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危機

當代土耳其政治現代化的發展仍然遵循著奧斯曼及凱末爾時代形成的道路 與模式。但隨著多黨制的實行和現代化的範圍與規模的不斷擴大，自上而下的權 威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局限性與內在矛盾暴露無遺。土耳其社會的多元化和政治伊 斯蘭的興起都對權威主義的現代化模式提出了挑戰。

一.軍隊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

從帝國到共和國的整個土耳其歷史過程中，軍隊形成了三個方面的傳統。

1.從奧斯曼帝國開始，軍隊和國家是合一的，整個軍事體制也是國家的行政體 制，同時伊斯蘭教對國家的作用也滲透到軍事領域。2.隨著帝國改革運動的開 始，舊軍隊被廢除了，軍事與行政發生了分離，新軍中從新式軍校畢業的軍官和 他們指揮的軍隊被看成是採用西方技術和思想模式的開明運動的先鋒；3.在凱末 爾建立共和國的早期歲月裡，土耳其軍人又有了新傳統，即軍隊的責任被限制在 軍營裡。由於他們自認為是開明運動的先鋒，所以當共和國的世俗原則處於危險 狀態時，軍隊便直接出面干預政治，這三種傳統並不總是一致的，而是充滿矛盾 的，土耳其軍隊的作用正是在這種矛盾中表現出來。現代土耳其軍隊的政治地位 正是在擺脫這種矛盾的過程中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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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80 年，土耳其軍隊發動了三次軍事政變，導致這三次軍事政變的 原因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政變前的經濟與政治危機威脅到了土耳其共和國的國 家體制，威脅到了世俗主義力量在國家政治中的權威，同時也對現代化的權威主 義模式提出了挑戰。1960 年發動軍事政變的原因有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還有 軍隊地位的下降。20 世紀 50 年代後半期，土耳其的經濟形勢惡化，高通貨膨脹、

財政赤字不斷上升、實際收入下降。1953 年以來生活費用上升了 150%，普通人 民的經濟負擔加重了。經濟危機引起了政治形勢的緊張。曼德列斯政府以武力手 段鎮壓反對派、限制民主權利和個人自由、利用民眾的宗教情感、鎮壓公眾的政 治批評，實際上建立了民主黨的獨裁統治。結果人們公開譴責民主黨破壞了國家 的世俗主義原則。

民主黨統治時期(1950—1960 年)削弱了軍隊的政治地位。職業技術人員和 商人代替了軍人在議會和政府中的位置，他們在議會中的人數急劇下降。有軍隊 背景的代表被排擠成後排議員，在政府中只擔任著一些低級職務。50 年代後期，

近一半的政府高級領導人來自法律界，而來自軍隊的高級官員只有 3％。這與一 黨制時期形成鮮明的對比，以前退役軍官在政府高級職位中明顯佔據多數。1950 年選舉之後新政府換掉了總參謀長，曼德列斯任內的 6 個國防部長中 5 個沒有軍 人經歷，這證明民主黨政府在有意地調整軍人權力結構向文人權力結構過渡。與 其政治影響力的下降形成明顯對照的是，軍隊作為現代化先鋒的形象被美國的援 助加強了。年輕的土耳其軍官們接受了西方的技術和西方的軍事訓練，以及西方 的現代政治和社會概念。這些新技術擴大了他們與依賴資歷而不是能力的高級軍 官的差距。加上民主黨將大多數高級軍隊職務給了那些服從他們政策的軍官，中 級和低級軍官集團發動反對曼德列斯政府的陰謀行動就毫不奇怪了。1955 年，

一群年輕的軍官在伊斯坦堡組成了秘密的“阿塔圖克主義協會”，表達他們對高 級軍官的不滿，要求社會和軍事改革，這些青年軍官是 1960 年軍事政變和重建 土耳其政體的驅動力。曼德列斯政府被推翻不僅是由於軍隊對國家政治形勢的焦 慮，也是因為土耳其軍隊的優勢地位危如累卵，尤其是因為一些年輕的軍官們的 個人和職業野心。在所謂的“五千人退休”事件中這一點表現得很清楚：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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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260 名將軍中的 235 人和 5000 下級軍官決定集體退休。軍隊復興的後 盾是阿爾帕斯蘭·突爾科斯領導的更加激進的青年軍官集團，他們要求在軍隊的 領導下完全重建土耳其社會。1960 年夏天之後，軍隊中的激進派與溫和派發生 了分裂。1960 年 11 月，圍繞在突爾科斯周圍的 14 名青年軍官被排除出民族團 結委員會，被派往國外擔任大使。高級軍官們花了兩年的時間重建他們在軍隊中 對激進派青年的優勢地位，這期間至少發生過兩次未遂軍事政變。

