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國家的政治民主化-以土耳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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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錄第一章緒論 ..............................................................................................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文獻回顧........................................................................................................................... 4 第三節研究架構與範圍............................................................................................................. 11 第四節預期研究結果................................................................................................................. 18. 第二章伊斯蘭教與民主政治................................................................18 第一節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 .................................................................................................... 18 第二節伊斯蘭與政治的關係 .................................................................................................... 23 第三節伊斯蘭教義與西方民主價值的異同分析..................................................................... 29. 第三章土耳其的現代化與民主化........................................................33 第一節奧斯曼帝國的改革與威權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形成 ..................................................... 33 第二節凱末爾的威權主義改革及評價 .................................................................................... 45 第三節政治民主化進程與國家主義經濟政策的演變 ............................................................. 58 第四節威權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危機 .......................................................................... 70. 第四章自由之家的民主化評比看土耳其近十年政治發展 ................... 82 第一節 1985 年到 2000 年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83 第二節 2001 年到 2010 年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85 第三節 2011 年土耳其政治現況……………………………………………………………...100. 第五章. 土耳其政治:軍人干政與政黨比較 .....................................104. 第一節為何土耳其有四次軍人干政 ...................................................................................... 104 第二節說明目前土耳其最大黨:正義與發展黨(AK)............................................................. 113. 第六章結論與未來展望......................................................................122 參考文獻 ................................................................................................125 1.

(2)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伊斯蘭國家對西方民主國家而言，就是封閉且威權的，這不僅反映在政教合一的統治上，同時對於女性、個人自由、法律、道德等等的看法，都顯示了伊斯蘭與西方民主社會是不相容的。但長久以來，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一直是國際政治學者所關心的議題，隨著幾波民主化浪潮的發生、冷戰的瓦解、以及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伊斯蘭世界的政治社會也產生不同程度的變化，都使得許多政治學者重新思考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 美國 911 事件後，美國從政府官員到有關專家把推進民主看成是美國對恐怖主義作戰的基石，認為只有民主才能削弱伊斯蘭世界極端主義產生的條件和基礎。布希政府還以反恐、反擴散和推行民主為宗旨，加快在中東地區的政治整合。這不僅對該地區尤其是伊斯蘭國家政權構成了前所未有的衝擊，而且也引起了人們對伊斯蘭國家民主化道路的關切與思考。圍繞該問題所展開的爭論與交鋒，既是重要的學術議題，又是關乎 21 世紀伊斯蘭國家政治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然而，在世界民主化浪潮中，雖然伊斯蘭國家仍處於滯後狀態，但在所有伊斯蘭國家中民主化最高的國家-土耳其，成為世界政治發展中的一個獨特現象，一直為人們所關注。鑒於國人對伊斯蘭國家接觸較少，但土耳其被西方公認是伊斯蘭世界中致力於政治民主化發展的模範生。土耳其在一般國人觀念上是個很陌生的國家，在學術上也並無相關介紹土耳其政治發展的著作與書籍。吾人冀求從此篇論文向大家介紹土耳其這個國家的政治演變與歷史進程，與身為伊斯蘭國家中第一個政治民主化的成功範例。. 2.

(3) 因此，筆者嘗試以奧斯曼帝國在1919 年凱末爾發動民族獨立運動開始，至 1923 年正式宣布成立土耳其共和國後為起點，迄至2007年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在國會選舉後成為最大黨為終點，這段期間土耳其的政治演變與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做分析，探討伊斯蘭教與民主的關係，進行學位論文的探索與研究寫作。. 整體而言，本論文預計達成以下三項重點研究議題的分析：一. 伊斯蘭教與民主的關係為何? 伊斯蘭教本身具有那些發展民主的特質? 二. 土耳其的現代化與民主化。三. 從自由之家的評比探討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變化。. 根據上述三項目標，本文從杭廷頓教授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論為基礎出發，說明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改革土耳其時所提出的凱末爾主義，並嘗試分析以土耳其為範例的伊斯蘭國家政治體系如何政治民主化所產生的內外變化及種種因素，以「伊斯蘭國家的政治民主化-以土耳其為例」議題，提供初步的研究分析。. 3.

(4) 第二節文獻回顧土耳其是歐亞大陸交界，就區域地理與戰略上，自古以來一直在世界上佔很重要的位置，也是在伊斯蘭世界中第一個民主化的成功案例，但我國的書籍與相關文章很少有關土耳其的這方面資訊，大多以歷史與地理類的書籍較多，然而在西方世界卻有不少有關伊斯蘭世界與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相關書籍與著作，甚至在中國大陸就區域大國的考量下，對土耳其一直有做相當程度的研究與學術著作，可是我國除了黃敏華教授在密西根大學的博士論文介紹政治伊斯蘭1與 2006 年發表「如何看待穆斯林社會中政治伊斯蘭的民意支持？複層次迴歸模型的實證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8 卷第 1 期。其他本國學者並無相關著作或學術文章，因此作者希望能從現有的西方世界與中國大陸的相關著作，做結合與分析將東方的思考與西方的角度融合，並加以分析研究來介紹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為何在伊斯蘭世界是第一個成功民主化。冀求能拋磚引玉帶出一些新觀念使更多人能了解土耳其，能多些中東或伊斯蘭世界的相關著作與學術文獻。. 民主化是當代世界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民主化涉及到政治體制的轉變（責任政府和代議制政府的建立）、政治文化、經濟發展狀況，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公民經濟權利狀況等方面。民主化通常是指政治變革的一系列過程，具體表現為由權威政體向現代民主政體演進，從而達到公民參與政治，並對政權進行有效監督與控制的目的。縱觀世界政治發展進程，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浪潮催生著一批又一批國家民主政權的誕生。民主國家的數量（依自由之家統計）2從 1974 年的 39 個增加到 2003 年的 117 個，民主國家在世界所佔比例也由 27％上升為 60％以上。. 1. Huang, Min-Hua (2004). Why Do People Support Political Isla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ight Muslim Societi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higan.. 2.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1 Survey Release 4.

(5) 本文擬就研究議題的相關文獻檢閱分為三個部份：一、第三波民主化之定義與理論。二、伊斯蘭文化與世俗化理論。三、歷史結構論。藉由相關學理文獻的閱讀，進一步瞭解有關民主化的相關概念。. 一、第三波民主化之定義與理論 1970 年代以降，許多新興國家從威權政體逐漸轉型民主化，藉由建立民主選舉機制來達到落實政治參與之制度設計。學界對於這波民主化現象主要從三種途徑出發加以析論，包括現代化研究途徑（Modernization Approach），這一觀點指出，經濟發展與社會價值的成熟促成了民主化，例如學者李普塞（Seymour Lipest,1988）以工業化及教育水準檢視歐美與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並進行實證研究而得到此一結論，然而此一途徑亦受到來自於質疑經濟發展與民主化關聯性的批判，舉例來說，臺灣與南韓在1960至1970 年代即具備高度經濟發展，卻直到 1980 年代末期才完成民主化，顯然在解釋力上有所不足（Cheng and Haggard;1992:2）。因此，學界從結構研究（Structure Approach）途徑出發，探討威權政體內部權力結構的轉變導致民主化的發展。然而國家體系的結構在理解與區分上有其侷現，在發展方向與時程、運作上有著複雜的發展模式。因此，第三種途徑則進一步從這一發展的過程研究途徑（Transition Approach）進行探討，它強調政治過程與菁英的作為、選擇是決定從威權政體轉向民主政體的關鍵因素。（Cheng & Haggard,1992）唯整體而言，這三種途徑在解釋力上各有其侷限性，因此必須透過更為完整的檢視，以及民主鞏固與長期發展，進一步檢視伊斯蘭國家政治民主化的整體發展脈絡之軌跡。針對民主轉型之影響因素與發展歷程，學者杭廷頓（Huntington, Samuel P.）發表《第三波》（The Third Wave）3一書，指出影響1970 年代威權國家民主化的主要原因包括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統治權威的下降、社 3. Huntington,Samuel P.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 5.

