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親職化、孝道信念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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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吳麗娟博士. 大學生親職化、孝道信念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研究生：張沛綺撰.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

(2) 致謝終於在碩士研究生身分劃下句點。在師大修業期間，感謝家人全力支持，讓我能留職停薪專心修習課程，在這兩年的生活中不論是修習課程、兼職實習、接受督導與擔任南天督導，都讓心性從中獲得成長與滋養。返回工作職場後，撰寫論文期間也感謝家人無條件提供我最大的支持、包容與鼓勵。感謝我最親愛的媽媽，當我在工作與學業中奔波，你總能當我最強而有力的依靠，肯定我的選擇也看見我的努力。最親愛的姐姐與哥哥，在台北生活時你們就是我的避風港，讓我在台北生活從未感到孤單與無助。也感謝神的安排，讓你們搬到高雄讓整個家族一起展開新的生活！此外，這五年間，感謝主讓我遇到我的老公─鴻發，感謝你在這兩年多來總是默默支持我，適時督促我。在 102 年的夏天同時拿到研究所畢業證書與結婚證書，生命中因為有你的加入變得更加圓滿、更加完整。感謝在撰寫論文當中幾位給予我鼓勵與打氣的夥伴。感謝曉芬學姐，你總是不吝於幫我加油打氣，也很高興看到你的書即將出版了！感謝怡秀學姐，在口考前一天提供給我詳細建議與提醒，降低了我的焦慮。感謝親愛的姐姐靖榕，在口考當天當我最佳助手，也陪伴我度過最艱困的時刻，生命中感謝有你無私的陪伴。也感謝神的安排讓我遇到昱潔，不約而同在同一天口考，互相幫忙檢視還有哪些需注意的細節。另外也感謝維耘、玲涵、淨惠與端靜，在論文口考前夕幫我加油打氣，讓我更加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最後，感謝我的論文指導教授─麗娟老師，在過程中給予的指導與叮嚀。也由衷地感謝世華老師在論文撰寫的過程中不吝於幫我解惑，並協助我判讀統計結果的價值與意義。此外也感謝宜玫老師前來擔任口委，並溫暖地給予回饋，幫助我看到論文的不足之處。感謝三位老師的指導與建議，讓論文得以更加完善。沛綺撰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12 日. i.

(3) 中文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親職化、孝道信念與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並探討「親職化」與「孝道」這兩者的概念是否雷同。本研究採用便利取樣抽取台灣地區公私立大學一到四年級在校生為研究對象，共計 504 名，並採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使用的研究工具有 Yeh 與 Bedford (2003)編製的「孝道信念量表」、石芳萌 (2007)所修訂的「親職化量表」及陸洛 (1987)所修訂的「中國人幸福感量表」。調查所得資料分別以單因子多變量變異數分析、積差相關以及階層迴歸分析之統計方法進行處理。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一、不同性別之大學生的親職化表現不同，主要表現在「不公平性」。不同出生序之大學生的親職化表現不同，主要表現在「功能性照顧」。二、不同性別之大學生的孝道信念表現不同，主要表現在「相互性孝道信念」。不同出生序之大學生的孝道信念表現沒有不同。三、大學生親職化量表分量表之間有顯著相關，主要表現在「功能性照顧」與「情感性照顧」有顯著正相關；「功能性照顧」與「不公平性」有顯著正相關。四、大學生孝道信念量表各分量表之間在統計上有顯著正相關。五、大學生親職化量表與孝道信念量表各分量表在統計上有顯著相關。六、親職化與孝道信念均能個別有效預測大學生之幸福感受，此外在控制孝道信念後，大學生親職化對幸福感有獨立的預測功能。最後，研究者根據本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提出建議，以應用在諮商輔導、親職教育，並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親職化、孝道信念、幸福感. ii.

(4) A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ification, Filial Piety and Happi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Pei-Chi, Ch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among parentification, filial piety and happiness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and to explore that parentification was similar to filial piety or not. The samples are comprised of 504 college students from Taiwan based on purposive sampling,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conducted as the study method. The instruments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Parentification Scale”, “Filial Piety Scale”, and “Chinese Happiness Iventory ”. Data obtained in this study were analyzed by MANOVAs ,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unfairness” among groups of gender.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strumental caregiving” among groups of birth order. 2.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among groups of gend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ilial piety” among groups of birth order. 3.There is a positi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instrumental caregiving” and “emotional caregiving” ; and there is a positi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instrumental caregiving” and “unfairness” . 4. There is a positi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and “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5. There is a positi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ification” and “filial piety” 6. Both parentification and filial piety could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happi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After statistical control of filial piety, parentification could predict the happiness independently. Based on the results, implication of the study for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and suggestion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posed as well. Key word: Parentification, Filial piety, Happiness iii.

(5) 目次致謝…………………………………………………………………………………........i 中文摘要 .......................................................................................................................... ii 英文摘要 ......................................................................................................................... iii 目次 ................................................................................................................................. iv 表次 ................................................................................................................................. vi 圖次 ................................................................................................................................ vii 第一章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7. 第三節. 名詞釋義……………………………………………………………..….8. 第二章文獻探討 .........................................................................................................11 第一節. 親職化的概念與相關研究…………………………………………….11. 第二節. 孝道信念的內涵、變遷與相關研究………………………………….24. 第三節. 親職化與孝道相關研究……………………………………………….33. 第四節. 幸福感及其相關研究………………………………………………….35. 第三章研究方法 ........................................................................................................ 41 第一節. 研究架構……………………………………………………………….41. 第二節. 研究對象……………………………………………………………….43. 第三節. 研究工具……………………………………………………………….45. 第四節. 研究程序與資料處理………………………………………………….48. 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論 ............................................................................................ 49 第一節. 大學生在親職化與孝道信念的描述與相關分析…………………….49. 第二節. 不同性別與出生序之大學生在親職化與孝道信念的差異情形…….51. 第三節. 大學生親職化、孝道信念與幸福感積差相關之結果……………….59 iv.

(6) 第四節. 大學生親職化、孝道信念與幸福感之階層迴歸分析結果………….64.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 69 參考文獻 ........................................................................................................................ 75 中文部分………………………………………………………………………….75 西文部分………………………………………………………………………….79 附錄 ................................................................................................................................ 83 附錄一. 親職化量表使用同意書……………………………………………….83. 附錄二. 雙元孝道信念量表使用同意書……………………………………….84. 附錄三. 中國人幸福感量表使用同意書……………………………………….85. 附錄四. 正式施測之研究問卷………………………………………………….86. v.

(7) 表次表 3-2-1. 本研究有效樣本之基本資料………………………………………………43. 表 4-1-1. 親職化行為、孝道信念與幸福感量表各分量表分數之平均數與標準差摘要表……………………………………………………………………...…49. 表 4-2-1. 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親職化量表各分量表平均數與標準差摘要表……51. 表 4-2-2. 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親職化量表分數的多變量變異數分析摘要表……51. 表 4-2-3. 不同出生序之大學生在親職化量表各分量表平均數與標準差摘要表…54. 表 4-2-4. 不同出生序之大學生在親職化量表分數的多變量變異數分析摘要表…54. 表 4-2-5. 不同出生序之大學生在親職化量表分數的單變項變異數分析及事後比較摘要表……………………………………………………………………...54. 表 4-2-6. 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孝道信念量表各分量表平均數與標準差摘要表…56. 表 4-2-7. 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孝道信念量表分數的多變量變異數分析摘要表…56. 表 4-2-8. 不同出生序之大學生在孝道信念量表平均數與標準差摘要表…………57. 表 4-2-9. 不同出生序之大學生在孝道信念量表分數的多變量變異數分析摘要…57. 表 4-3-1. 大學生親職化現象、孝道信念與幸福感之積差相關矩陣……………….59. 表 4-4-1. 親職化行為對「幸福感」之階層迴歸分析摘要表……………………….64. 表 4-4-2. 孝道信念和親職化對「幸福感」之階層迴歸分析摘要表…………………66. vi.

(8) 圖次圖 2-4-1. 統整性的幸福感架構圖…………………………………………………....37. 圖 3-1-1. 研究架構圖（一）……………………………………………………………41. 圖 3-1-2. 研究架構圖（二）……………………………………………………………41. vii.

