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統治與漢人婚禮的強制性改變

日本殖民政府與清帝國的最大不同之處，即在於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成為一 個現代國民國家，並於維新的過程中，吸收了許多西方現代文明，如法律制度、

科學新知、現代化器物，以及風俗習慣等。其中，尤以「西方近代法律」對於現 代國家來說，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自 16 世紀以來，歐洲各國建立了遍及世界各 地支配體制在內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同時也確立了傳統的國際法秩序。唯有滿 足一定要件者，才得以在這種國際法秩序中成為具有主體地位的國家，否則歐洲 各國會將其視為「非文明國」，譬如 19 世紀被歐洲列強強迫開港的中國和日本。

而所謂的「文明國」，指的是在傳統國際法秩序之下，遵守符合資本主義經濟所 要求的框架（國際法），可提供最低限度的秩序、預測可能性與安定性，確保人、

商品以及資本得以跨越國界而移動；唯有具備以上社會體制與法律制度時，該國 家才可被稱為文明國。⁷⁴換言之，由於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並非文明國，因此被 迫簽訂許多不平等條約，不但喪失部分國家的主權，甚至成為歐洲列強的從屬 國。為此，日本於明治維新後，開始思索如何「富國強兵」和「廢除不平等條約」， 在諸多方面的變革中，法律的現代化即是達成目的之必要手段之一。⁷⁵其後，日 本統治臺灣之時，便挾帶著西化後的日本法律來到臺灣，並以此為統治臺灣、管 理臺人的依據。

相對於西化後的日本法律，日治以前臺灣法律則以民間習慣為主。在傳統中 國的法規範中，法律是由「國法」（官府成文法）、「民間習慣」及「情理」三者 構成。對一般人民來說，不成文的民間習慣和情理最有影響力，因為傳統中國的 制法目的，主要是在維持正統的延續性，故成文法中缺乏與人民生活有關的條 文。再加上帝國土地廣大，若鉅細靡遺的規範一般人民的生活，將無法適應各地 人民的「特殊性」，也不符合帝國的統治效益。因此，若將部分事項交由民間習 慣予以規範，不但能夠符合帝國統治利益，也能滿足各地不同的風土民情。另外，

民間習慣會因時間、地域而有差異，即便同是漢人社會，甚至同在臺灣島上各地 的民間習俗，都可能出現不一致的狀況。由於人民較熟悉民間習慣，且官府規定 難以規範到社會上的每一件事，故官府在執法時可能會遷就習慣。一般情形，若 出現習慣不符清律規定之時，人民也會遵行臺灣社會的習慣，不理會官方的規

74 山中永之佑等編，《新日本近代法論》（京都：法律文化社，2008），頁 35-36。

75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2010），頁 45-46。

第六章 日治時期臺灣漢人婚禮的變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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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⁷⁶簡言之，在清領時期，雖然清政府有在臺灣施行「大清律例」，但基本上 官方在管理或執法時，仍以臺人的民間習慣為主。因此，在「因地制宜」的狀況 下，臺灣漢人有自成一格，相似於中國漢人但有些許差異的「臺灣式婚姻禮俗」，

且因臺式婚禮已成為民間習慣，也會獲得官方的認可而有其效力。

日本統治臺灣之後，為管理臺灣住民的民事糾紛，亦制定與民事相關的法 律，並於此時期為始，帶有西方法律色彩的日本民法也進入臺灣。⁷⁷首先，在軍 政時期，1895（明治 28）年總督府發布日令第 21 號之 3「臺灣住民訴訟令」，依 據該法令「審判官要依照地方的舊慣和條理審判訴訟」，其施行對象則為臺灣島 的所有住民，即包括內地人、本島人，以及外國人等。其後，在民政時期，即 1898（明治 31）年 7 月 16 日施行的律令第 8 號「關於民事、商事及刑事律令」

則開啟了只有本島人及清國人要在民事方面要依據舊慣之例。因此，於 1908（明 治 41）年 10 月 1 日施行的律令第 11 號「臺灣民事令」，其內容除兩項規定之外，

本島人和清國人的民事、商事及其附屬法律亦要依照舊慣。⁷⁸簡言之，從日治初 期以降，臺灣漢人的民事均依照舊慣來管理，而此情況要等到「內地延長主義」

時期才有所改變。

在進入內地延長主義時期之前，日本帝國會議於 1921（大正 10）年發布法 3 號，以施行勅令的方式，將日本的法律直接沿用於臺灣。接著，1922（大正 11）

年 9 月，總督田健治郎發布律令第 6 號「有關民事法律施行於臺灣時，關於需要 改廢的律令之件」，規定自 1923（大正 12）年 1 月 1 日起廢止臺灣民事令及其他 相關法令。而在同日公布的第 406 號「關於民事法律施行於臺灣之件」，則規定 將日本民法實施於臺灣；同年第 407 號的特例勅令「有關施行於臺灣之法律的特 例之件」，其第 5 條則再規定僅有關本島人之親屬繼承事項不適用民法第 4 編、

