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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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全球化、資訊化與民主化的時代已趨成熟，傳播科技發展和國家互動模式改 變，使得國際之間訊息流通與對外關係亦產生勢不可擋之轉變。全球化使得國際 行為體更趨多元，國家權力與結構本質出現變化；資訊化壓縮國家與國家之間時 空距離，訊息交換過程與國家對於國際重大事件發生之回應均較以往快速即時；
民主化使得選舉活動與選舉新聞成為國內外相關學者討論的重要課題。
從全球化的角度下探討國際關係發展脈絡，可發現國際新聞在此宏觀情境 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首先，它主導國際間信息流通，從而決定一般大眾所接 收與理解之特定國家政策相關資訊，間接影響民意。其次，國際新聞報導決定了 那些事件或議題應成為為關注焦點；媒體的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功能，未必 能夠指導人民應該如何想(how to think)，但在告訴民眾該想什麼(what to think)的 範疇之中確極具影響力。換言之，新聞報導一定程度反映，甚或決定國家政治重 要議程，而新聞報導內容不僅會形成民眾對現實的認知，也可能影響閱聽眾的態 度與行為(Graber, 1997)。
國際新聞報導另一重要作用，則是形塑政治人物對特定事件態度與政策制定。
相關政治傳播研究發現，媒體與政治政治人物在擬定政策時通常會參考媒體對特 定議題之報導，進而研擬而成重要政治政策，政治人物對媒體反應的預期心理就 會對特定政策產生影響(Cohen et al., 1996; Seib, 1992)。相關實證研究顯示，一般 民眾往往依據媒體框架(framing)特定議題所呈現意向，進而理解與評斷政府或政 治人物所制定之重要政策。 Entman, 1993; Gan et al., 2005; Gilboa, 2000)；而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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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其他國家的認識，亦來自於媒體新聞報導時欲意突顯與框架出的議題 (Iyengar & Simon, 1993; Soroka, 2003; Entman, 2004).
國內學者彭芸(1992)曾表示，幾乎所有民主國家均認同，這是個「媒體政治」
（media politics) 的時代，媒體幾乎主導了整個政治過程，從最基礎的政治社會 化到整體民意環境的反映，均突顯出媒體無所不在、影響範圍甚廣之本質。時至 今日，大眾傳播媒體為民主先進國家中提供一般民眾接近甚或經驗事件發生經過 與內容資訊的重要消息來源(Strömbäck and Shehata, 2007)。國與國之重要政策、
公共意見表達與新聞傳播之間儼然形成相互牽引的密切關係。
而媒體在民主政治中的主要功能亦可能受到不同因素影響，一方面是新聞報 導對特定事件存在偏見，可能是由於記者本身的意識型態、專業訓練或經驗不足，
無法有足夠的時間進行詳盡深入的報導內容，在報導特定事件時存有既定立場；
另一方面則是媒體事實上並無法傳送特定事件的訊息全貌，特定的文化脈絡、價 值體系或商業化的取向，均會改變媒體所產製出的信息文本(Clausen, 2003)，閱 聽受眾必須瞭解所接收到的新聞文本存在必經的過濾篩選程序，對於被報導世界 或對象的認知才不至於因依附媒體觀點而形成偏狹之見。
我們對於目前身處全球社會環境之認知，需透過各個角落所發生的重大事件，
諸如政治選舉、天然災害、武裝衝突、恐怖攻擊或是名人軼聞等所建構而成(Golan, 2006)。而新聞媒介在這樣的情境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每天不斷地報導世 界各地所發生的重大事件，讓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民眾能夠透過傳播媒體瞭解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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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狀況。舉凡國家與國家間的互動交流、對於其他國家的瞭解與想像，均建立在 由國際社會真實所映現出的既定形象(image of international reality)(Galtung &
Ruge, 1965)。是故，新聞媒介針對特定國家的新聞報導數量多寡以及採用的報導 立場角度，均會影響閱聽眾對於報導國家的印象與認知（李少南，1994）。
然而，影響國際新聞報導的因素繁複難以明析，相關研究亦是各種視角與層 次紛陳，未能建立起完整的體系與脈絡。近期學者亦發現國際新聞報導內容常呈 現出國家意識型態與同質化兩大特點（陳韜文等人，2002）。因為國際社會缺乏 單一秩序，涉及國家利益，國內媒體口徑往往傾向一致化，因而各國國際新聞報 導內容承載國家利益與國家政策立場，並隱含著國家意識型態；而不同國家又因 為各自服務於不同外交政策和國家利益，在報導同一事件時所呈現的媒介意識形 態遠比國家內部不同媒體之間的差異更為顯著。
從國際新聞流通的探討角度出發，發現國際新聞報導內容受到時間與空間限 制，新聞守門人（news media gatekeeper）必須根據個人專業、組織常規、國家 利益等多重因素在眾多國際事件當中篩選出較具新聞價值之新聞報導，同時必需 採用多種觀點分析以強化相關實證研究 (Golan & Wanta, 2010)。過去數十年間，
有關國際新聞流通發展之探討、媒體如何報導特定國際事件與呈現一國形象，國 際新聞如何反應國際現勢等相關研究特別受到學者關注，持續成為國際傳播研究 領域中之重要焦點（Barker, 2012; Baraldi, 2006, Callaghan, 2001; Carlsson, 1982;