(9) 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目的在於闡述本研究之動機、目的，並提出研究問題與假設，進而定義本研究相關之重要名詞。本文共分三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明研究問題與假設，第三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一、自身經驗的發現及思考研究者對親職化概念及孝道信念興趣的起源，來自於自己的生命經驗。在高中時期遭逢父親驟逝，母親及家中三個兒女除了要面對失落與悲傷的哀慟之外，更急迫地是盡快恢復與維持家庭生活及功能。原本較分散自主的家庭氣氛，也因此家人間情感更顯親密、更具凝聚力。研究者回想父親驟世至今對自己生命的影響，最大的轉變在於生活不再只是關注於自己的生活與興趣，而是開始思考如何協助分擔家庭經濟與責任，想為家庭有所貢獻與支持，不再只是家中需要被照顧的孩子。信念的轉變讓研究者在就讀大學時，為了體貼母親，減輕母親的經濟壓力，展開了四年辛苦半工半讀的生活，尤其是在連日長時工讀之後的身心疲憊最令人難忘。研究者回顧過去對於這樣的生活型態少有怨言，反之感到理所當然，並且覺得自己能分擔家中經濟負擔感到很有成就感及責任心，認為自己可以對家庭有所貢獻與支持。除了就學期間半工半讀之外，研究者更期望自己成為母親的依靠，在大學畢業後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可以奉養母親，這樣的信念支持研究者在大學畢業後朝著明確的目標積極努力，不敢鬆懈。研究者進一步思考，是什麼樣的動機讓處於青春年華的大學生願意擱下學習、休閒娛樂的機會和時間，投入精力與時間於工作生活中。然而在思考個體心理與行為時，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不容忽視。儘管台灣社會近年來快速現代化，漸趨重視個體獨立、自主性，社會價值也越來越多元，然而台灣家庭親子關係仍深受孝道的影響。孝道不僅是倫理的核心，同時也是華人人際互動中重要的依循原則(葉光輝，1996)。從當前台灣社會，從 1.

(10) 報章媒體的傳播及教育部推廣 3Q 達人（生命鬥士選拔，分為 AQ 逆境達人、 EQ 情緒達人與 MQ 道德達人）的選拔、愛家 515、教孝月活動的推行等，反映出社會期待子女孝順父母、分擔家務、照顧手足等行為，並且子女為家庭付出的越多代表越孝順越受父母、師長或社會大眾的肯定(葉致芬，2005；張虹雯，1999)。由此可知，孝順行為不僅在功能上可以協助父母，在情感上也可以獲得被關注、讚美、肯定的滿足。其中孝道文化對個體孝順行為，以及社會大眾對其孝順行為的反應有著重大的影響(葉致芬，2005)。然而，在研究所進修期間閱讀到「親職化」的相關文獻中，認識親職化的概念，令研究者開始思考自身過去的成長經驗是否就是所謂的「親職化」，並開始好奇西方心理學所定義的親職化其內涵是否與孝順行為雷同。回顧過去文獻發現，國內多篇在探討親職化的相關文獻（石芳萌，2007；吳端靜，2012；陳慧珊，2009；葉致芬，2005）中提到親職化與孝順在概念或行為表現上可能的重疊關係，但缺少實徵研究探討之。此外，國內親職化相關研究（石芳萌，2007；陳慧珊；2009）中，顯示出國內親職化研究結果與國外研究結果不同。根據 Jurkovic 與 Thirkield (2000)所編訂之親職化問卷(Filial Responsibility Scale-Adult, FRS-A)中定義的「親職化」為高功能性照顧、高情感性照顧及高不公平性，其三個分量表分數越高代表個體親職化程度越高，且三者與身心健康關係均與呈現負相關;而在石芳萌 (2007)與陳慧珊(2009)的修訂 FRS-A 量表後，分別對國內高中職學生與大學生施測之研究結果中，發現三者方向不一致(功能性照顧與身心健康呈現正相關)。國內外不同的研究結果也引起研究者的好奇：國內外親職化表現的不同是否與國內獨特的孝道文化有關係呢？回顧過去文獻當中探討親職化對個體發展的正、負向影響（石芳萌，2007；柴蘭芬，2007；陳慧珊，2009；郭孟瑜，2003；張虹雯、郭麗安，2000；葉致芬，2005； Castro, Jones, & Mirsalimi, 2004; DiCaccavo, 2006; Earley& Crushway, 2002; Jones & Wells, 1996; Jurkovic, 1997； Wells & Jones, 2000; Stein, Rotheram-Borus, & Lester, 2007），其中更有多篇文獻提到文化對個體的親職 2.

(11) 化有不同的影響與定義，特別是亞洲地區重視的孝道文化或孝順行為，與親職化更有許多重疊及雷同之處（石芳萌，2007；陳慧珊，2009；郭孟瑜，2003；張虹雯、郭麗安，2000；柴蘭芬，2006；葉致芬，2005），但目前國內外缺乏相關實徵研究探討親職化與孝道行為的關係，也因此引發研究者的研究動機，想一探究竟。二、對於親職化與孝道信念的興趣葉致芬(2005)認為西方家庭系統觀所提出的親職化，與華人文化下孝道行為的實踐同出一轍，皆是指在行為上照顧父母、手足、擔負家務、維繫家庭生計。然而在國內探討親職化(parentification)的相關實徵研究中石芳萌(2007)與陳慧珊(2009)的研究結果發現國內親職化表現與西方親職化表現有差異，並推測可能受到國內孝道文化的影響。陳慧珊(2009)發現親職化中「情緒性照顧」與「不公平感受」對於大學生身心健康指標扮演重要角色，當大學生承受或涉入較多家庭成員情緒性照顧，同時也有較多不被了解與支持的不公平感受時，有較差之身心健康狀況；反之大學生承擔較多的家務照顧責任，較少的情緒性照顧責任，且沒有不公平的感受，仍有較佳的身心健康狀況。而在石芳萌(2007)對高中職學生的研究中也有雷同的結果。此一研究結果顯示，國內親職化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中，「情緒性照顧」與「不公平感受」與負向身心健康的關係較為緊密，當個體承受較多的功能性照顧時，對身心健康並無顯著負向影響。此項研究結果與 Jurkovic 與 Thirkield (2000)親職化的研究結果(三者越高則身心健康越差)不同，研究結果的差異引發研究者想探索孝道文化與親職化兩間關係的興趣，想作更進一步的探討。在台灣的社會文化中，談到親子關係必須提到「孝道倫理」(陳秉華，1995)。孝道文化中看待個體與家庭關係是一體的，主要運作單位是家庭，不是個人，個體很難與家庭切割開來（楊國樞，1988；葉光輝，2004）。因此，在孝道文化中個體凡事需以家庭或家人的福祉為優先；而在孝道倫理中涵蓋著「長兄如父」、「長姐如母」的觀念，家庭中由年紀較長的子女擔負起協助親職的現象是很常見的， 3.

(12) 並非一種病態的義務關係（利翠珊，2000）。故談到華人親職化與孝道行為時，不能夠全然地將西方家庭系統的親職化觀點套在華人的孝道文化上，來取代孝道行為的意義與功能。綜觀過去孝道行為的研究，除了以論述和實徵的方式來呈現外，既有文獻多偏向於子代對實踐孝道行為的感受、孝道觀念對子代的各項生活層面之影響的探討、子代孝道觀如何影響他與父母的互動（黃堅厚，1982；葉光輝， 1996；康琇喬，2003），但對於華人孝道文化與親職化之間的關聯，目前國內仍缺乏相關實徵研究探討之。三、影響親職化的相關因素國內目前許多親職化的相關實徵研究顯示子女的背景因素對於親職化表現是有相關的，特別是在兩大背景因素：性別（郭孟瑜，2003；吳嘉瑜，2005；劉香君，2006；陳慧珊，2009）及出生序（葉致芬，2005；石芳萌，2007；陳慧珊， 2009）。 1. 性別國內、外有關親職化與性別的相關研究中指出不同性別在親職化表現有差異，唯不同的研究對象、文化背景、研究工具等等，可能使得不同性別的個體在親職化表現的研究結果不一致。郭孟瑜(2003)針對國、高中生的研究結果顯示女生的親職化程度高於男生。陳慧珊(2009)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大學生其親職化有顯著性差異，男性顯著高於女性。石玲惠(2004)對國小高年級學童進行親子三角關係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其親職化有差異，男生的親職化比女生高。 Silverstein(1995)的研究指出，孝道與繼承家業的合法性最能驅動兒子在父母需要時有所行動，不同於女兒偏向於情感驅動；陳芬憶(2002)對台灣地區大專生及其父母的研究中，也發現孝道信念在某些內涵上是有性別的差異且達顯著水準的，兒子在多項的孝道信念內涵中顯著高於女兒，例如，在「為親留後」、「繼承志業」兩項孝道信念的內涵上，有男性高於女性的狀況。林如萍、鄭淑子與高淑貴(1999)的研究中也指出過去台灣傳統農業社會會期待不同性別的子女承擔不同 4.