(6) 會結構的變化如宗教立場的分異、以及外在勢力的影響（例如美國所施予的壓力）、領導人決策（菁英互動結果）、以及尋求解釋當前困境所引起的滾雪球效應。同時，他也指出第三波民主化的過程包括變革（Transformation）、替換（Replacement）及轉移（Tran placement）等三個階段，在變革階段中，改革派的出現與內部權力更迭、反對派與改革派的互動，將會影響國家內部的政治穩定與發展方向。而替換階段則包括舊威權政體的瓦解和反對黨內部的鬥爭與獲得權力等發展現象。最後，移轉則為新舊政權交替階段所出現的權力轉移制度化之現象。此一發展脈絡雖非針對土耳其，然就整體而言，仍具有相當程度的解釋力。二、伊斯蘭文化與世俗化理論 4. 杭廷頓於 1993 年發表〈文明的衝突〉觀點，強調文明的差異確實明顯存在，且文明意識正與日遽增，文明間的衝突將會取代意識型態及其他形式的衝突，成為世界最主要的衝突形式。有批判觀點認為，杭廷頓太過於強調文明間的衝突，而忽略政治、經濟制度實質上的內生性問題。而既便具有相同文明背景，也可能有潛在衝突爆發。且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糾紛，不能以文明衝突一筆帶過。尚包括如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考量和利益因素，並非文明衝突觀點可完整解釋。. (一)伊斯蘭文化與制度理論 1.文化理論:不管是從早期的東方主義，近二十年來的後現代、後殖民理論，亦或許多的人類學和社會學觀點，許多人認為伊斯蘭不利民主發展是個文化問題，不是現代化理論所描述的普遍化過程所能解釋。他們認為在伊斯蘭信仰中有許多元素，特別是對於宗教作為規範生活所有層面的各項事物，本身就是一個統攝政治秩序的一套威權體系，奠基在宗教權威的一元觀點上，自然與西方民主和科學發展所強調的開放社會接受多元價值的典範不同，也因此只要這套信仰中的文化價值體系沒有太大變化，伊斯蘭社會的民主化就很難有長足的發展，而政府. 4. Huntington, Samuel P.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1996. 6.

(7) 或多或少就很難真正擺脫伊斯蘭主義的影響，縱使制度上民主化，也與西方強調的自由且多元的社會不同(Pipes,1983; Eickelman and Piscatorial,2004 )。 2.制度理論:制度安排對於伊斯蘭國家在民主化和社會的世俗化方面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在伊斯蘭國家當中，有些制度安排是在二十世紀初為了回應殖民侵略的政治安排，比方說土耳其在凱末爾革命之後，有鑑於奧斯曼帝國政教合一無法抵禦帝國主義的侵犯，一直以世俗主義為建國的重要原則，而軍方就是確保土耳其領土完整以及世俗政體的守護者，這一點可以在後來三次的軍事政變中可以看出，也可以從軍方在憲法法庭以及其所具有的政治影響力看出(Kaplan, 2002)。有些制度安排是可以不受現代化潮流的影響，比方說沙烏地阿拉伯，在費瑟國王(King Faysal)主政時期就確立「不帶世俗化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 without secularization)政策，甚至與伊朗一樣強調伊斯蘭教義的國際輸出，再加上沙國身為全世界第二大石油蘊藏國，具大的石油利益使得沙國的現代化不必經歷社會變遷和政治社會動員的過程，而可以在維持其傳統社會結構不變下來達成，這些都是解釋為什麼沙烏地阿拉伯的現代化發展並沒有造成民主化和社會的世俗化發展之重要原因(Long and Reich, 2002)。又有些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所經歷的被殖民經驗，以及所遺留下來的影響，特別是在政治制度的安排上，以及殖民政策和殖民文化的影響，都足以看出後來這些伊斯蘭國家在民主化和社會的世俗化方面的發展，以及政府在世俗化和伊斯蘭主義上的不同取向。 (二)世俗化與現代化理論 1.宗教世俗化理論 (1)世俗化概念依學者 Pippa Norris 大作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世俗化一般指稱，社會由對各種宗教制度（institutions）的密切認同，轉化為較為分離的關係。它也用來指稱一種有關對歷史的信念，即社會將. 7.

(8) 更為走向現代化，而在宗教則喪失其權威，社會減少對宗教的依賴。5 （2）世俗化理論依學者 Swatos 等觀點，世俗化理論是一種解釋的嘗試，用來解釋多元主義如何在地理及認知上，重新改繪宗教地圖。也就是說，在世界上醞釀一種許多認識宗教的觀點相互競爭的氣氛，盡管這種氣氛西方人可能比中東人更明確感受到。這種氣氛還在全球毫無限制的發生中。當代多元主義意味著比起過去，有更多宗教世界觀在彼此競爭著。6印尼學者 Nurcholish Madjid 也發表類似看法稱，世俗化指稱對那些世間領域（worldly domain）價值的接納，世俗化強化人作為 “神的地上代表“的世間義務。對人類自行決定與選擇方法來改善人類生活，這種義務則賦予自由的空間，也同時確認人類必須在神的面前就其所為負責的事實。7 至於理論的內涵，一般歸納為兩派：一是 Peter Berger 與 Bryan Wilson 的傳統世俗化理論。另一則是 Rodney Stark 與 Roger Finke 的現代理性選擇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所謂傳統世俗化理論由以下幾個方面構成。第一，現代化導致宗教的功能性分別( functionality differentiation)，也即宗教不可能在世俗化浪潮中獨攬大權，其統治地位受到挑戰。第二，現代化導致宗教私人化，宗教不斷從公共生活中隱退，更多的集中於私人事物的關懷，第三，現代化導致宗教的消亡。這一理論，在 20 世紀 30- 60 年代在宗教學界一直佔有主導地位。所有統計資料給人們這樣一個感覺，宗教在一些國家的確已衰落。然而，在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世俗化理論受到 Stark 和 Finke 等學者的現代理性選擇理論挑戰。 2.現代化理論:工業化帶來社會分工細密化、都市化、社會流動等社會結構. 5. 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 , 2004, The Secularization Debate (Chapter 1), in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William H. Jr Swatos and Kevin J. Christiano, 1999, “Secularization Theory：The Course of a Concept”Sociology of Religion, Fall, 1999 7 Nurcholish Madjid, 2003, “Islam yes, Islamic paties no!” in Indon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edited by David Bourchier and Vedi R. Hadiz. London:Routledge. Pp.89-90. 8.

(9) 的的變遷，進而產生許多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利益匯集的需求，因而政治社會動員的能量大增，對於政府產生很大壓力，政府為確保其統治的正當性繼續維持，不斷的需要回應和滿足政治社會的壓力，最後促成民主化的發展(Lerner, 1958; Huntington, 1968)。在這個過程當中，由於工業化過程帶來經濟條件的改善，傳統權威如宗教等力量因為社會結構變遷，以及科技所帶來人們對於科學的信心，以及日益增加的社會多元性，都使其影響力逐漸退出公領域的範疇中，也因此整個社會朝向世俗化的發展前進，自然在這些條件下，伊斯蘭政黨會失去其社會的支持基礎，而由世俗化的政府來主政。. 三、歷史結構論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斷言美式資本主義與民主制度的勝利。在經濟上遵行資本主義、政治上盡量給予人民自由，對政府權力有所限制的西方自由民主制度，可能形成「人類意識型態進步的終點」以及「人類統治的最終型態」，也構成「歷史的終結」。福山認為沒有任何意識型態可與資本主義抗衡，且認為伊斯蘭有其限制，不可能普及全世界。福山認為，正是由於資本主義與權力制衡所帶來的規範，才能使人類社會保持穩定的發展與進步，而這是伊斯蘭世界在穩定之餘所無法達到的發展程度，其教義將是根本性的制約因素。. 9.

(10) 第三節研究架構與範圍一、研究流程. 圖1-1研究流程圖 10.

(11) ─-----------.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章. 研究問題與方法. -------─------------. 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 --------─-----------------. 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 第三章. -----─. 第四章、第五章. 伊斯蘭教與政治的關係. 伊斯蘭與西方民主價值的異同分析. 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 現代化. 一黨制. 多黨制. 軍人干政. 土耳其的政治發展. 近十年自由之家評比. 結論與未來展望. 圖 1-2 研究架構圖. 11. 凱末爾主義.

(12) 二、論文章節安排因此，針對題目：「伊斯蘭國家的政治民主化-以土耳其為例」的研究，本文共將區分為五大章節，依序探討相關主題，各章節內容與結構安排分述如下：. （一）第一章：緒論，包括研究動機、文獻回顧、研究架構與方法、研究限制以及研究預期結果。. （二）第二章：將延續第一章文獻回顧之脈絡，就伊斯蘭與民主之關係作分析，將東西方對伊斯蘭教的不同觀念加以比較研究，並說明何謂政治伊斯蘭與文化伊斯蘭，以及伊斯蘭教發展之歷史演變作介紹。. （三）第三章：本章中將分為四節，依序就奧斯曼帝國的改革與威權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形成說明起，凱末爾主義的改革及評價，政治民主化進程與國家主義經濟政策的演變，威權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危機，土耳其政治民主化之發展以及分析凱末爾主義對土耳其帶來之影響作研究。. （四）第四章：本章將以美國自由之家的民主化評比來說明土耳其近十年來的政治民主化之發展，分別用政治權力與公民自由之分數來分析並說明土耳其這十年民主化的過程，做相關的研究分析。. （五）第五章：第五章作為全文結論，首先將就一至四章之研究結果進行分析並提出研究發現與結論，其次則是指出研究結果所可以延伸之後續方向與未來展望。. 12.

