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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國際新聞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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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國際新聞的構成因素與影響性均難以僅就單一理論或方法探討,需透過多元 觀點和分析層次,解構與定義媒體如何處理與涉連國際關係與國家形象之新聞事 件主題(Freeman, 2010)。本章先以國際新聞流通的歷時性發展脈絡與探討國際新 聞主要研究取向為起始,再透過國際新聞馴化策略與新聞框架概論整理,與彙整 近年來國內相關研究發現,發展出本研究欲探討分析的研究問題。

第一節 國際新聞流通

壹、 國際新聞流通歷史脈絡

國際新聞的重要性不僅因為國與國之間的距離拉近,全球已被視為一個社 群或村落的整體概念而隨之增加,更因為一般大眾普遍把國際新聞當作遠地國家 發生事件的消息來源,換言之,國際新聞形塑出我們對於他國的認知與想像,並 決定不同國家之間的信息交流管道(Wu,1998)。

國際大眾傳播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便曾根據新聞發生地以及新聞內容性質之不同定義國際新聞 (轉引自 梁慧玲,2004),主要為:

一、在國外發生,而與本國有關的新聞(home news abroad);

二、在國外發生,而與本國無關的新聞(foreign news);

三、在本國發生,而和外國相關的新聞(foreign news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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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2005)則將國際新聞報導分爲「全球化的報導」 (global reporting)及「本 地化的報導」(local reporting),所謂全球化的報導代表係指報導以國際閱聽人爲 目標,內容兼具國際觀及宏觀角度;至於本地化的報導則是設定以本地閱聽眾爲 接收群而進行報導角度的新聞。

相對於國內新聞事件發生所在地與新聞產製媒介均僅與本國相關,定義較為 明確具體,國際新聞的構成因素與架構則顯得複雜多元,除影響閱聽人接受與瞭 解他國所發生之事件與國際現勢,報導內容也往往閱聽受眾無法親身參與國際事 務,需肩負承載著包含一國形象、文化史觀、國族意識和國家政策等眾多重要訊 息的傳播平台。從選取到產製,過程中涉及語言轉換和對於各種領域知識涉獵程 度,專業門檻較高,使得國際新聞的媒介議題設定效果較本國新聞更為顯著

(Peterson,1981; Nwosu,1983; Wu,1998) 。

國際新聞流通同樣隨著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訊息交流受到經濟改革、科技發展 等諸多不同之結構性因素影響而更趨普及與密切,國際關係也得以透過各種傳播 工具強化國際之間的訊息交換,互動更為緊密(李少南,1994)。快速而大量的 傳播訊息網絡無論在增進各國之間對於彼此的瞭解,或推動國際社會秩序整合等 發展過程中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信奉「民族自決」的原則之下,獨立成了許多國家在 戰爭所殘留的廢墟之中重拾尊嚴的唯一途徑,這時「資訊自由」也與法西斯主義 形成強烈的對比,更能滿足各民族厭倦戰爭與渴望和平的心理(李金銓,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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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各地對於「平等接收資訊」的要求開始增加,國際新聞傳播領域相關學者 逐漸察覺國際新聞流通「不平衡」(imbalance) 與國際新聞內容「不充分」

(inadequate)之現象。1946 年聯合國「資訊自由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首開先例,將「資訊自由流通」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之原則概念納入內容之中 ( Nwosu, 1983;Carlsson, 2005)。1953 年由國際新聞協 會(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IPI ) 率先進行之一份量化研究報告結果顯示,與 國內新聞相較,國際新聞因指涉主題與對象屬於遠方事務,較不受閱聽人的重視。

期待能夠理解國外新聞內容的閱聽眾,所關心的焦點也僅止於該新聞是否與本國 具有關連,並進一步指出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存在嚴重的國際新聞資訊 失衡問題(Nwosu, 1983 )。

對於新興獨立國家而言,國際傳播和新聞流通為國家發展提供一個契機與傳 播平台,1974 年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由「77 國集團」與「不結盟運動」所提出 的「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提議13,希冀能夠建立一套以平等與主權為主要基礎,

能實踐民主、互助的國際經濟秩序。該秩序固然因為法理化規範尚未有效建立而 淪為過度理想化的宣言,但仍在二次大戰成為提供檢視並定義國際關係的新框架,

也是日後國際傳播資訊新秩序的論述依據,國際秩序在當時亦由先前東、西兩方 之間的衝突,轉為南北國家間的對立狀態(Hanelink, 1979: 145;轉引自 Thussu,

2000)。

13 「國際經濟新秩序」係指 1973 年由不結盟國家在阿爾及利亞召開之第四屆首腦會議中所提出

的口號,反應當時開發中國家對於國際間南北情勢之不滿。認為各國有權力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 社會制度、經濟模式與發展道路;有權對本國資源及其開發實行有效控制;各國有權參與處理國 際經濟事務;已開發國家應尊重並照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與需要,在提供援助時不應該附加任何 政治條件;加強南北對話與合作,在主要經濟發展領域做出必要的調整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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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學者歸納(Rosengren, 1974; Nwosu, 1983; Wilke, 1987; Wu, 1998, 2003;

臧國仁,1989;李少南,1994;李美華,2005) 過去三十年代間的國際新聞流通 相關研究後,依照研究趨向與當時國際環境影響,劃分為三個時期:

70 年代時期的第一代研究學者,學術主題主要圍繞在國際傳播新秩序的所 引發的重大爭議(Great Debate)(Gunter, 1978;轉引自臧國仁,1989)。此時期 研究學者多來自於第三世界國家,要求國際新聞流通需維持「衡平」原則,對於 西方國家的嚴厲批評逐漸浮上檯面。批評的重點在於:報導數量不足,西方媒體 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s)成員國的報導 明顯不足,與西方國家有關的報導內容充斥在主要媒體之間,第三世界國家或其 他正在發展中的區域資訊則付之闕如;報導內容不佳,第三世界國家不滿以國際 通訊社為主要新聞提供者的西方媒體與極具國際影響力的本國媒體(如美國紐約 時報),特意忽略開發中國家在政治、經濟或社會發展等不同層面的努力,以偏 頗失真且流於浮面之報導立場,集中在以災難、暴力和戰爭為主的「壞新聞」 bad news),損害國家形象。

此時期研究多依據批判學派分析觀點作為理論基礎,如依附理論、殖民主 義、媒介帝國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等,從整體結構面、媒介所有權、社會環境、

階級差異等鉅觀決定因素出發,均強調第三世界國家因前殖民帝國操控國際新聞 事業、強行向外輸出國家文化,與掠奪全球資訊傳播管道和資源而受到的不平等 對待(李少南,1994),同時探討關於「新經濟秩序」與「世界資訊與傳播新秩 序」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NWICO)兩者的相互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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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Galtung & Huge, 1965)。倡導者強烈主張,國際新聞流通系統持續並且加 深了發展的不平等,致使第三世界國家在傳播技術的軟體與硬體方面都嚴重地依 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來自非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一再指出,必須導正與重新檢驗 西方國家掌握主要國際新聞資訊流通管道的控制,以及對其他國家採取剝削和歪 曲的態度(Nwosu, 1983)。

這波由第三世界發起的國際資訊與傳播新秩序爭論,加遽國際社會分為西方 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與資本主義晚進國家/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兩大勢力分 庭抗禮的情勢。爭論背後來自雙方的相互攻訐:晚進國與共產國家的非西方勢力,

指控西方國家壟斷國際資訊流通,對非先進國家的經濟、文化與國家形象都造成 不當影響,要求以「平等」、「均衡」的訊息流通,取代名不符實的「自由」流通

(李少南,1994)。

爭論延燒至 80 年代,第二代研究者則以西方國家學者代表為主,不同於前 一時期研究偏重在欠缺系統化實證支持的批判論述,美英等西方國家學者陸續提 出以量化內容分析為應用的研究結果(Stevenson & Smith, 1982; Nwosu, 1983), 對第三世界國家之呼籲提出異議。

西方國家學者主要認為:西方國家長期忽略開發中國家正面發展的指控誠非 事實,發展中國家之閱聽受眾並非被動的接收者,而西方國家亦非無所不能的傳 播者;以研究數據反駁西方媒體偏好報導第三國家發生的「壞新聞」,證實在實 際報導內容上,仍以國際政治、國內新聞、政經文化、科學教育等議題為主;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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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報導內容多並非源於西方媒體立場偏頗,西方媒體僅忠實呈現第三世界國家發 展延滯、國內新聞人員編採專業不足的實際狀況,各國的基礎條件不同,才是影 響對西方媒體依賴程度相異的主要原因;發展中國家對於外來影響亦存在著抵禦 而非束手無策,不滿資本主義後進國與共產國家以建立國際資訊傳播新秩序為藉 口,加強政府對國內和國外傳播人員的控制、打擊新聞自由並阻礙資訊自由流通,

最後導致美英相繼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李少南,1994)。而電視國際新聞也 在此一時期逐步取代平面媒體成為大部份人口取得國際資訊的主要媒介(Larson, 1984)。

時至 90 年代,國際間發生諸如前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解體、波灣戰爭等重 大事件,世界版圖重新擘畫,新聞媒體躍成為國際社群中,建構政治版圖之主要 角色(Morley& Robins, 1995)。意識形態與國際政治角力關係並非此時研究學者所 關心的焦點,全球化概念蔓延、新傳播科技普遍應用,西方媒體集團崛起等趨勢 使得國際新聞研究的方法更為多元,亦跨步結合諸如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等其它 領域,打破以往僅就國際傳播單一範疇作為研究取向的研究脈絡,在歷經先前兩 個世代的正反辯證之後,研究學者以中立持平的態度進行反思,亦發展出更能夠

時至 90 年代,國際間發生諸如前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解體、波灣戰爭等重 大事件,世界版圖重新擘畫,新聞媒體躍成為國際社群中,建構政治版圖之主要 角色(Morley& Robins, 1995)。意識形態與國際政治角力關係並非此時研究學者所 關心的焦點,全球化概念蔓延、新傳播科技普遍應用,西方媒體集團崛起等趨勢 使得國際新聞研究的方法更為多元,亦跨步結合諸如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等其它 領域,打破以往僅就國際傳播單一範疇作為研究取向的研究脈絡,在歷經先前兩 個世代的正反辯證之後,研究學者以中立持平的態度進行反思,亦發展出更能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