(13) 的孝道責任。成年兒子的期待為父母年老或病時與之同住、提供生活費及返家探望、電話或信件聯繫等；而對成年女兒的孝道責任期待較偏向情感導向，例如平日以電話或信件聯繫、時常返家探望、和父母聊天傾聽心事以及年節、生日送禮物表達心意等。此外，葉光輝(1997)研究發現在「尊親懇親」、「奉養祭念」兩個面向上都出現男性較女性重視的結果，且達到顯著水準；此與前面的研究有共同的趨勢──男性樣本較女性樣本重視孝道觀念，並承擔較多的孝道責任。其說明即使孝道觀念中父權優勢的特性大幅減弱，對於孝敬與奉養父母，兒子似乎仍背負較重的孝道責任。 2.出生序在 Burton(2007)的研究指出遭遇家庭經濟困難的長子、長女經常扮演親職化角色來幫助家庭有更好的適應。家庭中長子透過負擔家計或成為母親的信心來源而呈現出輕度的親職化；長女則在家中扮演家務處理和照顧手足的角色。此研究結果除了指出長子、長女較容易呈現出親職化外，還進一步說明了不同性別的親職化責任的差異。然而，國外研究結果似乎也在描述華人文化中「長兄如父，長姐如母」以及「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角色期待。在葉致芬(2005)的研究結果中也顯示五位獲選孝悌楷模之研究參與者，在家庭出生序中有三位長子、一位長女；另外一位研究參與者雖為家中次女，但在心理地位上卻為長女。在陳慧珊(2009)的研究結果中也顯示不同出生序之大學生親職化現象有顯著差異，表現在功能性照顧上老大顯著高於老么。在親職化與出生序似乎存有某種關連，期能透過本研究進一步了解出生序與親職化與孝道信念之間的關係。四、研究問題與大學生輔導工作之關連性探討華人社會的心理運作有四個重要的面向，分別為：家族取向(familistic orientation)、他人取向(other orientation)、關係取向(relationship orientation)和權威取向(authoritarian orientation)；華人社會系統尤以「關係」為重，在關係取向的心 5.

(14) 理運作下，個體的行為表現與心理困擾受生活中與他人關係影響程度重大(Yang, 2003)。然而，另一方面在西方「個人主義」的影響，強調自我意識及個人自主性。受到兩種不同價值觀的影響，陳秉華(2001)認為在兩種不同文化價值觀交互的影響下，我國諮商工作不能僅重視個體需求，而忽略社會文化與他人關係的限制與影響，強調諮商工作中需同時增進個體協調自我需求，以及滿足社會與他人期待的能力（陳秉華，2001）。這說明在諮商工作中協助個體處理心理困擾或問題行為時，不僅僅是看到個體內系統資源及功能的運作，同時也包含個體外與重要他人關係的系統，逐漸擴大至家庭、環境、社會、文化差異等大系統。而探討親職化與孝道信念不同文化價值之行為表現的關聯，及其對個體幸福感的關係，更能增進助人工作者在助人歷程中，了解個體親職化與孝道信念對案主身心影響，以進行助人工作。綜合以上說明，本研究目的想要釐清「親職化」與「孝道」二者是否雷同，以及二者相同、相異之處。因此，本研究透過統計方法控制「孝道信念」對預測幸福感的影響後，比較「親職化」對「幸福感」的預測情形是否有改變，藉此來探討二者間的關係是否有高度重疊性或是兩者為獨立的概念。此外，本研究也想要探討不同性別與出生序之大學生親職化及孝道信念是否有差異，以及了解「親職化」、「孝道信念」與「幸福感」三者之間的關係，以充實國內親職化與孝道信念相關實徵研究的文獻資料，並提供諮商師與案主合作時之參考。綜合上述的研究動機，歸納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一、了解不同性別與出生序的大學生之親職化、孝道信念及幸福感的現況。二、探討大學生親職化、孝道信念與幸福感的關係。三、探討大學生親職化對幸福感的預測情形，以及排除孝道信念的影響後，親職化與幸福感的預測情形。四、依據研究結果提出諮商實務工作與未來研究之相關建議. 6.

(15) 第二節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如下：一、本研究的問題 1.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生的親職化及孝道信念是否有所不同？ 2.大學生親職化、孝道信念與幸福感指標彼此之間的關係為何？ 3.排除孝道信念的影響後，大學生親職化是否能有效預測幸福感? 二、本研究的假設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生的親職化及孝道信念有差異。 1-1：不同性別之我國大學生的親職化有顯著差異。 1-2：不同出生序之我國大學生的親職化有顯著差異。 1-3：不同性別之我國大學生的孝道信念有顯著差異。 1-4：不同出生序之我國大學生的孝道信念有顯著差異。假設二：大學生親職化、孝道信念量表各分量表分數與幸福感指標有顯著相關。假設三：排除孝道信念的影響後，大學生親職化能有效預測幸福感指標. 。. 7.

(16) 第三節名詞釋義一、大學生本研究中，大學生是指台灣地區之公私立大專院校之一到四年級在學學生。二、孝道信念孝道信念是指個人對孝道的認知，個人對孝道的重視程度，其中，包括了相互性孝道信念（reciprocal filial piety）及權威性孝道信念（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1.相互性孝道信念包含對父母的愛與尊敬及奉養與祭念父母，這些是由於感激父母的養育之恩，而在情感及靈性層面上關心他們，並在他們年老後給予照顧。在本研究中是以 Yeh 與 Bedford(2003)所編製的「雙元孝道信念量表」中「相互性孝道信念」分量尺的得分來代表個人對相互性孝道信念的重視程度，分數越高表示研究參與者認同相互性孝道信念程度越高。 2.權威性孝道信念包含壓迫個人與榮耀自己的父母，前者是指個人基於父母在年齡、經濟、社會上的優勢而壓抑自己的希望來服從父母的期望；後者則因角色需要而延續家庭血緣及維持父母的名聲。在本研究中是以 Yeh 與 Bedford(2003)所編製的「雙元孝道信念量表」中「權威性孝道信念」分量尺的得分來代表個人對權威性孝道信念的認同程度，分數越高表示研究參與者越認同權威性孝道信念。三、親職化「親職化」(parentification)一詞，是指個人在家庭互動中，某種程度上扮演或承擔父母的角色、責任或功能。Boszormenyi-Nagy 與 Spark (1973)認為親職化主要包含二種形式：一種是子女擔負功能性的親職任務，另一種則是子女擔負情感性的親職任務。本研究親職化是以研究參與者在石芳萌(2007)翻譯及修訂的「親職化量表」上的得分來表示，此量表包含三個分量表，分別是「功能性照顧」、「情感性照顧」與「不公平性」。在各分量表中均得到高分，表示親職化的表現程度越高。三個分 8.