(13) 三、研究方法本文主要採取的研究方法分別為：文獻分析法（Document Study）、個案研究分析法（Case Study）、以及深度訪談法。. （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 Study）文獻分析法是指參考相關的文獻，例如：專門書籍、歷史文獻、專業期刊，並再加以分析歸納；並以此科學分析來得到具體的結果。文獻分析法具有三個目的：以科學化的角度得到知識的累積；以新角度研究，避免重複研究；在程序和概念上避免相同的問題。8. 就學理上而言，文獻分析法又可稱為「檔案研究法」（Archival Data），本文擬透過針對研究主題的相關歷史記錄，包括土耳其從奧斯曼帝國到凱末爾政府、國會與總統選舉過程、結果、相關會議記錄等資料，進行分析與研究。一般而言，學術研究所使用的文獻資料，包括有：「政府公報、出版品、政府文件、學術專書、學術期刊、平面媒體報章雜誌、以及官方或非官方的網路文件與資料等」。. 毫無疑問的，作為針對特定時空與特定對象的研究主題之探索，本論文必然會將此一基礎性的研究方法加以運用，尤其筆者在探討主題與搜尋相關資料時，發現我國國內有關政治民主化的書籍並無關心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資料，且極少公開於網路或學術資料庫中，甚至是書面資料，故在不易取得的情況下，更有需要藉由國外與土耳其當地的國情做文獻分析，輔以其它研究方法，來搜集、分析重要資訊並將之轉化為必要的自變項與依變項等相關參考資料。. 8. 袁方。社會科學研究法。五南書局，台北，2002 年 5 月，頁 135。 13.

(14) 因此，同樣必須指出的是，古有名言：「盡信書不如無書」，歷史文獻記載資料故然能提供相當一部份的研究資訊與參考，但其中亦可能包含有製作與作者的主觀性意見。同時，由於資料來源的有限與不完整，更需要在此間深入研究、參照與比較，以嚴謹的態度和標準來檢視資料，釐清其中可能存在的主觀意識及部份缺漏資訊，以獲得充實而具研究價值的研究資訊。. 整體而言，在文獻分析上，本論文嘗試藉由縱向的土耳其政治選舉史之沿革演進，以及橫向的伊斯蘭國家中的政治民主化背景差異比較分析，藉以用杭廷頓教授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論來映證說明伊斯蘭國家如何發生民主化的理論，並進一步形塑出其脈絡。. （二）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個案研究法係指以「在特定範圍下的特定研究對象」進行探討與訪查的研究方法，而所謂「特定」則是指涉研究者所選定之時空背景、環境、身份與特質，乃至於特殊因素、事件過程、政策或個體等依據研究主題和對象所設定的限制。由個案研究法的本質觀之，係為一以深入研究與分析為目標，針對研究對象進行完整而深度的研究調查。. 因此，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包括在特定時空（奧斯曼帝國到土耳其共和國）、特定背景（凱末爾政府）的特定對象（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本文之研究有必要運用「個案研究法」來針對研究主題進行深度的探究與瞭解，以更清楚的建構凱末爾政府籍政治菁英來推動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發展進程。. 14.

(15) （三）深度訪談法（Interviewing）深度訪談（Interviewing）研究法的目標，在於透過對研究主題有專業知識或廣泛資訊，而可以協助研究者更加深入瞭解的訪者，藉由訪談對象的直接及深入接觸、問答與互動，以瞭解訪談對象對於特定事物、事件、議題以及研究問題的觀點和看法。採用深度訪談的原因在於，單憑文獻檢閱可能有所疏漏、不足，或是忽略某些較細微的事件與資訊，因此需要藉由與當事者作為研究對象所進行的訪談，一方面再深入詢問，補充文獻檢閱過程中可能存在的不足，另一方面也可獲得新資訊，或是詢問其觀點、看法與立場，有助於建構更完整的事實內容。同時，也有機會發現新的問題，或是對既有存在的研究內容進行補充修正與釐清，可謂是極為重要的研究方法。. 9. 作者藉由參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伊斯蘭與民主的政治社會分析：土耳其、印尼、阿爾及利亞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比較研究」10時於2010 年與政大國發所李酉潭教授至土耳其參訪兩星期進行相關資料蒐集與拜會根據其背景、國情、風土民情等特質進行搜尋並與相關研究學者進行訪談，藉此了解土耳其當地學者對土耳其的政治菁英之思維。透過訪談，並有助於呈現本研究在東西方不同觀念的互動情形、資料設定等重要研究資訊的觀點及意見，同時也能藉由這些第一手資料，取得更多作為文獻檢閱與分析的依據。. 9.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三民書局，台北，1993。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2008.08.01-2010.07.31)〈伊斯蘭與民主的政治社會分. 10. 析：土耳其、印尼、阿爾及利亞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比較研究(II)〉， (NSC96-2414-H-002-045-MY2 )。(本研究計畫主持人為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蔡昌言副教授，協同主持人為國立政治大學李酉潭教授與林長寬副教授)。 15.

(16) 四、研究限制本文的研究限制有以下幾點：（一）有關於進行深度訪談的過程，因在土耳其只有兩星期可以做拜會與參訪，無法在論文寫作過程中作出詳細的個別訪問，只能根據學者專家在該領域所提供的觀點分析後，加以分類，並由中選出具代表性人物進行邀約深度訪談。其次，訪談過程中，可能因受訪者個人因素導致對於問題內容，基於保護國家形象或個人利益而可能有回答不實的問題，亦可能影響本論文的研究內容。此外，對於土耳其愛國意識十分狂熱，應如何予以判別其真實性或分析其意義與價值？。最後，訪談上必然會遇到拒訪、或是無法訪問到部份重要問題的困境（例如部份穆斯林長老，或愛國主義者不易邀訪），這將導致許多尚未公布的資料或內部運作策略，無法透過對當事人的深度訪談獲得釐清或更進一步的資訊，而只能透過文獻搜尋或新聞報導來加以補強。（二）由於我國毫無研究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相關著作，因此，作者在文獻分析上參閱大量外國期刊與書籍，但這都是以西方政治民主化的角度來思考相對保守的東方伊斯蘭教的意識型態及立場，均可能需要更深入的觀察與分析。雖然作者本身有引用土耳其原文的相關書籍與著作來反映伊斯蘭教派的看法，但原文部份資料取得不易，僅能透過訪談時獲得片面的第二手資料。（三）政治民主化的腳步是不會停止的，茉莉花革命顯示伊斯蘭國家政治民主化的浪潮仍未停步，因為網路與智慧型手機的普級與新興媒體的傳遞讓發生的過程呈現一些新元素，令未來民主化的形態可能有別於第三波浪潮。這與杭廷頓教授認為第三波最大的特色是妥協、參與選舉和非暴力。但打從中歐的顏色革命以至這次北非和中東的茉莉花革命都是以人民力量推翻政府為主，甚至涉及暴力，是否新一波的民主化已徹底有異於前一波而應該稱之為「第四波」？也是本論文在後續研究裡加以思考的重點。. 16.

(17) 第四節預期研究結果因此，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以及研究方法之定義，本文希望能夠發展出一套說明伊斯蘭國家如何發生民主化的理論，作為本文的研究結果。整體而言，土耳其身為伊斯蘭國家中第一個政治民主化的成功範例應是最佳的研究對象，隨著凱末爾政府帶來的影響讓土耳其成為伊斯蘭國家中民主化的典範，遂成為本文主要的研究焦點。藉以驗證：第三波民主化是否映證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伊斯蘭國家的政治民主化又有什麼樣的特質與其他第三波民主化有何不同之處?土耳其的現代化與民主化帶來那些影響?本文擬對此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中陸續就土耳其政治民主化之政治發展脈絡、伊斯蘭教與民主的關係與土耳其政治民主化之進程的歷史演變結果進行分析。. 17.

(18) 第二章伊斯蘭教與民主政治. 伊斯蘭教與民主的關係並非結構性衝突，二者對立關係的成因是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相互建構的共有的敵對觀念。政治伊斯蘭的分野和轉型使不同派別對於民主的態度出現分歧，美國對政治伊斯蘭黨派態度的轉變也有利於其民主化進程。美國 911 後，在中東地區推行民主成為美國主導反恐戰爭的重要內容。伊拉克戰爭後，2004 年美國提出了大中東民主計畫11，該計劃中的“大中東”地區，包括中東 22 個伊斯蘭國家包括阿拉伯與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國。該計劃以多種援助和刺激手段鼓勵大中東地區推行政治改革，在伊斯蘭國家引起強烈迴響。中東民主化成為媒體和學界廣泛關注的問題。在穆斯林人口占多數的中東伊斯蘭國家，宗教在政治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一地區的政治變革首先面對的問題是伊斯蘭教及其政治文化與民主的關係，特別是政治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 第一節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 1974 年起，發端於伊比利亞半島的新一波民主化浪潮席捲了歐洲、拉美的天主教國家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在葡萄牙於 1974 年結束獨裁後的 15 年間，民主政權在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 30 個國家取代了威權政權。在其他國家，發生了威權政權之下的大規模自由化運動。”著名政治學家杭廷頓把這次民主化運動稱為“第三次民主化浪潮”12。在這次民主化浪潮中，不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實現了民主化，昭示了現代民主制度的普適性。. 11. 美國傳統基金會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MiddleEast/wm983.cfm. (檢索日. 期:2011/5/21) 12 同注 2，頁 17。 18.

