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議員與選舉

民主國家的選舉方式，對於政治上運作的影響無疑相當廣泛的，不僅會直接 攸關政府執政人事的更迭，更會規範到政黨體制的運作方式與政府體制的鞏固。

而選舉制度的轉變，也將衝擊到原來各政黨勢力的消長，並將重塑一民主國家政 治體制的運作方式(王鼎銘、郭銘峰、黃紀，2008：2)。

LeonD.Epstein(1967：77)所言，在民主國家中，選民的投票選擇對象非常有限，

此乃因為政黨「建構選舉」(structure the vote)之故-亦即政黨經由提名候選人而提 供選民有限的投票選擇。由於提名是如此的重要，多位學者咸認為候選人提名是 政黨內部權力鬥爭的主軸，在衝突的過程中，可確定的是，掌控候選人提名乃是 權力爭奪的主要競技場(Aldrich,1995；Bartels,1988；Ware，1988；Wattenberg，1991)。

國會作為代議機構，而議事程序都是公開的，且表現出衝突性和黨派性，這 雖然是國會履行功能所應該表現出的特徵(Olson, 1994:7-9)，但是一般民眾卻對不 確定性感到不安，不喜歡看到黨派之間的辯論、利益的競爭，也不喜歡見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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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選區兩票制對政治生態之影響─兼論板橋區立法委員選舉生態的變化

利益之間的妥協和議價（Hibbing and Thesis-Morse, 1995:84-105;Hibbing,2002:228）。

加上媒體對於國會議事的報導取材與報導方式，傾向於報導醜聞與衝突場面，將 黨派競爭、利益競逐赤裸裸地公布在民眾的眼前，更讓民眾對國會與國會議員失 去信心。

民眾普遍的對於政治信任感下滑，是因為對於政府的能力與政治人物操守的 不信任，這也是當代民主國家相當普遍的現象，而國會議員又常常是民眾最不信 任的政治人物，這也是國會信任感與滿意度的低落既是整體政治信任感低落的原 因，也是結果(Hibbing and Thesis-Morse, 1995)。

有學者卻認為民眾認為只要整體經濟情況好，或認為社會與政治的情況是發 展良善的，將會傾向對國會給予較正面的評價；反之，若民眾對於國家整體表現 與前景不看好的時候，就會傾向對國會給予負面的評價，且對於國會議員圖利自 己與特殊利益團體的行為無法忍受(Loewenberg & Patterson, 1979:283-84; Ramseyer

& Rosenbluth, 1993; Hibbing& Patterson,1994)。

有些學者認為可以透過選舉國會議員的方式，可以改變國會的政治生態，對 於國會在各式各樣的選舉之中，除了元首級的選舉之外，國會議員的選舉影響，

足可改變一國之政策，而國會議員的選舉制度，尤其為關鍵。先從國會議員談起，

大多數民主國家的國會議員，都必須扮演兩個角色，一個是由各自選區選出的代 表，另一方面他又是整體國會組成的一份子。前一個角色促讓他必須作選區民眾 意見與利益的代議者；而另一個角色促使他必須站在國家整體立場，為整體利益 來立法與決策(盛杏湲，2005：1)。

對於國會議員的分類，Burke 將代表分為兩種：其中之一是忠實反映選區選 民的要求與訓令的代理人，其二為本著自己成熟的判斷與開明的良知來作決定，

作國家整體利益的受託者。而在此之中，Burke 認為國會議員應該扮演的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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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理論分析

種角色，他本人也是堅持著這樣的理念，而從事國會議員的職務，然而不幸的是 他的理念並未獲得他選區選民的認同，以致於在他下次尋求連任時，就被他選區 的民眾毫不留情地趕下國會議員的席位(Davidson and Olezek, 2002: 8-9)。

其實，Burke 的例子可以告訴我們，國會議員也不可能全然扮演一個整體利 益受託者的角色，完全不顧及選區的要求與期待，因為他的連任與否畢竟相當程 度受選區選民的影響。也因此，多數國會議員的代表角色會在極端的選區利益的 代理人與極端的全國利益的受託者之間(Pitkin, 1967: 209-240)。

也有學者認為，國會議員比較接近於扮演選區代表或集體代表，也因為議題 而有差別，對那些選區選民較關注、有清楚立場的議題，國會議員比較傾向作選 區訓令的代表，而在選區選民不是很關注，或立場不清楚的議題，國會議員有相 當的自由選擇空間(Miller and Stokes, 1963)。

因為國家重大問題的處理需要對國家整體事務的熟稔，而長久習於選區服務 或聽命於政黨的國會議員失去處理國家重大問題的能力（Mayhew, 1974; Jacobson, 1992），造成立法效果不彰，讓國家的整體發展方向出現問題。

如果過度強調選區的影響力將會喪失集體責任的機制，犧牲掉國家整體的利 益來遷就選區；然而過度忽略選區的影響力之後，又沒有健全的政黨政治來配 合，將造成國會議員脫離選民的控制，最終造成國會議員只是服務特定政黨或利 益團體，將造成集體代表性喪失的政治後果(盛杏湲，2005：7)。