(17) 量表的內涵說明如下： 1.功能性照顧(instrumental caregiving)：個體負擔工具性、實質性的家務照顧責任，如負責照顧其他家人、處理家務，或分擔家庭經濟負擔等。 2.情感性照顧(emotional caregiving)：個體負擔並提供情感性、心理層面的家務照顧責任，如提供其他家人情緒支持與依賴、擔任家庭衝突的調解者或仲裁者等。 3.不公平性(infairness)：個體在家庭關係中主觀的不公平感受，如家人的忽略或不重視、個體在家庭關係中的不平衡感。四、幸福感本研究的幸福感是採用 Andrews 與 Withey(1976)的觀點，意指個體對生活滿意程度及其正、負向情緒之整體評估結果。其測量指標是以陸洛與施建彬(Lu & Shih, 1997)所編訂之「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簡短版)」上的得分來表示。此量表共計 20 題，主要在測得研究參與者個人對生活表現之整體主觀幸福感受，本量表得分越高表示研究參與者對目前生活的主觀幸福感受較高。五、出生序指個體在家庭手足中出生之順序，本研究將其分類為「老大」、「中間子女」、「老么」及「獨生子女」. 9.

(18) 10.

(19) 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研究旨在探討親職化、孝道信念及幸福感之關係。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親職化的概念與相關研究，第二節為孝道信念的內涵、變遷及相關研究，第三節親職化與孝道之相關研究，以及第四節幸福感及其相關研究。第一節親職化的概念與相關研究西方家庭系統觀點中的「親職化」與華人孝道在行為表現有其相同之處，皆包含承擔家務、家庭生計，與照顧父母及手足等行為表現。然在中西方文化脈絡中「親職化」與「孝道」是否如出一轍？以下就既有的國內外文獻，先理解親職化的定義、內涵，以及相關研究。一、親職化的定義與內涵 Broszormenyi-Nagy與Spark(1973)將「親職化」(parentification)定義為個體主觀扭曲的關係，例如個體將自己的伴侶或孩子視為自己的父母，期望伴侶或孩子為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Broszormenyi-Nagy與Spark認為親職化來自於個體充滿幻想與戲劇化的依賴行為。其主要包含兩種形式：一種是子女擔負功能性照顧的親職任務，例如協助處理家務、照顧手足等；另一種是子女擔負情緒性照顧的親職任務，例如回應父母情緒需求，擔任父母的傾聽者，成為父母情感上的支持與依靠。此外，Broszormenyi與Spark(1973)認為「親職化」是一種多世代間親子界限的混淆及扭曲，並提出家庭帳本(family ledger)的概念，說明父母企圖從子女身上尋求並補償自己幼年時期未受關注與被愛所造成的情緒負債，親職化的歷程造成親子間角色反轉，子女犧牲自己需要被注意、安慰及引導的需求，轉而去照顧父母的需求。他們認為子女的照顧行為是一般親子間關係的互動，原本並不是病態的現象，但親職化對個體產生負向影響起因於親子關係間施及予(giving & taking)的互動僵化，失去了流動、對等和平衡關係，此種病態化的親職化最明顯的狀況就是子女行為退化或情緒早熟。 Kabat(1996)用角色轉換(role reversal)來描述子女表現出父母的角色行為來對 11.

(20) 待父母，或子女的行為像是父母的配偶。父母與子女角色轉換的行為可能包括保護或養育父母，或以父母的角色去對待、照顧手足。子女像父母同伴(child-mate) 的角色轉移表示子女在家中的角色對父母來說像知己、朋友或家中做決定的人 (Earley & Cushway, 2002)。 Jurkovic(1997)認為「關係裡的對等和平衡」是親職化影響個體身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若子女在承擔父母家庭照顧責任時，仍獲得父母足夠的支持與關懷，使個體主觀認為自己對家庭的付出與獲得(give and take)之間是平衡而互惠的，對子女的身心健康並不全然是負面影響。因此，Jurkovic(1997)依子女所擔負的親職化責任、時間長短以及心理感受這三個因素，將親職化更細緻地定義為：「親職化是指父母過度倚賴子女所提供的照顧，並將之視為子女應擔負的責任，使得孩子承擔超過自己所能負荷的家庭照顧責任，且子女所承擔的照顧責涵蓋的範圍較大、持續時間長，並產生不公平與不對等感受」。Jurkovic(1997)依照顧者的內涵提出照顧行為的四種形式：（一）破壞性親職化(destructive parentification)：指的是子女過度或不適當地承擔父母情緒性或工具性的責任，並以此做為自我認同的來源，破壞了個人和家庭次系統的界限。其擔負的責任並非來自社會文化對角色的期待，也不是公平的分派。（二）適應性親職化(adaptive parentification)：是指孩子暫時性或長期過度擔任情緒性和工具性的照顧責任，然而並不會全然將親職角色內化到自我認同中，並且從家庭和社會文化中獲得肯定與支持。（三）健康的非親職化(healthy non-parentification)：是指子女擔負適度的工具性和情緒性照顧行為，並且符合其年齡發展階段與社會文化的期待。子女的努力能被父母看見、認同及肯定。因此，子女的自我認同並不會被他們的照顧行為過度形塑，且依舊維持適當且公平的界限。（四）嬰兒化(infantilization)：指的是父母最不期待去擔任情緒性或工具性照顧的子女，他們的發展過程中不敢接受挑戰，很少承擔責任，依賴父母也滿足自己的 12.

(21) 需要。這樣的子女處在一種低生活功能的自我認同危機中。然而這也是破壞性親職化的一種，來自於混亂與失調的家庭界限。 Jurkovic(1997)對親職化的定義呼應了 Broszormenyi 與 Spark(1973)對親職化的看法，皆認為親職化唯有當個體過度負荷、沒有其它支持的環境，過早承擔照顧責任等狀況下，較會對個體將造成負向的影響。而研究者認為上述西方學者所提出的親職化，如同孝道行為的實踐，例如 Broszormenyi 與 Spark(1973)提出親職化中具功能性與情感性的親職任務，就如同華人孝道中強調敬親順親、尊親懇親及奉養祭念等孝道行為的實踐，但在不同文化脈絡下，兩者之間的關聯實有待探討之。此外，與 Yeh (2003)雙元性孝道信念的概念相較之下，兩者均強調在關係中的相互性與公平性對個體身心適應的影響。在上段文獻探討中提到相互性孝道信念認為子女對父母的孝道是敬愛雙親，並在符合現實生活環境以及自己能力所及等條件去奉養父母、孝順父母，是比較符合現代社會的孝道信念。其與 Jurkovic(1997)所提出的「適應性親職化」強調公平與互惠的親子關係，以及對個體發展與功能的正向影響有異曲同工之處。結合不同學者對親職化的觀點，研究者在本研究中採取 Jurkovic(1997)的觀點，認為親職化是指子女為父母承擔家庭照顧責任，並且在功能或情感方面替代父母在家中的角色與功能，以維持家庭運作的平衡。此外，華人孝道文化起源於西周至今已有三千多年歷史，孝道行為的表現雖隨著社會變遷有不同的樣貌，但共享的文化價值觀卻是一脈相承，故在探討孝道行為與信念時，是以演繹法則的方式來深入了解。反觀西方親職化，則是由多位學者集結臨床實務上的經驗，以及日常生活中對個體行為的觀察，所提出的一個專有名詞以形成理論來代稱之，其推演的過程就如同歸納法則。其中西文化脈絡中於相同行為─即孝道與親職化的不同演變歷程，其兩者之間是否有顯著的關聯性，以及對個體身心健康適應的關聯是研究者好奇並且想深入探討的。. 13.

