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伊斯蘭教與民主政治
第一節 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
第一節 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
1974 年起,發端於伊比利亞半島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席捲了歐洲、拉美的天 主教國家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在葡萄牙於 1974 年結束獨裁後的 15 年 間,民主政權在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 30 個國家取代了威權政權。在其他國家,
發生了威權政權之下的大規模自由化運動。”著名政治學家杭廷頓把這次民主化 運動稱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12。在這次民主化浪潮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 實現了民主化,昭示了現代民主制度的普適性。
11美國傳統基金會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MiddleEast/wm983.cfm.
(檢索日 期:201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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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 2,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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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也引發了政治學界對不同文化與民主關係的研究。杭廷頓 在考察了各種文化與民主的積極聯繫後,為各種文化排出了順序。它們依次是:
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儒教、伊斯蘭教和非洲文化。13伊斯蘭教文化和非洲 文化與民主的積極聯繫最弱,這一點已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事實所證明。如 今,威權主義政權和少量傳統的君主政治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東伊 斯蘭教地區。但從 90 年代的情況看,非洲文化與民主的積極聯繫也許超過伊斯 蘭教文化。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表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並非民主化進程的關鍵變數,民 主化的自變數是各國的現代化進程。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分屬不同文化的國 家在現代化進程的推動下在實現民主化,說明文化因素在民主化進程中只起到干 預變數的作用,它推動或阻礙民主化進程,賦予各國民主化道路和民主制度不同 的文化屬性,但文化因素不能決定一國能否走上民主化道路,並最終建立民主制 度。天主教和東正教與民主的關係能夠證明這一點。直到上世紀 70 年代,天主 教和東正教文化還被認為是不利於民主的。但從總體上看,1974-1989 年轉向民 主的國家中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國家。14天主教會由現狀的防波堤變成了要求變 革的力量,由擁護威權變成主張民主,這一立場的轉變是一個重大的政治現象。
15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實現的民主過渡最令人信服地表明,伊比利亞文化並不是內 在地,而且永遠地反民主。進入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基督教的另一分支東正教 國家也基本實現了民主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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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 3,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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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L Esposito,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東方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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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Will Risk Middle East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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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西方的一種政治制度,民主對於伊斯蘭國家來說是舶來品。但與天主 教、東正教文化和民主的關係相似,伊斯蘭教傳統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和長期性並 非阻礙中東民主化的根本原因。伊斯蘭教在中東民主化進程中同樣只起到抑制變 數的作用。導致中東伊斯蘭國家未能迅速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化 因素這一干預變數表現為較強的惰性力量,阻滯了民主化進程。中東伊斯蘭國家 民族文化與現代民主之間存在較大的張力,甚至表現為強烈的對抗。這一地區的 政治文化變革首先要面對伊斯蘭教和民主的關係問題,即伊斯蘭教是否和民主相 容。中國大陸學者王林聰認為從價值觀和歷史觀來看,伊斯蘭教與民主之間是一 種不確定的關係。伊斯蘭教既能用來支援民主的某些理念,又會被作為反對民主 賴以存在的基礎,反對或支援的程度如何,主要取決於如何理解伊斯蘭教,取決 於同伊斯蘭教發生關係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伊斯蘭教價值觀通過影響社會政 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來加強或束縛民主化進程。但是伊斯蘭教本身不是一個獨 立的變數,它既不阻止也不支援民主化的前景。在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 中,伊斯蘭教不起直接作用,也不是惟一的、決定性的影響因素。16
民主在中東遭遇的困境似乎證明了民主與伊斯蘭國家本土文化間存在結構 性衝突,許多學者據此認為伊斯蘭國家與民主無緣。這種失之偏頗的“中東例外 論”(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並不是民主與伊斯蘭文化關係的真實反映,
