些訊息所編織的形象係由實際參與其中的實作者 與決策者所形塑，進而傳遞給潛在的健康使用者或一般大眾（Mainil et al. 2011:
40）。
相較 Mainil 等人（2011）一定程度地同時關照病人輸出國與醫療服務提供 國、從全球／在地層次對報紙媒體論述進行長期對照，Imison 及 Schweinsberg
（2013）則聚焦在作為一醫療旅遊病人輸出國的澳洲，以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檢視 2005 至 2011 年的澳洲電視、報紙新聞與時事報導（current affairs coverage）等澳洲媒體如何將醫療旅遊此主題和前往接受醫療服務之目的地（即
17 參見 Mainil 等人（2011: 36）原文：Therefore, here too a more pragmatic approach has been chosen of medical tourism in which the ethical discourse is reduced to a mainly patient discourse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medical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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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旅遊服務供給國）再現於媒體觀眾眼中。在 Imison 及 Schweinsberg「將輸 出病人方（如澳洲）視為高收入國、供給醫療服務方（如印度、泰國等）為中低 收入國18」的基本框架下，此種指涉「高收入國病人至中低收入國接受醫療服務」
之醫療旅遊事業的興起現象，實則轉換了澳洲媒體過往對於中低收入國之醫療衛 生的形象刻劃；換言之，那些過往被高收入國媒體刻劃為醫療不發達、需要他國 援助的中低收入國，在醫療旅遊相關的媒體論述中脫胎換骨為可提供澳洲病人高 品質的醫療技術與服務。
Imison 及 Schweinsberg 分別探看澳洲電視和報紙媒體中主要提及的醫療旅 遊目的地國家地理分布、主要供給的醫療服務種類、在這些媒體當中做出論述的 行動者類別，以及這些媒體論述如何就吸引力（appeals）、可信度（credibility）
和可能涉及的風險（risks）等三方面去刻劃被提及國提供的醫療旅遊服務。他們 發現，呈現於澳洲媒體當中的醫療服務提供國以亞洲國家佔多數；主要供給的醫 療服務種類集中以醫學美容和澳洲尚未允許的手術治療為主。在這些媒體當中做 出論述的行動者則呈現多樣化，如已接受醫療服務的病人、病人家屬、醫療旅遊 仲介商、政府官方人士、器官捐贈者、醫療或與之相關等專業人士、記者或編輯、
社會評論家等等，但主要以專家居多、現身說法的病人（多數為女性澳籍病患）
次之；而在吸引力、可信度和可能涉及的風險等三方面，發現媒體中提及的吸引 力以「成本低」、「可得到澳洲當地無提供的醫療服務項目」為大宗；另外，多 由病人的個人見證（personal testimonials）以及前往接受服務之國際病人數量作 為可信度的呈現；在可能涉及的風險方面，則多述及醫療過程中任何可能牽涉道 德的問題以及對於海外醫療環境與品質的不確定性。其中，報紙又相較電視媒體 的論述口吻更顯得具有行銷傾向（Imison and Schweinsberg 2013: 8）。
以上的探看一方面可以了解澳洲媒體所刻劃的主要形象或面向，另一方面亦 可發現其中有些面向則相較隱而未現於媒體當中；例如，使得某些醫療服務成為 可能的行動者——代理孕母和器官捐贈者——即較少為澳洲媒體所提及（Imison and Schweinsberg 2013: 8）。Imison 及 Schweinsberg（2013: 1）總結到，在所分 析的澳洲媒體中，「醫療旅遊」被刻劃為一種關乎「個人」層次、在經濟上理性
以上的探看一方面可以了解澳洲媒體所刻劃的主要形象或面向，另一方面亦 可發現其中有些面向則相較隱而未現於媒體當中；例如，使得某些醫療服務成為 可能的行動者——代理孕母和器官捐贈者——即較少為澳洲媒體所提及（Imison and Schweinsberg 2013: 8）。Imison 及 Schweinsberg（2013: 1）總結到，在所分 析的澳洲媒體中，「醫療旅遊」被刻劃為一種關乎「個人」層次、在經濟上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