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章主要目的在於闡述本研究之動機、目的，並提出研究問題與假設，進而 定義本研究相關之重要名詞。本文共分三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 節說明研究問題與假設，第三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自身經驗的發現及思考

研究者對親職化概念及孝道信念興趣的起源，來自於自己的生命經驗。在高 中時期遭逢父親驟逝，母親及家中三個兒女除了要面對失落與悲傷的哀慟之外，

更急迫地是盡快恢復與維持家庭生活及功能。原本較分散自主的家庭氣氛，也因 此家人間情感更顯親密、更具凝聚力。研究者回想父親驟世至今對自己生命的影 響，最大的轉變在於生活不再只是關注於自己的生活與興趣，而是開始思考如何 協助分擔家庭經濟與責任，想為家庭有所貢獻與支持，不再只是家中需要被照顧 的孩子。信念的轉變讓研究者在就讀大學時，為了體貼母親，減輕母親的經濟壓 力，展開了四年辛苦半工半讀的生活，尤其是在連日長時工讀之後的身心疲憊最 令人難忘。

研究者回顧過去對於這樣的生活型態少有怨言，反之感到理所當然，並且覺 得自己能分擔家中經濟負擔感到很有成就感及責任心，認為自己可以對家庭有所 貢獻與支持。除了就學期間半工半讀之外，研究者更期望自己成為母親的依靠，

在大學畢業後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可以奉養母親，這樣的信念支持研究者在大學 畢業後朝著明確的目標積極努力，不敢鬆懈。研究者進一步思考，是什麼樣的動 機讓處於青春年華的大學生願意擱下學習、休閒娛樂的機會和時間，投入精力與 時間於工作生活中。然而在思考個體心理與行為時，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不容忽 視。儘管台灣社會近年來快速現代化，漸趨重視個體獨立、自主性，社會價值也 越來越多元，然而台灣家庭親子關係仍深受孝道的影響。孝道不僅是倫理的核心，

同時也是華人人際互動中重要的依循原則(葉光輝，1996)。從當前台灣社會，從

報章媒體的傳播及教育部推廣 3Q 達人（生命鬥士選拔，分為 AQ 逆境達人、

EQ 情緒達人與 MQ 道德達人）的選拔、愛家 515、教孝月活動的推行等，反映出 社會期待子女孝順父母、分擔家務、照顧手足等行為，並且子女為家庭付出的越 多代表越孝順越受父母、師長或社會大眾的肯定(葉致芬，2005；張虹雯，1999)。

由此可知，孝順行為不僅在功能上可以協助父母，在情感上也可以獲得被關注、

讚美、肯定的滿足。其中孝道文化對個體孝順行為，以及社會大眾對其孝順行為 的反應有著重大的影響(葉致芬，2005)。

然而，在研究所進修期間閱讀到「親職化」的相關文獻中，認識親職化的概 念，令研究者開始思考自身過去的成長經驗是否就是所謂的「親職化」，並開始好 奇西方心理學所定義的親職化其內涵是否與孝順行為雷同。回顧過去文獻發現，

國內多篇在探討親職化的相關文獻（石芳萌，2007；吳端靜，2012；陳慧珊，2009；

葉致芬，2005）中提到親職化與孝順在概念或行為表現上可能的重疊關係，但缺 少實徵研究探討之。此外，國內親職化相關研究（石芳萌，2007；陳慧珊；2009）

中，顯示出國內親職化研究結果與國外研究結果不同。根據 Jurkovic 與 Thirkield (2000)所編訂之親職化問卷(Filial Responsibility Scale-Adult, FRS-A)中定義的「親 職化」為高功能性照顧、高情感性照顧及高不公平性，其三個分量表分數越高代 表個體親職化程度越高，且三者與身心健康關係均與呈現負相關;而在石芳萌 (2007)與陳慧珊(2009)的修訂 FRS-A 量表後，分別對國內高中職學生與大學生施 測之研究結果中，發現三者方向不一致(功能性照顧與身心健康呈現正相關)。國 內外不同的研究結果也引起研究者的好奇：國內外親職化表現的不同是否與國內 獨特的孝道文化有關係呢？回顧過去文獻當中探討親職化對個體發展的正、負向 影響（石芳萌，2007；柴蘭芬，2007；陳慧珊，2009；郭孟瑜，2003；張虹雯、

郭麗安，2000；葉致芬，2005； Castro, Jones, & Mirsalimi, 2004; DiCaccavo, 2006;

Earley& Crushway, 2002; Jones & Wells, 1996; Jurkovic, 1997； Wells & Jones, 2000;

Stein, Rotheram-Borus, & Lester, 2007），其中更有多篇文獻提到文化對個體的親職

化有不同的影響與定義，特別是亞洲地區重視的孝道文化或孝順行為，與親職化 更有許多重疊及雷同之處（石芳萌，2007；陳慧珊，2009；郭孟瑜，2003；張虹 雯、郭麗安，2000；柴蘭芬，2006；葉致芬，2005），但目前國內外缺乏相關實徵 研究探討親職化與孝道行為的關係，也因此引發研究者的研究動機，想一探究竟。