(22) 二、親職化形成之相關理論要了解親職化必須從多元的觀點來理解，在人與環境的互動中，不能單從個體的行為來看親職化。用整體和系統的觀點來探討親職化，將能對親職化有更全面性的理解。而親職化形成的因素來自許多不同假設背景與理論，其概念已經深植於心理概念理論的各家學派之中，包括 Bowen 取向的家族理論、結構派家族治療理論、依附理論、客體關係理論、自體發展模式和 Erikson 的心理社會自我發展論。以下根據張進上與郭志通(2005)歸納之不同觀點以及研究者參考家族治療觀點整理相關理論來分述說明親職化形成之因。（一）Bowen 取向的家族理論(Bowen Family Therapy) Bowen 最早於 1966 年提出三角關係(triangulation)的概念(Bowen, 1978)，認為家庭情緒系統的基礎就是三角關係，三角關係被視為是維持穩定情緒系統的最小單位。在家庭中當父母關係因外在或內在因素影響而使得關係間壓力逐漸升高時，其中一人或兩人就會將第三者拉進關係中，結盟成為所謂的三角關係 (triangulation)，三角關係比兩人關係來的穩定有彈性，可以稀釋焦慮、降低關係中的緊張，進而恢復功能穩定(Bowen, 1978)。換言之，當夫妻婚姻關係產生憂慮或焦慮時，穩定的狀態開始受到威脅，這時子女則可能主動或被設計(programmed) 捲入父母的婚姻關係中，形成三角關係，照顧一位或兩位父母的需求，或擔負起父母角色應盡的責任與義務。Bowen 認為當家庭成員分化不良，則形成三角關係的機會會增加。因此，家庭成員健康的自我分化很重要，個人分化程度反映了個體情緒依賴家庭或他人的程度。當個體分化功能越高者，與他人的關係中會擁有越高的自我感，不易被捲入家庭三角關係中。（二）結構派家族治療理論(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 結構取向認為功能良好的家庭其成員間的關係應具有階層化的結構，在次系統的運作與互動中「界定清楚的界線」相當重要。若家庭成員間缺乏清楚的代間階層，或是次系統的界線不清導致失衡，則父母與子女很容易會角色對換。 14.

(23) Minuchin(1974)認為親職化兒童的出現，意指著父母關係的失功能，以及次系統的失能。在這樣的情形下，父母一方或雙方會要求子女與自己結盟來對抗對方，形成所謂三角關係(triangulation)的概念。Boszormenyi-Nagy 與 Spark(1973)也認為家庭關係應有倫理關係，家庭倫理意謂著家庭成員有良好與清楚的「界線」 (boundary)，讓成員能遵循某些準則或規則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及知道自己角色應盡的責任。因此，就 Minuchin，Boszormenyi-Nagy 與 Spark 的觀點來看，清楚且明確的界線對於健康的家庭功能很重要。而親職化則發生於界線不清的家庭成員中，使得家庭中親職角色反轉，讓孩子成為父母，或讓孩子成為父母的同伴。（三）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 從依附理論的觀點來看親職化，親職化反映出家庭中父母和其上一代的父母（祖父母）之依附關係，並展現於現在夫妻與子女之間的依附關係。當父母過去早年經驗的需求未被滿足時，會透過伴侶或子女尋求肯定和保護。在依附型態中親職化可能發生在不安全/矛盾型及混亂型的家庭依附關係中，由於父母受困於過去未解決的情感，使得父母的情緒照顧傾向不穩定、模糊或無法預期，導致子女無法從父母得到足夠的情感需求與照顧，讓子女容易形成不安全/矛盾或混亂的依附型態。子女為獲得父母的肯定及滿足被父母關注的需求，可能會極力想提升自己在父母心中的重要性，其依附行為可能過度關注父母需求，勝過自己的需要；當父母關係緊張或有壓力時，子女會積極地介入父母，從被照顧者的角色轉變為照顧者的角色 (Byng-Hall, 2000)。（四）客體關係理論(Object Relations Theory, ORT) 客體關係理論學者 Winnicott 認為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發展出協助父母的能力，對孩子來說將焦點放在父母的福利上和想要促進和父母的良好關係，是一種自然且必須的發展過程，Winnicott 將它稱為「貢獻」(contribute-in)。如果孩子在適當的脈絡下發展出協助父母的能力，並獲得父母的支持，本質上不會影響孩子的發展。然而在父母教養和引導不足的情況下，孩子的發展遭到剝削和損害，就 15.

(24) 會變成病態作用，從此觀點而言，親職化可以被解釋為孩子安全和包容的環境被破壞了 (Chase, 1999) 。（五）Kohut 的自我發展理論(Self-Psychology) Kohut(1977) 認為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將父母內化為「自體客體」 (self-object)，若父母缺乏安全或足夠穩定的自我感，父母就無法回應孩子的客體需求，這些客體需求是孩子為了滿足「鏡射」(mirroring)和「理想化」(idealization) 所必須的。若父母不斷重複聚焦在自己的需求，而不顧及孩子的需求，會干擾孩子形成自我客體的歷程，最後孩子和父母之間的連結會受到傷害(Chase, 1999)。（六）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theory) Erikson 所提出的人格發展階段中的自主對羞愧懷疑(autonomy vs. shame and doubt)以及主動對罪惡感(initiative vs. guilt )兩個階段在建立孩子與家庭成員的關係。在這兩個階段中主要的發展任務為發展自信心及主動的態度。在這兩個發展階段中子女與父母的關係是重要的影響力。當父母能照顧孩子的發展需求，給予子女適度的教導、支持、讚美與鼓勵，並給予適當的空間讓子女完成發展任務滿足其需求，子女可以從過程中證實自己是有能力的人。反之，若父母給予過多的家庭責任以及過多的期待以至於孩子無法承擔時，孩子會對自己的能力感到懷疑，並對於自己無法完成任務而感到羞愧或罪惡感(Chase, 1999)。綜合上述理論可知，形成親職化之因素，從家族治療、依附理論、客體關係到自我發展理論的觀點，所持論點不一，但整體而言均呈現出父母關係緊張、功能不良，或是情感需求未獲得滿足時，會尋求孩子的協助，或孩子主動去扮演親代的補償性角色。孩子的親職化可以為家庭功能的缺角提供補強，維繫家庭的運作。研究者認同客體關係理看待親職化的角度，子女在發展過程中會藉由協助父母、與父母以獲得父母的肯定與讚許，若能在父母支持與肯定下發展，則能增進個體形成良好的自我客體，形成健康正向的自我，研究者認為其理論觀點較貼近華人孝道文化的觀點。然而當親職化超過孩子能力所能負荷，或是父母過度的剝 16.

(25) 削或是要求孩子付出以滿足父母自己的需求時，可能會造成孩子病態的人格發展與不適應行為，顯示親職化對個體有正向的功能，也可能有負向的影響。如以下就親職化對個體可能造成的影響進行探討。三、親職化之相關影響在實徵研究中親職化對個體的人格發展或身心適應的影響看法不一，早期親職化研究結果多偏重於親職化對個體所造成的負向影響，而近期的研究則更細膩探究親職化對個體的影響，說明親職化對個體也有正向的影響。以下茲就親職化對個體的人格傾向以及身心健康分述之。（一）親職化對人格傾向的影響郭孟瑜(2002)的研究發現青少年其親職化程度越高，在人際行為表現較少出現責備、攻擊與忽視的行為，對他人友善尊重、同理肯定的行為較多，也較能對他人表示關愛。 Jurkovic, Jessee 和 Goglia(1991) 認為親職化的兒童在臨床上會出現體化症 (symptomatic) 、嬰兒化 (infantilized) 或者是無法克制的叛逆 (unmanageably rebellious)。尤其是親職化的兒童會過度擔憂自己的身體狀況，或經常表示自己身體上有病痛的體化症症狀。 Jurkovic(1997)曾經提到親職化會深植在嬰孩階段，影響他們人格發展歷程。例如：依附、自戀和分離─個體化等階段。也因此，很多親職化的孩子處在形成不健康特質和人格違常的危機中。例如：他們可能缺乏客體恆常性、自我安撫技巧和獨處的能力，發展出類似邊緣性人格的特質與行為特徵。 Fullinwider-Bush與Jacobvitz(1993)的研究指出年輕的成年女性與父母界限破壞 (boundary violations) 、角色反轉 (characterized by role reversal) 、糾結 (enmeshment) ，以及過度涉入 (overinvolvement) 時，會危及認同發展 (identity development)。當這些女性過度關注父母的需求時，使她們不能自由地探索自己的需要，特別是對親密關係的需求。Jacobvitz和Bush(1996)研究指出探究女性的童年 17.