第 5 編之規定，除特別規定之外，仍依照舊慣。此後，對於是否要將日本民法施 行於臺灣一事，臺灣和日本各界均多有討論，但一直到日本統治結束都沒有實 施。⁷⁹換言之，儘管內地延長主義時期以後，已將部分日本民法內容實行於臺灣 漢人，但其中的親屬編等有關婚姻的法律，則仍舊按照漢人的舊慣，並一直持續 至日本統治結束。

76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臺北：元照，2009），頁 44-46。

77 日本統治下帶有西方色彩的刑事法亦隨殖民統治來到臺灣，但與本文關係不大的緣故，因此 在此略過不談。

78 姉歯松平，《本島人のみに関する親族法並びに相続の大要》（臺北：南天復刊，1994），

頁 1-4。

79 姉歯松平，《本島人のみに関する親族法並びに相続の大要》，頁 5；陳昭如，〈離婚的權利

──台灣女性離婚權的建立及其意義〉（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144、146-157；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08-110。

第六章 日治時期臺灣漢人婚禮的變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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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日本民法的親屬編一直沒有施行於臺灣漢人，因此就理論上來說，日本 法律是無法影響臺灣漢人的婚姻制度乃至於婚禮文化。然而，明治維新後，日本 已成為近代國家，不但編纂具西方法律內涵的現代法典，且為了編纂現代法典和 執行現代法，亦培育出一批接受過西方法律訓練的法律人才。職是之故，日本殖 民臺灣後，便是利用西化後的日本法律，以現代國家管理方式進行統治。另一方 面，執法者均是接受過西方法律訓練者，並以其所學在臺灣法院進行審判。因此，

在前述兩種原因影響下，即便日治時期的臺灣漢人尚遵從「舊慣」行事，但實質 內涵卻隨著統治時間增加，已有改變而不同於清領時期的「舊慣」。以此，西方 法的內涵即「權利」的概念，⁸⁰就藉由日本殖民政府或日人法官之手落實在臺灣，

並在主動或被動的狀況下，使臺人逐漸體驗和適應西方法律文化。

誠如前述，清領時期的臺灣，婚禮等民事效力的判定以民間習慣為主，因此 沒有成文法典。日本統治以後，為了解臺灣人的舊慣，以及傳統民間習慣不符近 代國家的需求等因素，乃開始蒐集、調查，並試著以西方的「權利」概念，重新 解釋臺人舊慣。首先，為理解臺灣習慣法內容，改用西方的權利概念表示，在日 本治臺後，便設立一個專責機構，職司這項可謂為「權利化」的工作。此即，1901

（明治 44）年設立之，由法學博士岡松參太郎為主要負責人的「臨時臺灣舊慣 調查會」。而將權利等法律概念，加諸於臺灣習慣規範上之行為，則可稱之為「臺 灣固有法的羅馬法化」。此外，臺灣總督府法院及有關的行政官署，為了處理案 件，進行習慣規範的國家法律化，亦將臺灣原有的習慣規範改造為西方式國家法 律體制下的習慣法。部分不符合「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的習慣，則可能被接受過 西方法律訓練的日本法官，進行改造以「改進舊慣」。⁸¹也因此，不論有意或無 意，前述行為均可能促成臺灣人民事法規範的「西方化」，甚至影響臺人慣習。

在臺灣舊慣成為習慣法後，許多傳統婚禮的儀式便不再只是社會約定成俗的 習慣，其婚姻關係的準則、成立與否，以及有效或無效等，尚須經過政府相關單 位的認定，如此才具有法律的效力，並納入現代國家體系之中。至於如何判定，

則全以法官的認定和舊慣調查的成果為參照，因此產生有時會認同，有時候則依 違反公序良俗而否定舊慣。日治臺灣法律史研究者陳昭如即指出，雖然法院對於 裁判離婚事由的承認，擴大臺灣女性的離婚權，使女性的裁判離婚請求得以建 立，並藉由否認部分舊慣，限制丈夫的離婚權。不過，在認定個案是否離婚時，

法院不一定採取有利於妻方的態度，且並非將舊慣一概否認，因此判決是否成立

80 西方憲法或補充法，均有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具體規定，在公法上侵害他人的生存權、

自由權及財產權，應接受法律的制裁；在私法上侵害他人的權利，也要依法負起損害賠償的責任。

參閱林咏榮，《中國固有法律與西洋現代法律之比較》（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頁 3。

81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308-310。

第六章 日治時期臺灣漢人婚禮的變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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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取決於法官的裁奪。⁸²

至於法院如何判定舊慣是否有效，則可透過日治時期法院所遺留之「判例」

來了解。倘若以婚姻是否成立而言，日本法官要求臺灣漢人正式的結婚一定要立 下婚字，即務必要製作婚書，並以此為證明，表示婚姻關係之成立。⁸³所謂的婚 書，是男女家在「完聘」時各做一份婚姻契約書。男家製作的婚書稱為乾書或鳳

來了解。倘若以婚姻是否成立而言，日本法官要求臺灣漢人正式的結婚一定要立 下婚字，即務必要製作婚書，並以此為證明，表示婚姻關係之成立。⁸³所謂的婚 書，是男女家在「完聘」時各做一份婚姻契約書。男家製作的婚書稱為乾書或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