(19) 第三波民主化浪潮也引發了政治學界對不同文化與民主關係的研究。杭廷頓在考察了各種文化與民主的積極聯繫後，為各種文化排出了順序。它們依次是：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儒教、伊斯蘭教和非洲文化。13伊斯蘭教文化和非洲文化與民主的積極聯繫最弱，這一點已為第三次民主化浪潮的事實所證明。如今，威權主義政權和少量傳統的君主政治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東伊斯蘭教地區。但從 90 年代的情況看，非洲文化與民主的積極聯繫也許超過伊斯蘭教文化。. 第三波民主化浪潮表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並非民主化進程的關鍵變數，民主化的自變數是各國的現代化進程。在第三次民主化浪潮中，分屬不同文化的國家在現代化進程的推動下在實現民主化，說明文化因素在民主化進程中只起到干預變數的作用，它推動或阻礙民主化進程，賦予各國民主化道路和民主制度不同的文化屬性，但文化因素不能決定一國能否走上民主化道路，並最終建立民主制度。天主教和東正教與民主的關係能夠證明這一點。直到上世紀 70 年代，天主教和東正教文化還被認為是不利於民主的。但從總體上看，1974-1989 年轉向民主的國家中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國家。14天主教會由現狀的防波堤變成了要求變革的力量，由擁護威權變成主張民主，這一立場的轉變是一個重大的政治現象。 15.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實現的民主過渡最令人信服地表明，伊比利亞文化並不是內. 在地，而且永遠地反民主。進入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基督教的另一分支東正教國家也基本實現了民主過渡。. 13. 同注 3，頁 70。 John L Esposito，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東方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15 U.S.Will Risk Middle East Reforms 14. 19.

(20) 作為西方的一種政治制度，民主對於伊斯蘭國家來說是舶來品。但與天主教、東正教文化和民主的關係相似，伊斯蘭教傳統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和長期性並非阻礙中東民主化的根本原因。伊斯蘭教在中東民主化進程中同樣只起到抑制變數的作用。導致中東伊斯蘭國家未能迅速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化因素這一干預變數表現為較強的惰性力量，阻滯了民主化進程。中東伊斯蘭國家民族文化與現代民主之間存在較大的張力，甚至表現為強烈的對抗。這一地區的政治文化變革首先要面對伊斯蘭教和民主的關係問題，即伊斯蘭教是否和民主相容。中國大陸學者王林聰認為從價值觀和歷史觀來看，伊斯蘭教與民主之間是一種不確定的關係。伊斯蘭教既能用來支援民主的某些理念，又會被作為反對民主賴以存在的基礎，反對或支援的程度如何，主要取決於如何理解伊斯蘭教，取決於同伊斯蘭教發生關係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伊斯蘭教價值觀通過影響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來加強或束縛民主化進程。但是伊斯蘭教本身不是一個獨立的變數，它既不阻止也不支援民主化的前景。在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中，伊斯蘭教不起直接作用，也不是惟一的、決定性的影響因素。16. 民主在中東遭遇的困境似乎證明了民主與伊斯蘭國家本土文化間存在結構性衝突，許多學者據此認為伊斯蘭國家與民主無緣。這種失之偏頗的“中東例外論”（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並不是民主與伊斯蘭文化關係的真實反映，它源自西方對伊斯蘭文化的錯覺，對伊斯蘭文化的認知過於簡單和偏執，武斷地判定伊斯蘭教本質上是反民主的。而中東國家的伊斯蘭主義者則認為伊斯蘭國家並不需要從西方引進民主。因為在他們看來，伊斯蘭世界不如人意的現狀不是缺乏民主造成的，而是伊斯蘭國家偏離伊斯蘭教造成的。伊斯蘭教這一“自足體系”可以自主實現伊斯蘭國家的理想制度。在此認識下，民主化被化約為西方化，再與近代以來殖民主義給伊斯蘭世界帶來的種種痛苦經歷相聯繫，民主化自然被推斷為西方的陰謀。 16. 王林聰，「中東國家民主化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7 月，版 1。 20.

(21) 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一元化思維方式，使其對各自的制度和文化過度自信和盲目樂觀，二者對立的實質是兩種“終結主義”的對立，即雙方尤其是西方認為自己的制度是人類歷史上最優越的制度，是“歷史的終結”。這種對立關係並不是宿命式的，而是通過雙方所建構的敵對認知導致的。因此，伊斯蘭國家民主化困境的癥結是西方和伊斯蘭世界圍繞民主化問題產生的共有觀念的敵對，而非悲觀失望者所認為的伊斯蘭與民主間存在著結構性衝突。. 西方學者將政治伊斯蘭通過民主化方式上臺執政的情形稱為伊斯蘭“劫持民主”（hijack democracy），伊斯蘭國家的學者將其稱為“伊斯蘭顛覆民主”。其實，所謂“伊斯蘭劫持民主”的問題並不存在。如果程式合乎民主標準，任何政治力量通過選舉上臺執政都是民主化的合法結果，儘管這一結果可能不符合西方國家的利益。“伊斯蘭劫持民主”的概念反映了西方對政治伊斯蘭偏執而僵化的認識，也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體現。西方學者往往認為政治伊斯蘭組織本質上都是反民主的，其鬥爭路線圖是通過暴力或非暴力方式建立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其實，早在埃及穆斯林兄弟會被取締後，政治伊斯蘭便開始分化和重組。正如美國學者 John L Esposito 所認為的，“多種不同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不能被化約為一個鐵板一塊的整體，也不能根據一個預先設定的單一層面的公式或戰略予以估價或回應。”“伊斯蘭教和伊斯蘭運動並非必然是反西方，反美國和反民主的。”17. 17. John L Esposito, Can You Hear Me Now: What a Billion Muslims are Trying to Tell US, co-author (Gallup Press) (2005-) 21.

(22) 長期的威權主義統治使中東伊斯蘭國家沒有真正意義的反對黨，政治伊斯蘭黨派成為事實上的政治反對派。同時，民主必須依賴的市民社會在伊斯蘭國家卻是反民主的政治伊斯蘭力量。這就使中東威權主義政權和西方國家都必須考慮民主化的結果，即反民主的政治伊斯蘭力量可能成為民主化進程的受益者。對中東伊斯蘭國家民主化前景的擔憂影響了西方推動中東民主的熱情，中東威權主義者擔心民主改革的結果是將政權拱手讓與政治伊斯蘭，因此拒絕民主化。為應對民主化要求，中東威權主義政權往往強調民主的文化特殊性和不可攜性，並據此否認現代民主的普適性，使世俗的中東伊斯蘭國家長期延續權威主義統治方式，甚至家族世襲統治。. 民主化是一種制度變遷，無論突發式的還是漸進式的，這一變遷都不可能脫離伊斯蘭國家的政治現實，而這些國家最基本的政治現實是伊斯蘭教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伊斯蘭國家幾乎不可能發生類似于歐洲歷史上的世俗化運動，即使通過立法確立世俗化原則，政治伊斯蘭仍是影響其政治的重要力量。早在上世紀 20 年代土耳其就確立了世俗化原則，但伊斯蘭黨派仍能在 80 年後通過選舉上臺，說明由於伊斯蘭教的入世性，加之伊斯蘭教歷史上從未進行過徹底的宗教改革，歐洲世俗化—民主化的路徑對中東伊斯蘭國家幾乎沒有借鑒意義。這也意味著不可能將政治伊斯蘭排除在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之外，政治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成為中東民主化進程的內部變數。. 22.