二、對於親職化與孝道信念的興趣

葉致芬(2005)認為西方家庭系統觀所提出的親職化，與華人文化下孝道行為 的實踐同出一轍，皆是指在行為上照顧父母、手足、擔負家務、維繫家庭生計。

然而在國內探討親職化(parentification)的相關實徵研究中石芳萌(2007)與陳 慧珊(2009)的研究結果發現國內親職化表現與西方親職化表現有差異，並推測可 能受到國內孝道文化的影響。陳慧珊(2009)發現親職化中「情緒性照顧」與「不 公平感受」對於大學生身心健康指標扮演重要角色，當大學生承受或涉入較多家 庭成員情緒性照顧，同時也有較多不被了解與支持的不公平感受時，有較差之身 心健康狀況；反之大學生承擔較多的家務照顧責任，較少的情緒性照顧責任，且 沒有不公平的感受，仍有較佳的身心健康狀況。而在石芳萌(2007)對高中職學生 的研究中也有雷同的結果。此一研究結果顯示，國內親職化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中，

「情緒性照顧」與「不公平感受」與負向身心健康的關係較為緊密，當個體承受 較多的功能性照顧時，對身心健康並無顯著負向影響。此項研究結果與 Jurkovic 與 Thirkield (2000)親職化的研究結果(三者越高則身心健康越差)不同，研究結果 的差異引發研究者想探索孝道文化與親職化兩間關係的興趣，想作更進一步的探 討。

在台灣的社會文化中，談到親子關係必須提到「孝道倫理」(陳秉華，1995)。

孝道文化中看待個體與家庭關係是一體的，主要運作單位是家庭，不是個人，個 體很難與家庭切割開來（楊國樞，1988；葉光輝，2004）。因此，在孝道文化中個 體凡事需以家庭或家人的福祉為優先；而在孝道倫理中涵蓋著「長兄如父」、「長 姐如母」的觀念，家庭中由年紀較長的子女擔負起協助親職的現象是很常見的，

並非一種病態的義務關係（利翠珊，2000）。故談到華人親職化與孝道行為時，不 能夠全然地將西方家庭系統的親職化觀點套在華人的孝道文化上，來取代孝道行 為的意義與功能。綜觀過去孝道行為的研究，除了以論述和實徵的方式來呈現外，

既有文獻多偏向於子代對實踐孝道行為的感受、孝道觀念對子代的各項生活層面 之影響的探討、子代孝道觀如何影響他與父母的互動（黃堅厚，1982；葉光輝，

1996；康琇喬，2003），但對於華人孝道文化與親職化之間的關聯，目前國內仍缺 乏相關實徵研究探討之。

三、影響親職化的相關因素

國內目前許多親職化的相關實徵研究顯示子女的背景因素對於親職化表現是 有相關的，特別是在兩大背景因素：性別（郭孟瑜，2003；吳嘉瑜，2005；劉香 君，2006；陳慧珊，2009）及出生序（葉致芬，2005；石芳萌，2007；陳慧珊，

2009）。

1. 性別

國內、外有關親職化與性別的相關研究中指出不同性別在親職化表現有差 異，唯不同的研究對象、文化背景、研究工具等等，可能使得不同性別的個體在 親職化表現的研究結果不一致。郭孟瑜(2003)針對國、高中生的研究結果顯示女 生的親職化程度高於男生。陳慧珊(2009)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大學生其親職 化有顯著性差異，男性顯著高於女性。石玲惠(2004)對國小高年級學童進行親子 三角關係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其親職化有差異，男生的親職化比女生高。

Silverstein(1995)的研究指出，孝道與繼承家業的合法性最能驅動兒子在父母 需要時有所行動，不同於女兒偏向於情感驅動；陳芬憶(2002)對台灣地區大專生 及其父母的研究中，也發現孝道信念在某些內涵上是有性別的差異且達顯著水準 的，兒子在多項的孝道信念內涵中顯著高於女兒，例如，在「為親留後」、「繼承 志業」兩項孝道信念的內涵上，有男性高於女性的狀況。林如萍、鄭淑子與高淑 貴(1999)的研究中也指出過去台灣傳統農業社會會期待不同性別的子女承擔不同

的孝道責任。成年兒子的期待為父母年老或病時與之同住、提供生活費及返家探 望、電話或信件聯繫等；而對成年女兒的孝道責任期待較偏向情感導向，例如平 日以電話或信件聯繫、時常返家探望、和父母聊天傾聽心事以及年節、生日送禮 物表達心意等。此外，葉光輝(1997)研究發現在「尊親懇親」、「奉養祭念」兩個 面向上都出現男性較女性重視的結果，且達到顯著水準；此與前面的研究有共同 的趨勢──男性樣本較女性樣本重視孝道觀念，並承擔較多的孝道責任。其說明即 使孝道觀念中父權優勢的特性大幅減弱，對於孝敬與奉養父母，兒子似乎仍背負 較重的孝道責任。

2.出生序

在 Burton(2007)的研究指出遭遇家庭經濟困難的長子、長女經常扮演親職化 角色來幫助家庭有更好的適應。家庭中長子透過負擔家計或成為母親的信心來源 而呈現出輕度的親職化；長女則在家中扮演家務處理和照顧手足的角色。此研究 結果除了指出長子、長女較容易呈現出親職化外，還進一步說明了不同性別的親 職化責任的差異。然而，國外研究結果似乎也在描述華人文化中「長兄如父，長 姐如母」以及「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角色期待。

在 Burton(2007)的研究指出遭遇家庭經濟困難的長子、長女經常扮演親職化 角色來幫助家庭有更好的適應。家庭中長子透過負擔家計或成為母親的信心來源 而呈現出輕度的親職化；長女則在家中扮演家務處理和照顧手足的角色。此研究 結果除了指出長子、長女較容易呈現出親職化外，還進一步說明了不同性別的親 職化責任的差異。然而，國外研究結果似乎也在描述華人文化中「長兄如父，長 姐如母」以及「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角色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