Strombäck, 2006)。相關研究分析主要分為事件導向(event-oriented)取徑與情境脈 絡導向（context-oriented）兩大取徑，前者主要以新聞事件的角度出發，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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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做為分析國際新聞報導之單一指標與變項；後者則從宏觀的外部環境、事件 發生背景作為研究切入點，兩者皆為國際新聞選取因素的操作型定義提供更為多 元縝密之思考方向(Barry, 2012)。
至於國際社會事件的重要性與新聞性如何判準，直至現今仍屬於一個相當分 歧的概念。其中 Johan Galtung 以及 Mari Holmboe Ruge 於 1965 年提出「國際 新聞結構」（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一文，以內容分析方法探討挪威四家 不同政治傾向之報紙在處理國際危機新聞時的選擇因素，首開相關研究之先河。
Galtung 與 Ruge 綜以八項心理知覺因素與四項文化因素，歸納出影響新聞選取之 主要指標，分別為：事件發生頻率(frequency)、報導門檻(threshold)、事件清晰度 (unambiguity)、意義性(meaningfulness)、事件共鳴程度 (consonance)、非預期性 (unexpectedness)、持續性(continuity)、事件組成 (composition)、與菁英國家相關 性 (relevance to elite nations)、 與菁英人物關連性 (elite people)、個人相關性 (persons)，以及負面性 (negativity)，建立最為詳盡與完整的新聞價值架構，其中 又以「各國菁英人物」、「菁英國家」、「事件負面性」、「事件與個人相關程
度」四項因素最常成為國際新聞媒體所建構之內容，成為後續研究參考依據。
回顧國際新聞歷經不同時期的發展，到現在無論從宏觀的情境因素或微觀的 新聞產製內容進行探討，所得到的結論均相去不遠：國際新聞流通仍然存在著不 平衡現象（李美華，2005；呂美莉，2011；周慧儀，2008；Wu, 2003, 2007; Weber, 2010; Barry, 2012)。所謂的國際新聞，幾乎等同於少數政治經濟強國所產製之報 導內容，其中又以來自美國的媒體報導，無論是數量與影響性最為顯著。不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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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報紙發行量大、電視新聞網涵蓋範圍廣闊，主要通訊社或個別媒體派遣之駐地 記者或特派員更是遍及全球五大洲，大國本身的經濟、政治、軍事所形成的經濟 影響力，更加強化美國在全球媒體環境中的獨尊地位(Archetti, 2008; Hoskins &
Mirus, 1988; Huang & Christine, 2005, 2007)。
美國無論《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與《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等主要平面媒體所報導之國際新聞與針對特 定國際議題之評論，對各個國家輿情均有一定程度的滲透性，普遍被認為是兼具 可性度與專業意理之菁英報紙，亦成為國際學者在研究美國觀點時最常引用的分 析對象（elite press)（陳祥、陳嘉珮，2009） 於是國際間似乎漸漸形成一股潮流：
開發中國家的新聞報導可能正在銳減，且變得更加同質化，國際新聞報導內容以 及呈現之觀點由少數國家定義，而國際間重要大事之洪流逐步把亞非洲與其他第 三世界國家驅趕至新聞中心之外，不僅使得新聞產製國家閱聽眾眼界趨向狹隘，
散佈國際的新聞報導文本中所挾帶的主流英美意識形態，亦主導了國際公共領域 話語權，使得大部份國家均被排除在國際政治對話之外(Boyd-Barrett, 1999)。
綜合國外相關研究發現，有關不同國家媒體對特定國家單一新聞事件之框架 比較分析相較之下仍為少數(Barry, 2012; Freeman, 2010; Golan, 2006, 2008; Golan et al., 2010; Lee, 2005)，反觀國內針對國際媒體與國際新聞的分析研究，多數亦 僅就美國之媒體代表「國際媒體」引用為研究對象；所分析的國際新聞事件，亦 多發生自美國，缺乏對不同區域國家的平衡關注。然而國際新聞事件受到文化差 異與地理距離等多重因素影響顯得複雜難以理解，閱聽受眾僅能透過媒體有限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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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的報導資訊去探究與理解事件原貌，即使閱聽眾對於新聞所呈現的真實始終 存有疑慮(Fry, 1985)，但仍不可避免地必須倚賴國際新聞針對政治議題形塑而成 公共認知與意見輿論，拼湊出發生在遠方的新聞議題(Lin, 2006)。
因而透過對不同國家媒體進行比較分析研究，更能夠發展出較具全面系統性 概念、推衍至跨國層次皆可適用之傳播典範(Swanson, 1991)，亦能夠消弭國家之 間 因 為 訊 息 落 差 而 造 成 的 淺 視 觀 點 (myopic view) 或 偏 見 (bias)(Blumler &
Guerevitch,1995)。至於所選取的研究對象的國情發展、政經體制等背景脈絡殊異 性不得太大，但亦不適合過於相似(Edelstein,1983; 轉引自 Barker, 2012)。
歸納前述所言，國際新聞的重要性不僅隨著「地球村」概念成熟而與時俱增，
同時也因為各地閱聽受眾倚賴國際新聞報導想像並理解他國所發生的事件圖像，
進而成為國家與國家之間不可或缺的傳播管道與交流平台(Wu, 1998)。尤其是報 紙，被視為閱聽眾掌握重要政治選舉新聞時最倚賴的媒體訊息來源(Benoit et al., 2005)，因報紙最能夠提供「全觀、深入且詳盡的全國性選舉新聞；無論紀錄各 種競選活動與策略、評論政治議題，或是建構公共策略探討之渠道等，與其他媒
進而成為國家與國家之間不可或缺的傳播管道與交流平台(Wu, 1998)。尤其是報 紙，被視為閱聽眾掌握重要政治選舉新聞時最倚賴的媒體訊息來源(Benoit et al., 2005)，因報紙最能夠提供「全觀、深入且詳盡的全國性選舉新聞；無論紀錄各 種競選活動與策略、評論政治議題，或是建構公共策略探討之渠道等，與其他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