早在 1774 年，英國哲學家與國會議員 Edmund Burke 對他在 Bristol 的選區民 眾提出兩種國會及兩種國會議員的概念，他指出選區取向的國會「是由各自不同 與敵對的利益所派遣的使節組成的，在這樣的國會裡每一個代表都可作為各自選 區利益的代理人與保衛者，與其他利益的代理人與護衛者相互抗衡。

然而以國家整體利益為考量的國會是一個審議會議，只為了國家整體的一個 利益，不以地方的目的或偏見為依歸，而是以整體普遍的理性所引導的普遍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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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作為依歸（Burke, 1969: 175-176）。

如果當國會議員努力於扮演好一個選區利益的代言人的時候，就可能形成特 殊主義，服務於少數的組織，而犧牲國家整體的利益，也可能造就成為形式主義 (symbolism)，也就是重視表面上的功夫，站在一個四平八穩的立場、說一些好聽 的話、投入適當的票、但是卻沒有真正去推動法案的立法，同時對於解決國家重 大的問題缺乏關注力與能力，最終變成徒具回應(responsiveness)，且缺乏負責 (responsibility)的代表型態(Fiorina, 1980；Jacobson, 1992: 210-249)。

但是只要國會議員能夠感受到某一議題對於他的選區選民相當重要，而且能 清楚感受到選區選民的態度與立場，則國會議員通常都會去回應選區選民的態度 立場，國會議員只有在選區選民比較不重視或者是不熟悉的議題上，才有較多的 彈性空間，對於那些選區選民在意的重要議題，國會議員無法裝作沒看見，因為 即便選民是健忘的，但是國會議員的對手卻絕對不健忘，那些違背選區意見與利 益的國會行為，最後都必定成為下次選舉時對手攻擊的箭靶(Kingdon, 1989:

29-71；Arnold, 1990)。

許多國家的國會議員往往只知道作秀宣傳、宣稱功勞、站在一個四平八穩的 角度、說一些好聽的話、投對的票，但極少真正努力推動法案的過關，同時圖利 自己或各自選區以及特殊利益團體，犧牲國家整體與長遠的利益，美國國會議員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Mayhew, 1974; Fiorina, 1980; Jacobson, 1992:201-26)。

各國的國會議員實際表現又有著極大的差異。相對上來說，大多數美國的國 會議員較側重於選區代表的角色，有許多的研究指出，美國國會議員為了能夠贏 得選舉，必需要仰賴自己而不是政黨的力量，因此相當以選區利益為重，有時甚 至不惜犧牲國家整體的利益來達到自己的目地(盛杏湲，2005：4)。

主要的原因在於美國選民往往會衡量國會議員的表現時，往往是考慮這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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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理論分析

會議員為選區做了多少事，帶多少好處到選區；而衡量國會整體時，卻是國會作 為國家制度的一環，究竟為國家整體做了多少事，尤其在立法與行政監督上是否 克盡其職(Hibbing and Theiss-Morse, 1995；Davidson and Oleszek, 2002: 421-433)。

Mayhew(1974)以及後來的研究者也一再地指出，美國國會議員側重選區，此 與其連任的目標密切相關，美國大多數國會議員以連任為目的，且連任必須仰賴 自己贏得初選與正式選舉，因此必須相當仰賴選區而絕非政黨。

側重選區的結果，導致形成國會議員花較多的時間服務其選民，以致於對國 會的立法事務較為輕忽，且常常犧牲國家整體的利益而將各樣的好處帶到選區，

國會議員各自照顧選區的結果，形成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與分贓政治，導致 美國國會在處理全國性的重大事務時缺乏能力，無法作重要的立法，就算有時候 回應選區提出法案，卻常常只是徒具形式，並不負責使法案通過（Fiorina, 1980；

Fiorina, 1989；Jacobson, 1992: 201- 249），也因此美國民眾對於國會整體的表現評 價一向都相當差，甚至遠低於對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Hibbing and Theiss-Morse, 1995; Hibbing and Smith, 2001: 50-51）。

針對側重選區的弊病，有學者提出應該在任期上提出限制，在理論上，採取 對國會議員的任期限制，是可以有效降低現任者的優勢，並降低日益高漲的競選 經費，而且有可能改變國會中的職業政客背景結構(Morton,2006: 5)。但根據美國 的實證研究中顯示，加州實施州議員任期限制之後，確實降低了整體競選的經 費，且從選舉結果的差距來觀察，大大提升了選戰的激烈程度(Daniel and Lott, 1997)。

但是在議員的人口結構部分，學者研究發現州議員在職業背景、教育程度、

收入，以及意識形態上，實施任期限制的州和沒有任期限制的州，並沒有無顯著 的差距，甚至在黑人及宗教右派的議員比例上，都沒有差別。有實際影響的層面，

在有任期限制的州中，女性議員比例較高，而且也花較少的時間尋求選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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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Carey, Niemi, and Powell, 1998)。

反觀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國會議員，都偏向於國家整體利益受託者的集體代表 角色，同時為了防止國會議員以國家整體利益之名義，逃避選民的監督，因此國

反觀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國會議員，都偏向於國家整體利益受託者的集體代表 角色，同時為了防止國會議員以國家整體利益之名義，逃避選民的監督，因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