(23) 第二節伊斯蘭教與政治的關係. 世俗化是伴隨現代化而來的概念與理論，有些證據表明，特定的宗教可能發生信徒減少，人們減少到教堂、佛寺、清真寺等的情形。作為經常被稱為世俗化伊斯蘭國家的印尼，伊斯蘭教在國家社會、文化、政治等層面生活之角色是減少或是增加，是值得加以探究的。. 一、伊斯蘭教與政治關係宗教學者一般認為，政治與宗教關係主要有四種形式: 1.政教合一：君權與神權集於一人身上。所謂的“巫君合一”可作這種形式的早期代表。另中世紀阿拉伯世界的哈里發國家與中共入藏前的西藏均實行這種制度。 2.教國制：又稱“神權政治”，神權高於君權。在這種體制下，教會組織不直接掌權但其領袖卻以“神”的使者身份，借助世俗君主實現對社會的統治，如中世紀的羅馬教皇國。 3.國教制：與“教國制”相反，神權受君權支配，教會成爲政權的附屬機構，宗教成爲政治統治的精神力量，並以法律形式固定下來。如古羅馬時期羅馬民族宗教被定爲國教，爲阻止基督教傳播，從 1 世紀到 4 世紀羅馬皇帝對基督教徒進行 10 次迫害，史稱“十大迫害”。近代史上神道教也被確定爲日本國教，軍國主義者鼓吹“神皇一體”“祭政一致”以神化天皇。4.神道設教制：這是一種弱國教制，神權置於君權之下，多種宗教並存，沒有形成國教制的獨斷局面。中國自秦漢後歷代君主，均以這種方式處理政教關係。18. 18. 戴繼誠，2009，〈宗教與政治的關係芻議〉。《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9 卷第 2 期，頁 34。 23.

(24) 二.依據伊斯蘭教法規，伊斯蘭教不是沒有對政治的看法與理念的。簡言之，古蘭經的政治主張如次：１、服從真主，服從使者，服從主事人２、提倡民主協商和自由平等，反對獨裁專制。３、提倡互助友愛，反對罪惡橫暴。４、維護信仰統一，反對分裂。19 就伊斯蘭與政治關係，印尼兩大回教組織之一伊斯蘭教士聯合會( Nadhatul Ulama 簡稱 NU )領導人瓦希德曾說，在伊斯蘭運動與政府間存在兩種可能關係：一是直接參政，成為權力結構的一部份。二是在不被統合（incorporated）至政治體制情形下，發展出能帶來改變的能力。在這兩者之間要加以調適（accommodate）的話，有三種途徑。其一為社會政治途徑，認定國家整體利益受到威脅，必須進行“伊斯蘭化程序“（islamicisation process），要參與到當前的權力結構裡去。伊斯蘭被視為一種意識型態，嚴格區分伊斯蘭教與其他宗教。二是文化途徑，強調要在日常生活中體現伊斯蘭的自覺性（awareness），透過讀經等方式來達成目標。三是社會文化途徑。強調要發展伊斯蘭文化觀點，也要在公民社會中建立與這種文化觀點互相一致的民間組織，這些組織要循序漸進，逐步改變社會。各種非政府組織、伊斯蘭教士聯合會( Nadhatul Ulama )及穆罕默德迪亞( Muhammadiyah )等各大宗教團體，各地回教學院（pesantren）都屬於這種組織。20. 19. 丁俊等，2008，《《古蘭經》基礎簡明教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頁 95-100 Abdurraman Wahid, 2003, “Islam and the State in the New Order” in Indon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 Pp. 225-226 20. 24.

(25) 三、伊斯蘭現代化與伊斯蘭教的政治定位近代伊斯蘭世界在內憂外患的情境之下催生復古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現代主義等主要的三種社會思潮。他們或要求純潔宗教，清除一切外來影響，回復到穆罕默德時代的質樸中去。或主張在保留伊斯蘭教思想體系的前提下，進行政治、法律、經濟和教育制度上的改革。這些思潮促進伊斯蘭教的發展，使官方的伊斯蘭教得到加強改革和復興，成為伊斯蘭教的主流。21 伊斯蘭教的現代主義不僅追求政治、社會目標，在個別國家的發展中，亦將本身與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列為目標，追求一種“發展為導向的伊斯蘭教“。22至於伊斯蘭世界現代化模式，學者歸納為四種： (一)是以伊斯蘭現代主義為立國基礎，改革伊斯蘭教使之適應現代化。大部分伊斯蘭國家的現代化屬於這種模式，國家確立“政治伊斯蘭”，還對伊斯蘭教義重新解釋，使之適應現代化，如將勤奮工作與現代企業家精神相結合，將“公正”原則引入發展政策。馬來西亞、埃及等國屬於這種類型。 (二)是以世俗主義為立國基礎，政教分離，這種模式的特點是政治、經濟、法律、教育與伊斯蘭分離，伊斯蘭被置於私人領域。土耳其屬於這類國家。 (三)是以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基礎，將伊斯蘭教完全引進現代社會，包括以下特徵: 1.阿拉主權 2.由代理人執政 3.實行伊斯蘭教法 4.在政治、經濟、法律、教育領域伊斯蘭化。這種模式的顯著特徵是政教合一，目前只在伊朗伊斯蘭共和國取得統治地位。 (四)是以傳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立國基礎，恪守伊斯蘭教義，這種模式的特點是在經濟方面引進現代化，但在政治、法律、教育等方面與伊斯蘭教結合緊密，實行君主政體。目前有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汶萊等國家屬於這種模式。亦即，介於伊斯蘭現代主義與世俗主義之間。23 21. 廖申林，2009，〈近代伊斯蘭思潮與伊斯蘭教的發展〉。《黑龍江史志》第 29 期，頁 122。 H.M.S. Mintaredja, 2003, “Islam and Politics, Islam and State in Indonesia :A Reflection and Revision of ideas” in Indon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92-93. 23 范若蘭，2008，〈伊斯蘭教與東南亞國家現代化關係芻議〉。《東南亞研究》，2008 年第 4 期，頁 5-9。 22. 25.

(26) 四、伊斯蘭現代主義下伊斯蘭的社會功能在現代化的伊斯蘭教下，伊斯蘭教與政治、社會關係呈現的是與以往不同的風貌，也發揮著更為複雜的功能。由於各地文化背景、社會發展進程差別很大，伊斯蘭教的社會功能也因時而異、因地而別。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功能： (一)是社會整合功能。在某些分散的部落社會，如在西非和東非，由於伊斯蘭教在部落民中的傳播，共同的宗教信仰逐漸取代原始拜物教為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形成奠定基礎。 (二)是信仰認同功能。泛伊斯蘭運動增強世界穆斯林的團結意識和信仰認同意識，曾對被壓迫的穆斯林民族的解放起過積極作用。但由於這種團結意識是以共同的宗教信仰為基礎的，而明顯不同於以共同的血緣、語言、疆界為基礎的世俗民族主義，也有不利於民族團結的一面。 (三)是社會參與功能。伊斯蘭教長期以來它的社會參與功能，只限于有名望的宗教學者，一般信徒很少直接過問國家大事。近代伊斯蘭運動興起後開始重視伊斯蘭教的政治性、社會性、行動性。普通穆斯林的政治與社會參與意識明顯增強。 (四)政治伊斯蘭、文化伊斯蘭與現實政治 1.文化伊斯蘭與政治伊斯蘭理念一般認為，近代伊斯蘭運動有兩大方向：文化伊斯蘭與政治伊斯蘭。文化的伊斯蘭運動興起於農村等傳統社會中，並與傳統社會原有的道德價值、社會覺悟和風俗習慣相結合。文化的伊斯蘭運動通常崇敬知名的伊斯蘭教學者，而這些學者則依據傳統社會的覺悟水平來解經佈道。NU 就是這種文化的伊斯蘭運動的倡導者。24 “政治伊斯蘭”則是伊斯蘭教徒與學者試圖解釋伊斯蘭教與政治間複雜現象時，所使用的一個概念，用來指稱某一類社會政治運動和思想的統稱，不是一種單一的、高度整齊劃一的政治組織或者運動。. 24. 卓漢·伊爾維恩與楊啓光，2002，〈印尼伊斯蘭運動辨析〉。《東南亞研究》，2002 年 5 月 http://www.islambook.net/xueshu/list.asp?id=562 26.