它源自西方對伊斯蘭文化的錯覺,對伊斯蘭文化的認知過於簡單和偏執,武斷地 判定伊斯蘭教本質上是反民主的。而中東國家的伊斯蘭主義者則認為伊斯蘭國家 並不需要從西方引進民主。因為在他們看來,伊斯蘭世界不如人意的現狀不是缺 乏民主造成的,而是伊斯蘭國家偏離伊斯蘭教造成的。伊斯蘭教這一“自足體 系”可以自主實現伊斯蘭國家的理想制度。在此認識下,民主化被化約為西方 化,再與近代以來殖民主義給伊斯蘭世界帶來的種種痛苦經歷相聯繫,民主化自 然被推斷為西方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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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聰,「中東國家民主化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7 月,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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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一元化思維方式,使其對各自的制度和文化過度自信和 盲目樂觀,二者對立的實質是兩種“終結主義”的對立,即雙方尤其是西方認為 自己的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優越的制度,是“歷史的終結”。這種對立關係並不 是宿命式的,而是通過雙方所建構的敵對認知導致的。因此,伊斯蘭國家民主化 困境的癥結是西方和伊斯蘭世界圍繞民主化問題產生的共有觀念的敵對,而非悲 觀失望者所認為的伊斯蘭與民主間存在著結構性衝突。
西方學者將政治伊斯蘭通過民主化方式上臺執政的情形稱為伊斯蘭“劫持民 主”(hijack democracy),伊斯蘭國家的學者將其稱為“伊斯蘭顛覆民主”。
其實,所謂“伊斯蘭劫持民主”的問題並不存在。如果程式合乎民主標準,任何 政治力量通過選舉上臺執政都是民主化的合法結果,儘管這一結果可能不符合西 方國家的利益。“伊斯蘭劫持民主”的概念反映了西方對政治伊斯蘭偏執而僵化 的認識,也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體現。西方學者往往認為政治伊斯蘭組織本質上都 是反民主的,其鬥爭路線圖是通過暴力或非暴力方式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 家。其實,早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被取締後,政治伊斯蘭便開始分化和重組。正 如美國學者 John L Esposito 所認為的,“多種不同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 動不能被化約為一個鐵板一塊的整體,也不能根據一個預先設定的單一層面的公 式或戰略予以估價或回應。”“伊斯蘭教和伊斯蘭運動並非必然是反西方,反美 國和反民主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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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L Esposito, Can You Hear Me Now: What a Billion Muslims are Trying to Tell US,
co-author (Gallup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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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威權主義統治使中東伊斯蘭國家沒有真正意義的反對黨,政治伊斯蘭 黨派成為事實上的政治反對派。同時,民主必須依賴的市民社會在伊斯蘭國家卻 是反民主的政治伊斯蘭力量。這就使中東威權主義政權和西方國家都必須考慮民 主化的結果,即反民主的政治伊斯蘭力量可能成為民主化進程的受益者。對中東 伊斯蘭國家民主化前景的擔憂影響了西方推動中東民主的熱情,中東威權主義者 擔心民主改革的結果是將政權拱手讓與政治伊斯蘭,因此拒絕民主化。為應對民 主化要求,中東威權主義政權往往強調民主的文化特殊性和不可攜性,並據此否 認現代民主的普適性,使世俗的中東伊斯蘭國家長期延續權威主義統治方式,甚 至家族世襲統治。
民主化是一種制度變遷,無論突發式的還是漸進式的,這一變遷都不可能脫 離伊斯蘭國家的政治現實,而這些國家最基本的政治現實是伊斯蘭教在政治中的 重要作用。伊斯蘭國家幾乎不可能發生類似于歐洲歷史上的世俗化運動,即使通 過立法確立世俗化原則,政治伊斯蘭仍是影響其政治的重要力量。早在上世紀 20 年代土耳其就確立了世俗化原則,但伊斯蘭黨派仍能在 80 年後通過選舉上 臺,說明由於伊斯蘭教的入世性,加之伊斯蘭教歷史上從未進行過徹底的宗教改 革,歐洲世俗化—民主化的路徑對中東伊斯蘭國家幾乎沒有借鑒意義。這也意味 著不可能將政治伊斯蘭排除在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之外,政治伊斯蘭與 民主的關係成為中東民主化進程的內部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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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伊斯蘭教與政治的關係
世俗化是伴隨現代化而來的概念與理論,有些證據表明,特定的宗教可能發 生信徒減少,人們減少到教堂、佛寺、清真寺等的情形。作為經常被稱為世俗化 伊斯蘭國家的印尼,伊斯蘭教在國家社會、文化、政治等層面生活之角色是減少 或是增加,是值得加以探究的。
一、伊斯蘭教與政治關係
宗教學者一般認為,政治與宗教關係主要有四種形式:
1.政教合一:君權與神權集於一人身上。所謂的“巫君合一”可作這種形式 的早期代表。另中世紀阿拉伯世界的哈里發國家與中共入藏前的西藏均實 行這種制度。
2.教國制:又稱“神權政治”,神權高於君權。在這種體制下,教會組織不 直接掌權但其領袖卻以“神”的使者身份,借助世俗君主實現對社會的統 治,如中世紀的羅馬教皇國。
3.國教制:與“教國制”相反,神權受君權支配,教會成爲政權的附屬機構,
宗教成爲政治統治的精神力量,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如古羅馬時期羅 馬民族宗教被定爲國教,爲阻止基督教傳播,從 1 世紀到 4 世紀羅馬皇 帝對基督教徒進行 10 次迫害,史稱“十大迫害”。近代史上神道教也被 確定爲日本國教,軍國主義者鼓吹“神皇一體”“祭政一致”以神化天 皇。4.神道設教制:這是一種弱國教制,神權置於君權之下,多種宗教並 存,沒有形成國教制的獨斷局面。中國自秦漢後歷代君主,均以這種方式
宗教成爲政治統治的精神力量,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如古羅馬時期羅 馬民族宗教被定爲國教,爲阻止基督教傳播,從 1 世紀到 4 世紀羅馬皇 帝對基督教徒進行 10 次迫害,史稱“十大迫害”。近代史上神道教也被 確定爲日本國教,軍國主義者鼓吹“神皇一體”“祭政一致”以神化天 皇。4.神道設教制:這是一種弱國教制,神權置於君權之下,多種宗教並 存,沒有形成國教制的獨斷局面。中國自秦漢後歷代君主,均以這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