(26) 若過度涉入父母的關係中，與父母其中一方結盟，則成年後容易出現焦慮、憂鬱症狀與低自尊的情形。此外，結果也指出母女的結盟與孩子成年後的焦慮有關，父女的結盟與孩子成年後的憂鬱有關。 Dwyer(1993)的研究指出，幼年時期親職化與成年時的恐慌疾患(panic disorder) 成正相關，幼年時期親職化程度越高，成年後罹患恐慌疾患的可能性越高。 Godsall、Jurkovic、Emshoff、Anderson 與 Stanwyck(2004)一項針對 416 位 10 歲至 17 歲青少年的研究結果，顯示父母酗酒的孩子其親職化程度高於無酗酒家庭的孩子。進一步討論在酗酒家庭的孩子中，孩子的親職化對於自我概念有顯著的影響，顯示親職化會損害個體自我概念或自我價值感。而Jones 和Wells(1996)一項親職化個體的人格類型與防衛機轉的研究中，發現親職化能有效預測自戀傾向及受虐傾向。其研究推論其自戀傾向與受虐傾向是個體為了避免經驗到自卑、失落，及回應父母不合理期待而發展出的防衛機轉。Wells & Jones(1999)提出自戀型親職化的個案會藉由內化「父母的投射性理想自我」(a parent's projected ego-ideal)來順應父母的需求。自戀型親職化的小孩會放棄真實的自我成為「父母的投射性理想自我」(ego ideal)，然而其理想自我是極端與完美的，通常是個體永遠達不到的標準。 Well與Jones(2000)研究顯示兒童時期親職化程度與成人時期的害羞、羞愧傾向 (shame-proneness)有相關，孩子的親職化滿足父母期待與需求，讓孩子內化「父母的投射性理想自我」(a parent's projected ego-ideal)，並對於無法滿足父母需求、真實的自我感到羞愧。 Wells, Glickaf-Hughes與Jones (1999)認為親職化與共依附者具有類似的人格特質，例如過度依賴他人，和他人「共生」，並且以他人為主而犧牲或忽視自己的需求，將自己的價值建立在別人的肯定上等特質。Goglia、Jurkovic、Burt與 Burge-Callaway(1992)認為親職化和共依附二者可能來自相同的發展模式。Olson與 Gariti(1993)則認為共依附可能是親職化的結果，孩子長期處在犧牲自己真實需 18.

(27) 求，以照顧家人需求為第一優先的情境下，將滿足家人的需求視為自己的需求。從上述研究指出，在西方親職化的相關研究中，顯示親職化或幼年親職化經驗，其個體人格傾向與情緒皆與負向影響有關聯，例如恐慌、焦慮、憂鬱症狀、低自尊、自戀、自卑及受虐傾向等。（二）親職化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國內實徵研究中，石芳萌(2007)研究結果發現當個體在親職化中的情感性照顧與不公平性越高時，身心症狀也會越多。郭孟瑜(2003)研究發現為個體親職化程度越高時，其越涉入父母的三角關係，但和同儕關係良好。陳慧珊(2009)發現當大學生在親職化中的「情感性照顧」與「不公平性」越高時，其身心健康較差，例如「身體症狀」、「焦慮與失眠」、「社會功能障礙」以及「嚴重憂鬱症」的問題較多。 Fullinwider-Bush與Jacobvitz(1993)在探索家庭中親職化與女兒自我發展認同的相關研究中，發現親職化與憂鬱及焦慮有關。 Jurkovic(1997)認為親職化中「關係的對等與平衡」是親職化影響的關鍵因素之一。當個體承擔過度且超出年齡發展階段所能擔負的親職責任，同時產生不公平感及不被支持與肯定的感受時，其親職化的影響易伴隨著失落、被剝削、憂鬱以及過度的罪惡感，阻礙個體身心健康(Jurkovic, 1997)。而歐怡秀(2011)針對國內大學生親職化與自尊的研究結果也支持前述看法，其研究發現大學生親職化中「公平知覺」能有效預測自尊，亦即當大學生在家庭中有被了解、被肯定的感受時，其自尊也越高。Burton(2007)也發現弱勢或身處貧民區的青少年，從承擔家庭照顧責任中獲得自信以及自我價值。 Walker 與 Lee(1998)的研究顯示酗酒家庭中子女的親職化程度越高時，則自尊越高，較少物質濫用的問題，而且適應能力較強。而子女承擔親職化責任能緩和家庭中未酗酒的父或母的痛苦與負擔，且從中學習撫育其他手足的能力、獨立與社會化的行為，並提升其自尊。 19.

(28) 而國內張虹雯（1999）的研究指出親職化與兒童行為問題呈現負相關，也就是兒童親職化程度越高，行為問題發生的機率越低，其推測可能與受到父母、師長肯定、注意與讚賞，產生自信有關。 Broszormenyi 與 Spark(1973)認為當親職化不影響到孩子的發展和成長時，親職化對個體發展及功能是有正向功能的。從個體發展歷程來看，孩子在發展歷程中需要向父母學習到一些親職化的角色，有助增強孩子處理困難情境的因應策略，並開始建立責任感與問題解決的能力，進而產生正向的自我效能感與高自尊。童年時期是未來生活的預演，對家庭適當的付出及對家庭成員的照顧對孩子來說可拓展其生活經驗與能力，並且可以增進未來生活適應能力。事實上從健康的觀點而言，孩子透過觀察能分辨並立即回應父母的需求，亦能增進親子間的互惠關係，進而協助孩子發展人際敏感度 (Byng-Hall, 2002; Earley & Cushway, 2002; Broszormenyi-Nagy & Spark, 1973)。四、親職化的相關因素除了後天父母關係與家庭因素之外，在實徵研究中曾指出親職化的發展也與性別及出生序有關，試分述如下：（一）性別實徵研究上對於性別在親職化的差異有諸多討論，對於不同性別的親職化表現上有不同的看法。陳慧珊(2009)探討大學生親職化現象時，發現不同性別知大學生的親職化表現有不同，結果顯示男性在擔負親職化責任時的不公平感高於女性。 Mayseless, Bartholomew, Henderson 與 Trinke(2004)認為女性比男性有較多的角色反轉現象，且和母親的角色反轉多於和父親的角色反轉。Mayseless 等人(2004) 認為女性較能接受父母提出的家務要求，因此較容易成為家庭中的照顧者。此研究結果與國內劉香君(2006)針對大學生親職信念子女價值觀與親職角色承諾之研究結果雷同，研究結果顯示女大學生對於教養意願明顯高於男大學生，反映出女 20.

(29) 大學生較男大學生更認同母職的照顧與教養責任，支持大學生對親職角色的刻板觀念。郭孟瑜(2003) 以「親子三角關係量表」中的「親職化」分量表測量國高中生親職化程度，結果發現女生的親職化程度顯著高於男生。郭孟瑜認為可能是社會對性別角色期待，以及家庭教育的塑造，女性在人格上傾向於關係取向，所以女生較容易成親職化角色。然而亦有許多研究結果亦表示不同性別在親職化表現上並沒有明顯的差異。石芳萌(2007)與柴蘭芬(2007)分別探討高中生親職化表現，結果發現不同性別高中生親職化表現沒有不同。而許惠雯(2006)探討國小學童親子三角關係、情緒安全感中的親職化表現時，結果亦顯示在親職化表現上並無性別差異。在國外研究中， Godsall, Jurkovic, Emshoff, Anderson 與 Stanwyck(2004)針對 10 至 18 歲的酗酒家庭孩子，進行父母酗酒與親職化對子女的自我概念關係的研究結果亦顯示性別在親職化表現上並無不同。而 Jurkovic, Thirkield 與 Morrell(2001)進行大學生親職化現象的研究中，對於大學生親職化表現研究結果無性別上的差異。綜合前述文獻研究結果的不一致也引發研究者的思考：親職化是否有其性別差異？究竟是甚麼因素讓不同性別的親職化表現有差異，值得探討之。（二）出生序 Adler 提出「家庭星座」(family constellation)的概念，特別強調手足關係及個人出生序在家中的心理地位。其界定五種心理地位：長子、次子、中間子女、老么及獨子，不同的心理地位有其不同的人格特質與心理發展需求。Toman(1961) 在出生序與人格間關係的研究中，提出手足位置(sibling position )在核心家庭情緒歷程的影響力，Bowen 從中了解婚姻中伴侶的互動型態與其原生家庭的手足位置有關。Bowen 認為出生序可以預測個人在家庭情緒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例如家庭中的長子女及老么最容易吸收父母焦慮而進入三角關係被親職化(Kerr& Bowen , 1988)。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Adler 與 Bowen 均認為個人心理位置或在功能 21.

