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化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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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際化與創新

在國際化與創新之關係的研究上，已有不少學者針對理論與實證方面的研究；

理論部分最早的研究出自於Cantwell(1989,1999)，他對於 Hirsch (1965)及 Vernon(1966,1974)提出的國際產品生命週期理論(ILPC)在 1970 年代與 1980 年 代早期國際化與多國籍企業盛行的背景下，創新模式的發展與擴散做了批判；國 際產品生命週期直接或間接的探討創新活動與擴散，他們認為，創新的驅動力來 自一個適於創新的特定國家的單一企業，其他子公司會跟著這個企業的研發中心 做創新或模仿；Cantwell 卻認為 ILPC 理論太過強調創新廠商的來源國，而忽略 了子公司之間、子公司與總部之間及子公司與當地創新之間的互動；但由於1980 至1990 年代，資訊與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加速了知識的傳遞、直接投資逐漸興 盛、廠商間的合作增加等等，微觀與宏觀地改變了國際化對創新影響的方式與程 度，多國籍企業被視為母國與地主國互動的橋樑，故在這種背景下，Cantwell 認為創新會經由多國籍企業的內部，傳遞至其他國家，並將此喻為所有權優勢 (ownership advantages)；或透過企業內部的外溢效果對當地環境帶來外部效益，

將此喻為內生區位優勢(endogenous location advantages)；此外，多國籍企業可 以從其子公司與當地環境互動學習，如此便可增加各子公司創新的範疇。

實證的部分，Frenz, Girardone, & Ietto-Gillies(2005)以英國的金融服務業為 對象做的研究發現，多國籍程度(multinationality)確實對創新活動有正面影響，

因為跨國的營運有助於創新的形成；有些學者則指出透過國際化能夠達到規模經 濟與範疇經濟，進一步促進廠商績效與創新(Tallman & Li, 1996)，且能夠利用外 國市場的機會與市場不完全(imperfections)(Rugman, 1981)，調節運用區位經濟 的價值鏈活動(Porter, 1990)。

Filippetti et al.(2011)以歐洲國家為對象，從知識的傳遞角度切入觀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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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知識傳遞機制於跨國公司中將以特定的方式於各單位、各部門，甚至與當 地環境做傳遞與交換。企業有具組織性的內部網絡，若在不同跨國界區域營運，

其各單位將有位於不同國家的接觸點，當這些接觸點愈多，其將接觸到該地區的 創新系統及內容，並由這些接觸點吸收並透過內部網絡傳遞(Castellani & Zanfei, 2004; Castellani et al., 2006; Frenz et al., 2005; Frenz & Ietto-Gillies, 2009; Frenz

& Ietto-Gillies, 2007; Zahra, Ireland, & Hitt, 2000)；此外，各個接觸點也將與當地 的企業建立起與創新活動相關的外部連結網路，彼此互動，最後形成一個雙連結 網路來促進知識的取得及擴散；該網絡中的各個單位的互動將產生外溢效果，至 於知織透過內部及外部網路達到外溢效果的程度，則部分視企業的內部組織架構 而定(Bartlett & Ghoshal, 1989; Gupta & Govindarajan, 1991, 2000; Hedlund, 1986)。

國際化程度對創新的關係其實也會受到很多其他因素調節的影響，近期Tsao and Lien (2011)研究家族企業對於國際化與創新關係之中介影響，他們發現國際 化與創新的關係，對家族企業尤其顯著，其印證了家族企業因為能夠降低代理人 問題，因而能夠強化國際化對創新及績效的正面影響，因為家族企業掌握更多的 擁有權，其較有動機監督管理者(Demsetz & Lehn, 1985; Randøy & Goel, 2003)，

得以降低搭便車的問題，且對投資上也會作較長遠的規劃而非短期的投機 (Mishra, Randøy, & Jenssen, 2001; Thomsen & Pedersen, 2000)；另外，也有學者 指出因為非家族企業傾向於以短期財務績效衡量薪資(Chen, 2006)，故非家族企 業會較忽略對長期創新的投資。此外，家族企業相較於非家族企業參與管理較深 入，掌握更多資訊(Kirchmaier & Grant, 2005; Peng & Jiang, 2010)，降低了對創 新活動的資訊不對稱。從經營者動機來看，由於家族企業通常都會接班給家族成 員，故會有較深遠的策略考量，比其他股東還對企業有較高的承諾。

對創新的影響有總體與個體的面向，總體來看，有學者提到企業若在許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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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營運，將因為有向各國多元學習的資源而獲益(Castellani, Zanfei, & NetLibrary, 2006; J. H. Dunning & Wymbs, 1999; Gittelman, 2006; Simard & West, 2006)；而 國家也是，若一個國家的國際化程度夠高，將會有更好的創新表現(Amendola, Dosi, & Papagni, 1993; Archibugi & Michie, 1998; Carlsson, 2006; Filippetti, Frenz,

& Ietto-Gillies, 2009; Kafouros, Buckley, Sharp, & Wang, 2008)，因為一方面不同 的環境能讓企業或人們得到新的衝擊與學習，另一方面在愈國際化的情況下，激 烈的競爭將驅使企業更積極投入創新活動。跨國企業利用各種形式諸如外國直接 投資(FDI)、貿易、授權、加盟、外包、合資、策略聯盟等，各種方式都提供了 多元的跨國網絡，這些網路建立起從多樣化環境中取得知識與創新的範疇 (Filippetti, Frenz, & Ietto-Gillies, 2011)。除了上述以企業內外部連結觀點以外，

仍有學者提到，與地主國當地的供應商、大學、研究中心甚至競爭者等作往來或 策略聯盟的合作(Doz et al., 2004)，更能夠促進企業的創新能力與產出。

前述研究皆提出國際化對廠商創新之正面影響，但仍然有某些學者認為國際 化程度過高，反而會弱化創新的表現。國際化程度過高時，對控制力較低的部門，

知識外洩的風險會提高(Fisch, 2003)，甚至有可能將知識洩漏給競爭者

(Sanna-Randaccio & Veugelers, 2007)，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企業都將核心研發中心 保留在國內，一方面掌握最完整的控制，一方面防止核心技術知識外流。此外，

要管理控制全球的商業網絡，需要龐大的整合成本，且企業若為了要推廣學習且 要避免重複性的發生，個人與個人、團隊與團隊、部門與部門之間的訊息交流是 必要的(Granstrand, Håkanson, & Sjölander, 1993)；內隱的知識的交流與彼此間 信任的建立皆需要面對面的互動，地理上的距離愈遠也會影響溝通的頻率、品質 及速度，這都可能會造成溝通效率降低或誤解，都將帶來很大的成本負擔(Von Zedtwitz & Gassmann, 2002)。

由上述研究結果歸納，我們可以知道國際化對創新之間的關係，存在著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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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與負向的影響存在。除了以上假設國際化程度會影響創新程度這種前因後果 的假設之外，仍有學者(Filippetti et al., 2011)發現國際化程度與創新程度之間的 關係，有所謂的因果關係(Causality)的議題存在，亦即兩者之間有雙向互動的關 係，他主張較具創新的企業會在國際經營上更成功，而在國際經營上愈成功的企 業，將愈有能力投入創新活動，形成正向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