(27) 考察和比較各種政治伊斯蘭組織主張，可以分離出 3 種理念： (１)在個人層面，強調穆斯林要嚴格遵守《古蘭經》。政治伊斯蘭則強調要通過著裝、留鬍鬚等外在形式來“證明”信仰的純淨和虔誠。穆斯林必須接受 “真正伊斯蘭”的標準，否則就會被貼上“偽信徒”和“真主的敵人”的標籤。 (２)在社會政治秩序層面，政治伊斯蘭組織從現實社會的弊端出發，把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道德的各種問題、伊斯蘭國家力量和地位的衰落等，歸因於穆斯林偏離自己的信仰進，而又把政府政策錯誤造成的特定社會政治環境，當做讓穆斯林難以堅持真正伊斯蘭信仰的罪魁禍首。由此達成的政治推論就是，必須推翻現存的政治制度和腐朽政權，代之以伊斯蘭國家依據伊斯蘭教法進行統治，即 “伊斯蘭是唯一出路”。 (３)在世界秩序層面：政治伊斯蘭組織強調現存世界政治秩序的不公正，強調穆斯林共同體受到欺淩和壓制，主張仿效先知穆罕默德在麥迪那的實踐，用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即全世界統一的烏瑪來取代現存世界秩序，以伊斯蘭教法為唯一法律。為此，呼籲全世界穆斯林同胞團結起來，一致行動。25 印尼學者 Bahtiar Effendy 就政治伊斯蘭其源於與西方文明的接觸亦有類似說法稱，194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初期，政治伊斯蘭訴求政治理想主義，要求將伊斯蘭定為國家意識型態，儘管造成與政府的緊張關係，但是這些想法和行動都是來自與西方文明，尤其是荷蘭殖民主義的接觸而來。那段時期，穆斯林信徒的經濟、教育、政治機會全被阻斷，政治穆斯林信徒無由的表達意願。26 由此可以把政治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核心主張歸結為“真正信仰”、伊斯蘭教法或伊斯蘭國家。政治伊斯蘭信徒認定，在當前政治腐敗、經濟落後和道德墮落等不公正的社會條件，以及外部強權勢力的存在下，妨礙著穆斯林的真正虔信，所以必須建立伊斯蘭國家，以伊斯蘭教法為唯一準繩。. 25. 錢雪梅，2009，〈政治伊斯蘭意識形態與伊斯蘭教的政治化〉。《西亞非洲》2009 年第 2 期，頁 25-27。 26 Bahtiar Effendy, 2003, Isalm and the State in Indonesia, Singapore:Insi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194 27.

(28) 第三節伊斯蘭教義與西方民主價值的異同分析伊斯蘭教：（Islamic）的興起，伊斯蘭教法中由真主阿拉對人類生活提出誡命，以及更廣泛的要求。教法的內容從宗教禮儀、社會倫理、政治制度、經濟活動到法律規範，幾乎涵蓋日常生活的全部行為，構成一個包羅萬象的體系。因此，伊斯蘭教不僅是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也是一種以律法為中心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度。在動蕩不定的政局下，伊斯蘭教發展為依靠自身機制維持和擴展的世界性宗教繼續向外擴張，由於穆斯林君主的軍事征服，或得益於穆斯林商人的積極活動。使伊斯蘭教在民間和異教地區得以不斷擴展和深入發展，然後由宗教學者施加進一步的影響。. 伊斯蘭教的政治理念認為，根據真主啟示，每個人都應當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理者』，人人都是真主的奴僕。管理社會的政府，不是代表民意的權力機關，而是遵循真主阿拉啟示的原則，替真主阿拉行道的服務機構。因此『可蘭經』與真主高於一切而為基本法源。伊斯蘭世界政教合一下的體系，多採取如同今日西方民主的『協商』制度選出領袖，以避免君主獨裁或家族專政。這機制係根據『可蘭經』的教義和遺訓而形成，故民主制度的價值與『可蘭經』的崇高性，會形成一種根本上的二元正當性問題。然而民主政治制度以憲法為法源，具有可修改性和可解釋性。伊斯蘭教世界則視『可蘭經』與真主為至高與不可改的法源。. 民主政治依靠政黨與定期民主選舉來選出政府，儘管這一價值與伊斯蘭教觀點基本相同，然而領袖和權力輪替造成的不穩定性與變動，與伊斯蘭體系多透過協商來解決的規範有所矛盾。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裡視宗教為私人層次而非公眾事務，但伊斯蘭教義規範涵蓋社會與政治層面，而與民主價值有矛盾。因此，民主與伊斯蘭教教義中，存在著部份的價值性差異。. 28.

(29) 伊斯蘭復興運動：被西方誤解的伊斯蘭文化與價值今日所謂的「伊斯蘭復興運動」，並不同等於「基本教義派」。基本教義派是西方的刻板稱呼，暗示激進信仰行為的威脅。而伊斯蘭教核心教義裡並不存在著這種思維，因此使用「伊斯蘭復興運動」是較為恰當的說法。指伊斯蘭過去即具有復興（tajdid）與改革（islah）的傳統，這包含政治、社會的復興概念。當今伊斯蘭復興運動是由蘊藏豐富石油資源的伊斯蘭國家推動，特別在 1973 年石油危機時，沙烏地阿拉伯成為富裕國家，投入大量伊斯蘭教育經費，成為國際伊斯蘭運動主要贊助者。一些穆斯林學者主張為了解決穆斯林社群的危機，必須團結所有穆斯林國家，這是一種超越種族與領土的限制所形成的共同體。「聖戰」一詞係指過去在受壓迫時，以及更多時候被使用在早期伊斯蘭教內部派別進行思想鬥爭時所用的名詞，只是被今日受到西方壓迫下的少數激進組織與抗爭份子使用為恐怖攻擊的號召。然而，受過伊斯蘭教育的穆斯林，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享有自由，在以巴問題中長期感受到美國偏重以色列而忽視伊斯蘭國家的偏頗立場。使中東的穆斯林瞭解，美國式民主改革其實另有用意，如透過軍援以色列以宰制中東、控制原油產地等意圖。如巴勒斯坦的民主議會選舉選出哈馬斯組織為執政黨，但美國認為係恐怖組織予以拒斥。顯示西方式的民主具有利益上的矛盾。. 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及現代化範例：土耳其土耳其作為與歐洲接壤的伊斯蘭教國家，其面對西方現代化科技與社會價值的衝擊最為關鍵，自一戰後便銳意改革。凱末爾的觀點並不反對將伊斯蘭作為重建土耳其民族主義的元素，而是將現代化的目標至於最高的位階，以世俗主義為達成現代化發展的必要手段，將伊斯蘭置為配合性的角色，凡是與現代化目標相抵觸的部分，就以國家力量對於伊斯蘭進行重新的詮釋，以符合國家發展的需求。. 29.

(30) 由歷史角度觀之，土耳其戰後的民主化發展主要可區分成：1945 到 1960 的多元政黨競爭時期、1961 到 1981 自由主義時期、1982 年後的伊斯蘭復興時期、以及 2002 年後正義發展黨時期。從二戰後至 1980 年代初期，土耳其的民主處於穩定發展階段。Turgut Ö zal 在 1983 年帶領「祖國黨」(Motherland Party)贏得大選執政擔任總理到總統卸任為止，在經濟上採取全面自由化的政策，對伊斯蘭主義也採取較為寬鬆的放任立場，也使土耳其政治風氣大開，此階段正是伊斯蘭運動興起的黃金時期，也是促成日後「正義發展黨」單獨執政的重要社會背景。不過這個階段伊斯蘭主義的興起，並非以傳統上要求回歸「伊斯蘭教教法」或者是訂立伊斯蘭為國教作為主張，而是結合了社會、經濟自由化後所產生的中產階級思考，以市民社會的力量，加上重新詮釋伊斯蘭使其與現代化與民主兼容並蓄的有力論述。這股伊斯蘭思潮的復興，的確是以凱末爾主義為挑戰目標，但是所挑戰的不是其主張國家的現代化發展，也不是世俗主義的基本原則，而是如何達成國家現代化的手段辯論。伊斯蘭主義者認為伊斯蘭的基本精神不在執著於經典或者是政治上回歸伊斯蘭教教法，而是將伊斯蘭的基本價值，也就是營造出符合公平正義的社會生活，而在私人的領域遵奉伊斯蘭的生活方式。亦即，在公領域方面，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伊斯蘭主義的目標，而在私領域，則教化人民遵守伊斯蘭禮法，此一政治社會秩序便是伊斯蘭主義者的理想，而國家仍可以追求世俗化發展，並以最合時宜的方式詮釋伊斯蘭禮法。簡而言之，伊斯蘭主義者認為，要達成土耳其現代化發展，一味地去伊斯蘭化不但不能對國家發展有所幫助，反倒造成土耳其在 1980 與 1990 年代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困境；唯有將伊斯蘭主義透過民主的方式，廣泛地在社會上宣揚並得到認同，才能改善土耳其的政治經濟現況，並且與全球化的價值接軌。. 30.

(31) 在此一主張下，伊斯蘭不必然與男女平權或女性主義相衝突。而伊斯蘭的實踐也與增進國計民生福祉的現代化發展目標一致，而許多原先被認為與世俗主義必然相悖的伊斯蘭觀點，比方說「面紗議題」、「市民社會」等概念，其實都不必然有衝突。為什麼伊斯蘭主義的訴求在 1980 年代開始受到社會的重視？除了政治領袖的自由化政策外，長久以來土耳其政治經濟情勢的惡化，弊案連連、通貨膨脹嚴重、政治人物濫開支票，以及朝野各黨派輪流主政卻都無法改善經濟蕭條，都是使伊斯蘭主義興起的原因。除難以忍受的政經情勢外，政治領袖的集體信用破產，一味強調凱末爾主義的世俗化政策和其作為維繫國家統一的神聖主張，早已對於中產階級失去了吸引力。土耳其的伊斯蘭政府，嚴格說與其他的穆斯林民主國家的非伊斯蘭政府相比，其實並無太大不同，主要還是朝務實溫和，但具有宗教關懷的方向施政。. 31.