(30) 上的出生序比實際的出生序重要，應重視個體對於自己在家庭中所居位置的詮釋。此外，在實徵研究上發現不同出生序其親職化表現不同。石芳萌(2007)發現高中職學生親職化表現上，家中排行老大及中間子女者，家務責任上明顯高於老么與獨生子女。陳慧珊(2009)探討大學生親職化表現，家中排行老大的大學生在擔負家庭家務性責任明顯多於排行老么的大學生。Burton(2007)發現家中經濟困難的長子、長女常會扮演親職化的角色以幫助家庭度過難關，且在性別上長子的親職化表現傾向以負擔家計或成為母親的信心來源，而長女傾向於處理家務和照顧者的角色。較多實徵研究支持長子女親職化程度較其他手足高。然不同的是郭孟瑜(2003)以國高中生為研究對象，發現獨生子女親職化程度明顯高於老大、中間子女及老么，其推測因為家中唯一個孩子，無其他手足分擔親職化責任之因素。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前述研究結果與華人傳統社會對手足排序的期待有雷同之處，「長兄如父，長姐如母」說明父母對於長子女的角色期待，能協助照顧家中其他手足，並分擔家庭責任，這樣的角色期待使得家中較年長的子女被父母賦與較多家庭照顧責任。五、小結由上述文獻可知，親子間界限的破壞將對孩子帶來不利的影響。若親職化的狀況是家庭裡的親子界限變得模糊不清，父母又無意識的讓孩子成為家庭的照顧者與擔負責任的人，在缺乏支持、犧牲真實的自我與需求，以及長期照顧的壓力下，將使得承擔家中照顧責任的孩子受到負向的影響，例如：自我概念、人格、情緒及身心健康(Stein et al., 2007; DiCaccavo, 2006; Castro, Jones, & Mirsalimi, 2004; Earley& Crushway, 2002; Wells & Jones, 2000; Jones & Wells, 1996; Jurkovic, 1997;. Broszomenyi-Nagy& Spark, 1973)。然而，親職化對個體的影響並非全然是. 負面的。許多研究都將親職化的影響視為全然是負面的影響，但是容易忽略了適當的親職化的影響可增進個體的照顧功能(Earley & Cushway, 2002)。就如同孝道行為對個體的影響也非全然正向或負向。相對於將親職化的影響全然視為有害 22.

(31) 的，有些研究者指出親職化仍有其正向的功能，他們認為親職化是每個父母對待子女的態度中的一部分，可以避免父母情緒上的耗竭(Boszormenyi-Nagy & Spark, 1973)，而且童年親職化具有增加個體敏感度與親密關係能力的好處(Barnard & Spoentgen, 1987)。Walker 與 Lee(1998)的研究從酗酒家庭的角色反轉上獲得支持，認為親職化可以促進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過程，與增加孩子的自尊，這個研究結果與多數研究結果認為親職化會損害自尊相反。然而，研究者認為在華人孝道文化脈絡下，個體孝道行為或親職化對其身心適應影響，未必全然與西方親職化的研究結果相符，仍需進一步探討之。. 23.

(32) 第二節孝道信念的內涵、變遷與相關研究本節主要在說明孝道的內涵及重要性，並說明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孝道也逐漸轉變出新的孝道體現，最後則整合當前國內孝道相關之研究。一、華人文化中孝道的內涵與重要性孔子曾在《孝經》〈開宗明義章〉中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其意思是孝為一切道德之根本，是一切教化的來源。時至今日，甚至可說孝是中國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楊國樞，1985)。孝道亦為中國倫理觀念中至重的關係之一。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家庭是農業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的核心，家庭的保護、和諧、團結以及血緣的延續甚為重要(楊國樞，1985)。為了維護家庭的和諧、團結以及延續，以有效適應務農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孝道的奉行成為中國家庭中行事的首要準則。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為人子女者要奉養父母、傳宗接代及隨侍雙親而不遠遊等，都是具有功能性的行為表現(莊耀嘉、楊國樞，1989)。而楊國樞(1985) 認為要建立這些觀念與行為，必須提倡一套包含這些要素的意識型態，此即為「孝」。他從中國各類典籍中，蒐集許多有關孝道的語句做為材料，經過內容分析後，發現中國傳統典籍中以父母為對象的孝道，其主要實際內涵主要包含以下十五項：(1)敬愛雙親；(2)順從雙親；(3)諫親以理；(4)事親以禮；(5)繼承志業；(6) 顯揚親名；(7)思慕親情；(8)娛親以道；(9)使親無憂；(10)隨侍在側；(11)奉養雙親； (12)愛護自己；(13)為親留後；(14)葬之以禮；(15)事之以禮。葉光輝(1995)也曾依據先秦儒家所主張的孝道歸納出其內涵，認為：(1) 「敬愛雙親」、「保親」及「尚禮」是孝的意義中較核心的部份；(2)孝除了指子女奉養雙親這層直接意義，還擴及敘述祖先之遺志、居父母之喪等；(3)孝，不一定順；順，不一定孝，合乎禮儀的要求而順從雙親，才是孝。從上述之孝道內涵的研究可知，在古代典籍中對於父母的孝道除了行為實踐之外，更重要的是為人子女在孝道情意的培養。孔子答子由問孝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為政篇)，其文中強調所謂的 24.

(33) 孝順，不僅僅是做到供給三餐及日常生活所需，更要心存敬意才為真正的孝道，其也點出中國孝道文化尊親懇親的內涵。而中國傳統的五倫學說，即貫穿中國文化中人類行為的互動模式及基石，說明中國文化傳統中特有的人際關係模式。孟子曾道：「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藤文公上) 可知中國的人倫關係中，五倫分別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各倫之關係應以親、義、別、序、信為行為規範。而「父子有親」意為父教子女以仁慈為先，子女對父母要以孝道為敬，為人父母止於慈，為人子女止於孝，父子之人倫，各盡其道，自然父子有親也，父子有親即為孝之內涵。而《禮記‧大學》篇中提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可知個人需先正心、修身，進而齊家，方能治國、平天下，可知齊家之後才能擴及到安定社會與國家，齊家以孝道實踐之，說明孝道在中國傳統倫理的重要性與地位。除此之外，肖群忠(2002)將八條目可簡單歸為修、齊、治平三個層面，其分別可代表個體道德(修)、家庭倫理(齊)及政治道德(治平)，其中個體修身為基礎，家庭倫理為核心，政治倫理為目的，而孝道不僅始終貫穿這三者之中，也是核心與起點。綜上所述，可知孝道不僅是中國社會人倫關係中五倫之首，更是維繫家庭和諧，進而推及到安定國家社會的基礎。孝除了為中國傳統倫理的首要精神，從社會歷史的觀點來看，孝道也是中國傳統社會人際關係的表現。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中國社會人際關係是由「個人」為基礎，先親愛自己的親人即為孝，進而仁愛百姓，終至愛惜萬物。這樣的人際關係階層，與《禮記，大學》篇中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雷同，說明了中國傳統社會人際關係以孝為首，由個體、家庭推展到社會，有親疏之別、有差等的愛。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1948)就提出「差序格局」來說明華人傳統社會人際關係模式。他認為西方社會個體與他的人際關係有其清楚的界 25.

