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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親職化、孝道信念與幸福感之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四節 大學生親職化、孝道信念與幸福感之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生序」,以進行統計控制,在模式二再投入「親職化」的三個變項「功能性照顧」、

「情感性照顧」與「不公平性」。由表 4-4-1 可知模式一人口變項「性別」與「出 生序」對於「幸福感」無顯著的解釋力(R2=.00, F(2, 501)= .57, p>.05)。在模式二將

「親職化」三個變項投入模型後,整體迴歸模式解釋力達到 R2=.16,F(5,498)=19.32,

p<.01,顯示在投入「親職化」變項後,五個變項能有效預測幸福感。

「親職化」

區組解釋力透過模式一與模式二比較後,ΔR2=.16,F change(3,498)=31.74(p<.01),

顯示模式二中投入親職化變項能夠有效提升模型的解釋力。亦即在控制人口變項 的影響後,親職化變項可以額外提供 16%的解釋力。三個自變項中,以「不公平 性」的貢獻程度最大,

β=-.37(t=-8.73, p<.01)

,其次是「情感性照顧」,

β=.17(t=3.60,

p<.01),顯示親職化變項的貢獻,主要來自於「不公平性」與「情感性照顧」

。然

而兩個變項的作用力方向不同;「不公平性」與「幸福感」的關係為負,顯示大學 生在家庭經驗到越多「不公平感」其幸福感越低。而「情感性照顧」與「幸福感」

的關係為正,表示大學生在家庭經驗承擔越多的情感性照顧責任,其幸福感越高。

第二步驟為探討孝道信念是否會影響親職化對幸福感的預測情形,故先以統 計控制的方式,依序投入人口變項、孝道信念,最後投入親職化。最後再與表 4-4-1 模式二中的結果進行比對。

同樣以「幸福感」做為依變項進行階層迴歸分析,先控制人口變項對「幸福 感」的影響,在模式三先將人口變項投入模型中,即「性別」與「出生序」,以進 行統計控制,這裡的模式三與表 4-4-1 的模式一完全一樣。在模式四投入孝道信 念的兩個變項「相互性孝道信念」與「權威性孝道信念」,模式五再投入「親職化」

的三個變項「功能性」、「情感性」與「不公平性」。

由表 4-4-2 可知模式三人口變項「性別」與「出生序」,對於「幸福感」無顯 著的解釋力,R 2

=.00,F

(2, 501)= .57, p>.05)。在模式四將「孝道信念」變項投入模 型後,整體迴歸模式解釋力達顯著水準,R2=.09,F(4,499)=11.96, p<.01。「孝道信 念」區組的解釋力 ΔR2=.09,F change(2,499)=23.30(p<.01),顯示模式四中控制了

人口變項後,「孝道信念」變項對於預測「幸福感」有顯著的貢獻,可以額外貢

*p<.05;**p<.01

到了模式五,投入「親職化」變項後整體迴歸模式達顯著水準,R2=.17,

在模式五中可以看到控制背景變項與孝道信念後,親職化在解釋幸福感有額 外 8%的解釋力,顯示親職化在預測幸福感時有獨特的預測力,過去文獻(石芳 萌,2007;陳慧珊,2009)認為親職化與孝道信念兩者概念有重疊及混淆之處,

而統計結果顯示親職化在解釋幸福感時仍是獨立的部分。在親職化的自變項當 中,以「不公平性」的貢獻程度最大,

β=-.32(t=-6.97, p<.01)

,及「情感性照顧」,

β=.12(t=2.42, p<.05),顯示親職化「不公平性」與「情感性照顧」兩個變項對於

大學生幸福感最具有預測效果,以「不公平性」在預測幸福感時有顯著的貢獻。

當大學生越感到在家庭中的付出未獲注意與肯定,或是感到犧牲自我卻不被支持 的感受時,其可預測生活的「幸福感」越低。其次是「情感性照顧」,表示大學生 在家庭經驗承擔越多的情感性照顧責任,則可預測大學生的「幸福感」越高。

然而,值得探討的是「功能性照顧」對於幸福感的預測力不佳

β=.02(t=.35, p

>.05)。在第三節探討各變項的關係時,功能性照顧與不公平性兩者有正相關,

但特別的是單獨看功能性照顧與幸福感的關係或是對幸福感的預測力皆是不顯 著,表示「功能性照顧」用來預測幸福感時並無法看出其功能與角色。研究者推 測或許在探討「功能性照顧」對幸福感預測情形需要搭配「不公平性」來觀察其 關係組型。

值得注意的是模式二與模式五在探討對幸福感的預測情形時,結果發現模式 二與模式五整體迴歸模式皆能有效預測幸福感。進一步比對模式二與模式五其親 職化「不公平性」與「情感性照顧」的預測效果在控制孝道信念後,呈現微幅下 降,其中「不公平性」由

β=-.37 降至 β=-.32,

「情感性照顧」由

β=.13 降至 β=.12,

顯示「情感性照顧」與「不公平性」兩者的概念可能與孝道信念較為靠近,且預 測幸福感上「不公平性」有顯著的貢獻。然而「不公平性」與「情感性照顧」的 預測效果下降,反映出「孝道信念」變項在親職化對幸福感的預測情形有微幅控 制力,但其控制的程度有限,親職化對幸福感預測情形仍有顯著預測效果,親職 化仍能獨立解釋幸福感。

從表 4-3-1 親職化與幸福感的相關程度(.02, .16. -.36)、表 4-4-1 模式二親職化 與幸福感預測效果(.01, .17, -.37)與表 4-4-2 模式五親職化對幸福感預測效果 (.02, .12, -.32)來看,親職化與幸福感的相關情形較靠近模式二預測效果的幅度,

且相較之下模式五的預測效果微幅下降。從數據中再次顯示出孝道信念在親職化 對幸福感預測情形的控制只是微幅的控制。且三者的關係組型一致,皆是功能性 照顧與幸福感的關係或預測效果相對較低,且情感性照顧與幸福感呈現正向預測 關係,不公平性與幸福感呈現負向預測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