1960 年，土耳其軍隊發動了政變，保衛了土耳其的民主制度，也恢復了軍 隊的政治地位，並為這種地位建立了法律保障。例如在上議院中為退役的高級將 領提供非選舉的代表資格，提高總參謀長的地位，由向國防部長負責改為向總理 直接負責。同時，1960 年的軍事政變為土耳其軍隊的特殊政治作用奠定了里程 碑，它為軍隊進一步干政樹立了先例，政變建立了一種軍事干涉的特殊模式：軍 隊不必直接掌握權力，但可以作為一種中立而開明的調節力量而進行自上而下的 干涉。這實際上是對奧斯曼精神遺產的繼承。

政變後的新憲法中，防止大黨在議會中為所欲為的制衡機制代替了以前的 權力集中原則。司法對政府行為的控制加強了。然而，在軍隊指導下建立的土耳 其自上而下的民主政體並沒有帶來政變的發動者所尋求的東西：政治穩定。相 反，新憲法給予各種意見相左的勢力在土耳其現代化過程中表達政治見解的自 由。20 世紀 60 年代土耳其經歷了勞工聯盟的形成、學生運動、以及以城市人口 為基礎的激進黨派的出現。民眾的政治化與由於政治精英們的不妥協態度形成的 議會僵局碰到了一起，這尤其從正義黨和共和人民黨無法形成聯合中反映出來。

由於極端的黨派偏見和蔓延的裙帶關係，只出現了幾個短暫而無效的聯合政府。

這樣，土耳其第二共和國就越來越變成了社會衝突和政治危機的舞臺，最終又導 致了兩次軍人干政。回顧往昔，60 年代的軍事政變並沒有結束土耳其民主的危 機，但卻建立了一種所謂“軍事民主制”的先例，和“土耳其政治的最終決定者 是軍隊而不是投票箱”的事實。1971 年和 1980 年政變的原因同樣是因為社會動 盪使凱末爾主義的國家體制處於危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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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23 年的憲法開始，到 1973 年的修改，再到 1982 年憲法的起草，土耳 其形成了一種雙頭政治，司法行政機構與文人軍事制度平行。在政治領域，軍隊 的權力被固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真正控制這個國家的機構內。1982 年憲法 規定，國安會由總理、國防部長、內務部長、外交部長、總參謀長以及陸軍、海 軍、空軍和憲兵的三位最高將領組成。共和國總統是國安會的主席，在他領導下，

國安會與國家情報主任、國安會秘書長一起召開會議，國安會秘書長是對總參謀 長直接負責的高級軍官。

國安會的任務是保證國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與修改。按照 1982 年 11 月的

“國家安全委員會法”，國家安全委員會需要保護和保衛國家免受來自國內外的 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生活方面的威脅。由於國安會最初於 1961 年是作為憲 法規定的機構而設立的，它已經由於一個最初是為政府提供情報的機構發展成了 簽發建議的機構，它的建議內閣必須優先執行。迄今為止，國安會在經濟、外交、

教育、人權、大學管理等方面的建議都被毫無例外地執行了。

當國安會突出軍隊的政治作用之時，1961 年 9 月，“軍隊互助協會”（Atmy Mutual Assistance Association)的成立則標誌著軍隊作為某種形式的企業而出現 了。“軍隊互助協會”成立後，軍隊放棄了以前的反企業態度，並建立了軍隊與 企業之間的聯繫。“軍隊互助協會”有各種各樣的資助、合法的特權和免稅權，

擁有至少 25 個公司，業務涉足連鎖超級市場、不動產、工農業聯合經營、股票、

債券、保險等。1987 年，“加強土耳其武裝力量基金會”(170undation：For Strengthening’the Forces)成立。這是土耳其軍隊發展國防工業的第二個支柱。20 世紀 90 年代，軍互會和強武會共雇用人員 4 萬人，並在 55 個聯合企業中進行了 投資，這說明軍隊與私人資本結合在了一起，同時軍隊、國家、資本之間形成了 相互依賴的關係。

軍隊的自治地位被它自己的教育系統進一步加強了，這個教育體系對軍隊精 英既進行專業知識教育，也進行凱末爾主義價值觀的道德教育。它使軍隊形成了 獨立於社會其他階層之外並淩駕於社會其他階層之上的一個集團。軍官是一種精 英職業，通過軍事學校和學院，社會低層的人獲得了一個通向上層的道路。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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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的徵兵模式是典型的軍事一官僚精英的延伸物。因為據統計，大多數軍官具有 軍人或文職官僚的家庭背景。

像直接忠於蘇丹和奧斯曼國家的禁衛軍一樣，現代土耳其軍隊一直在為凱末 爾以及凱末爾主義共和國服務，它遵循著凱末爾的路線，自認為自己是土耳其國 家的衛士和保護者。軍隊的訓練是建立在普魯士原則基礎上的，即絕對忠於祖 國、嚴格的紀律、對上級的盲目相信和絕對服從；軍官們則對凱末爾主義的意識 形態負責，這種意識形態包含了人類行為的所有方面，具有原教旨主義的特徵。

土耳其軍隊已經發展起來的在政治、經濟、教育領域的高度自治使它成為國

土耳其軍隊已經發展起來的在政治、經濟、教育領域的高度自治使它成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