(32) 第三章土耳其的現代化與民主化土耳其的歷史為人們提供了現代化進程研究的理想個案。關於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不論是土耳其國內還是歐美史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已經相當豐富，但所有這些研究都用一種新舊對立的方式解釋土耳其的歷史：奧斯曼帝國是傳統的而土耳其共和國則是現代的。這在一定程度上是對土耳其歷史的一種凱末爾主義的解讀。從伯納德·路易斯的《現代土耳其的興起》27到費羅茲·阿哈邁德的《現代 28. 土耳其的形成》等許多著作，無不具有這種非歷史的和意識形態化的現代化理論特徵。另外，對土耳其政治現代化的評價學術界也存在著不同的觀點，有些學者認為土耳其成功地建立了民主制度，發展了健全的多党民主制度以及充滿活力的公民社會。其他一些研究者認為土耳其的政治制度還遠不夠現代化和民主化，尤其是在政治生活中軍隊還在隨意地干預政治。本章旨在通過對土耳其近二百年的現代化歷程的考察，分析從奧斯曼帝國的改革到凱末爾的世俗化改革，再到當代土耳其的民主化改革的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闡釋土耳其二百年政治現代化進程的連續性；探討土耳其政治現代化的模式及其面臨的當代挑戰。. 第一節奧斯曼帝國的改革與威權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形成奧斯曼帝圍進行現代化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歐洲列強給它帶來的外部壓力，另一方面在於它自身制度的衰朽。16 世紀時，奧斯曼帝國的擴張達到了極限。在東部戰線上，帝國的軍隊遇到了法沙維王朝的強大抵抗，不得不在伊朗邊境上停頓下來；在西方海洋上，他們碰上了葡萄牙人的船堅炮利；在克里米亞及其週邊，他們受到俄羅斯人的阻撓；在非洲，沙漠和山脈擋住了他們的去路；在 27. 伯納德‘路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商務印書館 1982 年版；Feroz Ahmad．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London：Routledge．1993． 28 Paul J．White，and William stewart L0gan，e(1ited，Remaking the Middle East．oxford and New Y0rk，1997，p．30． 32.

(33) 歐洲，對維也納的進攻遇到了哈布斯堡王朝的勇猛還擊。此後，奧斯曼帝國的軍隊已經到了只能後撤而不能向前推進的地步。1699 年因為與奧地利、俄國、波蘭、威尼斯的多年戰爭失敗而簽訂的《卡爾洛維茨條約》，是奧斯曼帝國第一次作為戰敗國而簽訂的和約，並被迫做出了很大領土讓步，亞速割讓給了俄國，波多利亞割讓給了波蘭，中匈牙利、德蘭斯瓦尼亞、巴契卡、斯洛維尼亞割讓給了奧地利，摩利亞和達爾馬提亞的一些島嶼割讓給了威尼斯。2918 世紀以後，帝國就被拖入了與歐洲列強的無休止的戰爭之中，而且不斷地失利，開始了不斷割讓領土的歷史。奧斯曼帝國是一個軍事封建帝國，它的維持與強大依賴於對外擴張中的不斷勝利，從而有更多的土地和戰利品來推動帝國龐大的軍事官僚機器。邊疆和前線是奧斯曼帝國得以存在的理由，邊疆和前線為官僚、軍隊和教士提供了工作和報酬。邊疆的傳統根深蒂固地存在於奧斯曼帝國軍事、社會、政治、宗教生活之中，“所有奧斯曼人的軍事組織、民政、稅收和土地制度等，都是配合征服和殖民而不斷向異教者的地方實行擴張這個需要來制訂的”30。在邊疆完全被封閉以致進一步實行擴張和殖民的時候，就不可能不影響到那些固有的傳統。不斷的割讓領土使帝國喪失了大量的人口、財政收入和其他資源。軍事上的失敗必然會動搖帝國的整個軍事與社會制度，這個制度無法適應對外擴張的失敗和前線部隊的不斷後撤。所以，軍事上的失敗必然會動搖奧斯曼帝國整個軍事與社會制度基礎，導致帝國走向衰落。奧斯曼帝國的現代化還有強大的內部動因，那就是由帝國內部的社會變化引起的加強中央集權和進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帝國內部政治結構的衰變，主要表現在蒂瑪制度和禁衛軍制度的衰落，以及地方封建勢力的權力膨脹。蒂瑪制度(Timar System)和禁衛軍(Janissary)制度是奧斯曼軍事封建制度的支柱。蒂瑪即蘇丹給軍人們分封的采邑，軍人們從蒂瑪中獲得經濟收入，同時要在戰時為蘇丹提供軍事義務。這種分封土地的制度就是蒂瑪制度，它的重要性 29 30. 同註 26，p.43 頁同註 26，p.33 頁 33.

(34) 不僅在於使蘇丹不必支付軍費而擁有一支強大的封建騎兵，而且在於對農業人口的控制方面。同時，通過蒂瑪制度，蘇丹還有效地防止了省督、軍官和地方貴族的權力膨脹，使蘇丹獲得了相對高度集中的中央權力。這個制度是帝國早期在軍事上獲得勝利和健全內部行政的最可靠的制度之一。但 16 世紀晚期以來，由於帝國經濟的蕭條，蒂瑪持有者的農業收入急劇下降，再加上在對外戰爭中不能取得勝利而得不到戰利品，許多蒂瑪持有者對軍事義務失去了興趣，有些人索性放棄了蒂瑪，或逃往城市，或參加日益壯大的土匪隊伍，有些平民甚至通過賄賂非法取得蒂瑪。中央政府為了保證財政收入，蘇丹開始將采邑作為包稅地分封給與軍事義務無關的社會上層。國家控制的蒂瑪制度逐漸地向半自治的包稅制轉變。蒂瑪制度和封建騎兵嚴重地衰落了，奧斯曼帝國得以維持和強大的一個重要支柱坍塌了。由於蒂瑪制度和封建騎兵的衰退，蘇丹只好靠加強和擴大禁衛軍來滿足帝國的軍事需要。禁衛軍是奧斯曼帝國的常備軍，也一度是奧斯曼帝國的精英部隊，絕對地忠誠蘇丹和奧斯曼國家。311527 年，禁衛軍步兵約有 8000 人，1609 年幾乎增加到 3．8 萬人。禁衛軍騎兵則由 5000 人增加到 2.1 萬人。增加的人數主要來自於禁衛軍的後代。謝裡姆一世和蘇萊曼大帝放寬了禁止禁衛軍結婚的限制，而且允許他們的兒子進入禁衛軍。一旦禁衛軍的生活摻雜了家庭考慮時，他們對素丹的效忠精神就開始消失。他們不情願到遙遠的前線去接受嚴峻的戰爭的考驗，而只是想在商業和貿易方面鑽營。他們逐漸有錢有勢，不受管束，軍團的訓練和軍事行動都蒙受損失。奴隸已經變成了主人。禁衛軍最初依附於神秘主義的阿里教派，後來又依附於貝克塔希教團，這種聯繫使他們變成了奧斯曼社會的自由公民，並且 let 益獲得獨立的團體地位。17 世紀晚期和 18 世紀中央集權削弱的過程中，禁衛軍的權力越來越大，成為左右朝政的重要力量。1618--1730 年，至少有 6 位蘇丹被禁衛軍趕下臺。. 31. William Hale，Turkish Politics and the Army．London，1994，P．4． 34.