(34) 限與範圍；而華人的人際關係表現，則是以個體為中心向外推及出去，每個人都按照特定的社會關係(如親屬關係、地緣關係等)在作反應，不同社會關係的團體，其對象、界限與範圍也不盡相同。綜上所述，可知華人孝道文化內涵除了實際行為表現上要做到侍奉父母、照顧父母生活起居之外，更重視子女對父母由衷敬愛的態度，才是孝。此外，傳統孝道的實踐不僅限於家庭與家族之內，更甚者擴及到社會與國家。孝道的體現也呼應到中國社會人際關係，如投石於湖中所形成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費孝通， 1948），是以個體為社會關係的中心，一層一層推展出去，其關係在層層相疊中又有親疏遠近之別。因此可知孝道文化不僅影響華人在行為表現，同時也是個體日常生活中待人處世的規準。近四十年來現代化的衝擊下台灣社會、經濟與家庭結構都有不同以往的轉變，傳統社會所奉行的孝道觀念與行為也隨著社會變遷而有了不同的面貌，茲就將敘述孝道變遷的內涵與面貌，分述如后。二、孝道的變遷在過去傳統農業社會中，孝道的運作範圍並不限於家族，進而擴展到家族或家庭以外的領域，如社會、國家，以至於天下，這樣的孝道稱為「泛孝主義」。泛孝主義不僅僅是華人家族主義的體現，也是華人集體主義的基礎。在經濟、社會及政治生活中，主要運作的單位是家庭，而不是個人(楊國樞，1985)。然而，台灣經濟型態原以農業生產、農產品出口為主，由民國 54 年至民國 63 年間積極發展加工出口產業，讓台灣逐漸由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電器、紡織、塑膠等輕工業快速成長。至 2000 年公布「產業升級條例」，發展通訊、資訊等十大新興行業。台灣歷經四十多年的快速經濟發展，在現代化的衝擊之下，台灣已從傳統農業社會轉變至工商業社會，至今為資訊科技的時代。個體為了適應現代工商型態結構，必須講求競爭與效率，並強調獨立與自主；個體為了適應現代化意識型態下的社會生活，必須講求理性、平權，並追求開放、進取（葉光輝、黃宗堅、邱 26.

(35) 雅沂，2006）。此外，當前台灣社會的家庭結構也隨著經濟型態轉變而有所不同，過去傳統農業時代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已漸趨式微，逐漸轉為三代同住，或以親子軸為主的核心家庭居多(楊靜利、陳寬政、李大正，2008)。由於台灣社會的經濟型態、社會組織、家庭結構及政治體制等方面都已發生重大的變遷，導致了個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取向的改變。為了有效適應新的個人生活方式及追求新的理想目標，不得不有所調整及轉變，以配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楊國樞，1983)。而葉光輝(1997)認為許多人文及社會科學者不斷的倡導與呼籲以「新孝道」或「現代孝道」來因應社會的變遷，黃光國(1995)認為在西方現代思潮的衝擊下，孝道的觀點是不斷的在演變，然而卻不會消失無形。其實都在傳達一個觀念，即是傳統社會所沿留下的孝道觀念、想法或作法有些是不合時宜的，因此傳統泛孝主義的孝道意識型態亦有了不同的面貌。黃堅厚(1982)一項調查結果發現不同年齡與教育性別的青少年，仍然能認同並保留傳統孝道的精髓─尊親、悅親及養親，而「絕對順從」、「傳宗接代」及「隨侍在側」等傳懂孝行則因不符合現代生活而逐漸不被接受。楊國樞(1985)認為新孝道的內涵具有下列五項特徵：(1)新孝道只涉及家庭內親子間的人際關係；(2)新孝道以親子間的了解與感情為基礎；(3)新孝道強調自律性的道德原則；(4)新孝道強調親子間應以良好的方式互相善待對方；(5)新孝道的態度內涵與表達具有多樣性。這說明了新孝道較為強調子職的自發性，親子間的溝通與情感，以及較傳統孝道更為有彈性。此外，多位學者(成中英，1986；莊耀嘉、楊國樞，1991；葉光輝，1987；楊維中，2001；Yen & Bedford, 2003)也認為以家庭主義為基礎的傳統孝道，在現代社會中的可能已產生以下幾種轉變： (1)傳統孝道強調他律取向的道德原則，而現代孝道較偏向自律取向的道德原則； (2)傳統孝道內涵與家庭延續有密切相關性，而現代孝道較無此種涵義；(3)傳統孝道偏重於子職對親職盡孝的單益性運作原則，而現代孝道則傾向親子之間互益性為運作原則。從上述可知，傳統孝道並沒有隨著社會變遷而消失，而是轉變其原有的風貌，持續地影響著華人的生活。從孝道變遷的歷程來看，楊國樞(1985)說 27.

(36) 明在孝道變遷的過程，有三個重要的現象：(1)傳統與現代的價值觀念不是單向度的，而是多向度的；(2)傳統與現代的價值觀念也不是連續向度的兩個端點、彼此互為消長，而是多樣複雜組合情形；(3)即便在某些傳統與現代價值觀念彼此對立，互為消長的組合情形下，現代價值的增強幅度與速率，並不特別顯著，因此也並非完全取代對應的傳統價值觀念。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孝道是以多向度、多樣複雜組合情形在轉變著，並非以新起的價值型態取代傳統的價值型態，而是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價值觀相互揉合所激盪出來的，個體從中統整及融合更能適應現代社會的孝道信念與價值觀，表現方式也不再齊一化，展現多元且孝慈並重的新風貌。三、孝道相關之研究國內本土心理學運動在楊國樞教授的發起與推行已經有二十餘年了，其中華人孝道方面的研究已經有諸多學者與前輩發展出本土化的研究方法與工具進行研究與發表，國內孝道文化的研究主要還是與家庭及親子關係的研究居多，其次與助人工作。（一）孝道認知層次的實徵研究楊國樞(1985)從現代社會心理學的觀點出發，認為孝道是一套子女以父母為主要對象之社會態度與社會行為的組合。也就是說，孝道是孝道態度與孝道行為的組合。而孝道態度的心理內容又可分為三個層次：孝的認知層次 (孝知)、孝的感情層次(孝感)與孝的意志層次(孝意)。孝知、孝感與孝行三個層次並非相互獨立的，個體內在心理層次的孝知和孝感會相互影響，並進而影響到個體的孝意，並進而體現於行為，也就是孝行的表現。因此，在研究華人孝道行為時，不可忽略其內在心理運作，也就是孝道態度的作用。華人傳統孝道思想主要建立在「對應德行」(relational virtues)的基礎，也就是孝道規範只有單向要求子代對親代盡到應盡的責任，但對於親代對於子代的教養態度並沒有相對的規範(成中英，1986)。其可能會產生子代與親代之間關係及責 28.

(37) 任不對等的狀態。葉光輝(1996)從孝道觀念中探討親子互動的衝突及困境，其結果顯示國內大學生與父母互動時最主要的困境或衝突事件來源是「親子間的價值觀不同」，並進一步說明當個體面臨親子互動困境或衝突，採用「兼容並蓄 (compatible type)」的因應方式，而非傳統社會所標榜的自我犧牲方式，更有助於親子互動困境或衝突問題的解決。陳秉華(1995)的研究中指出大學生在傳統華人孝道倫理的規範下，追求自我分離─個體化的心理歷程中，一方面想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又經常伴隨著對與父母分離的焦慮、愧疚、罪惡感、矛盾或沮喪等複雜的情感，甚至承受「不孝」的心理枷鎖。由此可知，華人孝道有維繫家庭和諧與延續功能，然而也可能因親代與子代間孝道價值觀差異或其它可能因素，造成親子間的衝突與困境。除了家庭與親子關係，華人孝道對個體性格發展、人際關係互動的影響效果以及產生的運作功能，可能同時存在著助益與缺點。葉光輝提出了雙元性孝道模型(Dual filial model)，以相互性孝道信念(Reciprocal filial piety)及權威性孝道信念(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來驗證孝道信念對於個體態度、行為等面向的影響(Yeh, 2003)。（二）雙元性孝道模型葉光輝根據「尊親懇親」、「奉養祭念」及「抑己順親」、「護親榮親」四個孝道因素進行驗證(Yeh, 2003)，結果顯示四個孝道因素可再區分為兩個更高層次的孝道成分，其一主要包含了「尊親懇親」與「奉養祭念」兩項孝道因素，它們重視的是對於人性情感及生命價值等內涵的肯定，並且傾向「平等互惠」原則來運作，稱之為「相互性孝道」(Yeh, 2003)。另一則是包含了「抑己順親」與「護親榮親」兩項孝道因素，它們強調對階級權威及壓抑自主等內涵的鼓勵，運作時以「角色責任與義務」為基礎，稱之為「權威性孝道」。在雙元孝道模型驗證的研究中(Yeh & Bedford, 2003, 2004; Yeh, 2004)，整體來說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信念對個體的心理與行為影響大不相同。相互性孝道信念偏向正向、促進社會互動的影響效果，包括在西方五大特質(McCrae & Costa,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