(35) 1682 年禁衛軍的將領第一次在烏裡瑪的支持下被任命為大維齊。32蘇丹和禁衛軍之間的緊張關係很早就有，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矛盾變得日益明顯。穆罕默德二世時就發生過禁衛軍的叛亂，1514 年和 1522 年發生了兩次禁衛軍叛亂。王子們爭奪王位的鬥爭往往使禁衛軍捲進來。禁衛軍、地方鄉紳、低級烏裡瑪等傳統勢力還經常聯合起來挑起社會叛亂、阻撓改革。3318 世紀初，禁衛軍已經無力在對外戰爭中抵抗外國侵略者，但它的力量卻仍足以阻撓國內的任何改革。地方勢力權力的不斷膨脹也嚴重地侵蝕著蘇丹和中央政府的權力。在科普呂呂任大維齊時期(1689—1691 年)，中央政府採取了許多改革措施來防止省督們濫用權力並約束禁衛軍，但是對省督權力的限制卻方便了新的地方勢力阿揚(Ayan，鄉紳) 的成長。阿揚是地方鄉紳，管理地方的公共事務，可以影響中央政府的決定。為了對付地方政府的離心傾向，中央政府不情願地加強了阿揚的地位。在 18 世紀行政與財政緊張之時，中央政府日益將行政職能賦予阿揚，他們“開始類似於那些可以在自己永久擁有的土地上擁有私人軍隊、徵收賦稅並管理司法的貴族” 34. 。另一種掌握地方權力的人是德雷貝伊(1Derebey，山區地主)，主要是 17 世紀. 奧斯曼帝國各省的行政管理衰弱時出現于安那托利亞。18 世紀末，魯米利亞(奧斯曼帝國的歐洲部分)的許多地方和幾乎整個安那托利亞都處於德雷貝伊的控制之下，支配著大量的武裝力量。德雷貝伊在其世襲王國中進行自治性的統治，權力在謝裡姆三世時達到了高峰。由於對外戰爭的需要，帝國把主要的軍事力量從內地調往前線，進一步加強了地方勢力的權力。封建騎兵的衰弱、對外戰爭的失利、禁衛軍的飛揚跋扈、地方勢力的權重、內部安全的削弱、包稅人營私舞弊，都對中央權力的合法性提出了挑戰，嚴重地削弱了奧斯曼政府的中央集權。為了帝國的生存，為了恢復和加強蘇丹及中央政. 32. Halil lnalcik And Donald Quataert，The Ottoman Empire：Conquest，Organization and Economy． London，1978，P．46． 33 Halil lnalcik And Donald Quataert．The Ottoman Empire：Conquest。Organization and Economy， PP．49—53；Serif Mardin，Relig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Turkey．Alba- ny，1989．P． 30． 34 同註 26，p.472 頁 35.

(36) 府對帝國的有效統治，就必須擁有一支技術上更有效率、政治上更可靠的軍隊。正是這種需要引發了帝國的軍事現代化改革。奧斯曼帝國改革的啟動以及整個現代化過程，都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模式的典型。其目的是為了保護王室、政府與軍事官僚的政治利益，為了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和維護奧斯曼帝國的統一。 35. 採納現代西方的科學技術與西方國家的組織機構對奧斯曼帝國都是達到這一目. 標的有力手段。謝裡姆三世 1792—1796 年的改革一般被看作是奧斯曼改革的序幕。軍事改革是謝裡姆三世改革的主要內容。他對歐式的訓練方式和法國教官的接受，標誌著他與奧斯曼蘇丹過去的態度發生了明顯的分離，過去蘇丹總是傾向於維護奧斯曼帝國的傳統制度。謝裡姆三世啟動了帝國的改革。在新開設的軍事學校中聘用外國教官、派官員去歐洲考察、在歐洲各國建立常設大使館，都為歐洲思想在奧斯曼帝國的傳播奠定了制度基礎。36但是，謝裡姆三世遇到了禁衛軍的叛亂且被推翻。 1826 年 5 月，馬哈穆德二世和他的新軍粉碎了禁衛軍的叛亂，並宣佈取消禁衛軍。傳統勢力因此失去了武裝力量的支持，標誌著以加強中央集權為目標的軍事、法律和行政改革的新時代的開始。馬哈穆德還鎮壓了與禁衛軍有密切聯繫的貝克塔希教團的叛亂，取消了他們的道堂，同時將宗教瓦克夫收歸國家統一管理。這些措施加強了中央政府對宗教部門的控制。1826 年馬哈穆德平息了省督們和封建主的叛亂，並很快廢除了蒂瑪制度和封建騎兵制度，建立文官為省長的地方行政機構管理地方事務。由於軍隊和政府機構對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員的需要，馬哈穆德二世又開設了軍事學校。奧斯曼帝國現代化最初是在封建君主和封建官僚的主導下啟動的。沒有傳統社會勢力的最初參與，現代化要成為一種主動的改革進程是不可能的。蘇丹的改革也得到了其他傳統勢力的支持。1808 年蘇丹馬哈穆德二世就是在貝伊拉克塔 35 36. Roderic H．Davison。Reform in the OttDman Empire，1856—1876．Princeton，1963，pp 6—8． Erik Jan Ziircher，Turkey：A Modern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1993，pp·23—26 36.

(37) 爾·穆斯塔法帕夏領導的阿揚聯合力量的幫助之下掌權的，穆斯塔法帕夏在謝裡姆三世退位之後變成了改革的支持者。蘇丹承認了阿揚在各省已經獲得的實際權力，具有世襲性地位的阿揚則完全支持蘇丹對軍隊的重組以及對軍事和稅收的最高權力。37高級烏裡瑪是馬哈穆德二世時期支持改革又一傳統社會力量。作為統治階級的組成部分，烏裡瑪為了宗教與國家的利益而支持改革。他們是宗教權威，他們對改革的支持安撫了低級烏裡瑪和民眾的不安情緒。但是烏裡瑪又是改革的物件，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入，他們的權利與地位逐漸地被削弱，這是改革進程的明顯特徵。謝裡姆三世和馬哈穆德二世改革的重要性並不在其實際成就，而在於這些改革導致的對以後帝國政治現代化發生重要作用的一些間接後果。首先，隨著改革的發展，出現了現代官僚階層，尤其是 1833 年最高波爾特翻譯局的設立及其規模和重要性的增長，使帝國的現代官僚階層在制度框架內開始形成了強大的勢力，成為日後推動改革的主要力量。日後許多改革派的重要人物都出自最高波爾特翻譯局。他們是奧斯曼帝國的精英，他們的權力來源於蘇丹，來源於國家機器的現代化過程。這些新型的社會力量的共同特點就是他們都希望保護國家機器免受來自內部的和外部的威脅。以這些新的官僚階層為核心，現代政府職能部門和相應的管理機構發展起來了。當然，馬哈穆德時期的行政機構遠不是一個現代國家所要求的行政管理結構。另外，帝國時期的改革奠定了以軍官和文職官僚精英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模式，我們將奧斯曼一土耳其現代化的這種模式定義為威權主義模式，就是在這種模式下，帝國走上了現代化道路，這種模式至今仍然影響著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進程。奧斯曼帝國傳統政治結構的加速改變是坦齊馬特(Tanzimat，意為改革)改革開始之後的事，它開始於 1839 年頒佈的第一個坦齊馬特敕令，結束於 1878 年素丹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解散奧斯曼帝國第一屆國會之時。在坦齊馬特改革. 37. 同註 26，p.81-83 37.

(38) 的第一階段，現代化改革深入到了司法、行政、教育等領域，引起了奧斯曼帝國社會結構的重大改變。由於帝國的行政、軍事、教育機構改革而形成的新的社會力量，在後來土耳其共和國的形成中起了非常重要的作用。坦齊馬特的主要成就是：取消世襲性的包稅制，創立了現代貨幣制度和稅收制度；教育和司法的世俗化制度逐漸形成；政府職能部門的科層化；帝國議會和憲法的產生；武裝力量按內外不同的兩個領域進行了劃分；現代地方管理制度的引進。所有這些都說明奧斯曼帝國的傳統制度發生了向法治制度的轉變，這些變化都是以帝國詔令的方式推動的。第一個詔令“哈蒂沙裡夫”(Hatt-i Sherif)將矛頭對準了地方分權所造成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其目標是要改善各省的形勢。為了遏制腐敗的包稅人的獨立性和保證國家的防務資源，提出實行常規性的固定稅收制度。詔令還宣佈不管信仰何種宗教與教派，保證所有臣民的財產與公民權；實行普遍兵役制，服役期限減少為四到五年；按照法國的模式重組省一級的行政機構，地方官員的收入為固定薪金，個人財產與政府管理資源要明確地分開。坦齊馬特改革的第二個時期開始於 1856 年 1 月頒佈的“哈蒂一胡馬雲” (Hatt-i Humayun)。在這一詔令中，蘇丹麥積德重申了宗教自由和非穆斯林臣民的平等地位，還規定了防止腐敗和司法中的刑訊逼供的措施；頒佈了保護貿易和商業不受阻礙的條例。19 世紀 60 年代，建立了許多世俗法庭，頒佈了世俗刑法、商法、海運法和貿易法，所有這些新的法律都是按歐洲的樣式制定的。除政治行政改革之外，進一步向國際貿易和外國資本開放帝國領土是坦齊馬特第二階段的重要內容。歐洲的商品可以自由地進入奧斯曼帝國，中央政府因此失去了專賣、稅收、關稅等許多商業方面的特權，本來這些權利可以用來防止帝國財政的進一步惡化。1854 年，也就是麥積德的改革詔令頒佈的前兩年，帝國政府為了解決由於克裡米亞戰爭造成的財政問題開始向國外借款。16 年之後，帝國政府已經完全依賴外國的貸款了，同時還款支出每年要花掉國家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最終導致帝國財政在 1875 年破產。.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