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土耳其有四次軍人干政

軍隊干預政治是20世紀中東諸國的普遍歷史現象。土耳其作為伊斯蘭教最民 主的國家之一，軍隊干預政治的現象甚為突出，軍人政治是土耳其民主化進程中 常為人所詬病的一個方面。軍人政治與民主進程的關係值得探討。但對於軍人政 治是否一定與民主政治相背離，學界並無共識⁴⁸。本節試圖結合土耳其1980年政 變的歷史背景，闡述軍政府的若干行為，分析政變的歷史緣由，並就政變的性質、

意義，以及軍人政治與民主的關係等問題做研究說明。

國內危機與民主的表像

1950年，土耳其實現政權和平更迭，其政治民主已有初步發展。隨著1961年 憲法出臺，國內政治環境愈加寬鬆，諸多新政黨相繼建立，土耳其進入相對民主 的時代。更為自由的憲法體系為各種政治力量提供了宏觀的活動空間。各政治集 團相互爭鬥，引發了一系列暴力事件。1971年所謂“備忘錄政變”之後，在軍方 導引下新成立的政府未能禁絕大規模暴力活動，土耳其處境艱危。土耳其政黨間 實力相對均衡給尚未成熟的政黨政治帶來了極大的困難。1973年土耳其大選後，

幾乎無一政黨能夠成為議會中的絕對多數黨進而獨立組閣。因此，1973—1977 年土耳其均由聯合政府執政，政治呈現不穩定狀態。埃傑維特在1974年賽普勒斯 危機中頗受歡迎，但他也無足夠能力利用這一優勢改變共和人民黨的窘境。1977 年大選中共和人民黨雖一躍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卻同樣不能在議會中佔據多數席 位從而憑一己之力組閣。政府權威遭到削弱是政黨之間均勢狀態的直接後果。脆 弱的政府對許多難題束手無策，法律和秩序亦無法得到有效維護。“備忘錄政 變”後成立的埃裡姆政府仍無法阻遏國內各集團之間的惡性競爭，政府威權的重

48軍人干政將經歷若干年民主實驗的國家推回到傳統的統治模式；軍隊在創立現代政治結構、促

進社會流動並通過各種方式將更多民眾捲入政治生活方面有積極意義；軍隊屬於“新中產階 級”，是唯一有能力處理文官政府的腐敗與低效、並推動社會發展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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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困難重重。1971年“備忘錄政變”後，土耳其政府加速了社會改革，然而，不 穩定的局面依然沒有得到控制。為穩定局勢，政府採納了由共和人民黨和救國黨 提出的大赦法案，赦免了許多被監禁的左派分子、宗教狂熱分子和恐怖分子，但 政治平衡仍然無法恢復。混亂局勢非但沒有得到遏制，反而發展到了暴力衝突的 地步。政府在行政能力方面的缺陷加速了混亂局面的蔓延。政治上的對立更加嚴 重，教師和其他一些專家，甚至員警都分成不同的意識形態陣營。1977年大選後，

這種狀態仍在延續。這一時期正義党和共和人民黨均處於調整時期，其選票被新 成立的政黨分享，主要政黨之間的均勢日漸明顯。1978年1月，埃傑維特終於組 建了自己的政府，但他同樣沒能恢復政府的權威，實現穩定局勢的目標遙遙無期。

在土耳其，政治兩極分化導致街頭混戰和暗殺活動漸次升級。德米雷爾和埃傑維 特均成為反對者的攻擊目標，國家與社會的穩定受到嚴重威脅。政治暗殺是這一 時期暴力活動的重要形式。土耳其中央政府長期的政治真空被左右兩派發起的暴 力和恐怖活動所填補。至1980年中期，每天有20—30人被奪去生命。沒有一個強 有力的執行機構來實施法律和維持秩序，暴力和恐怖活動有增無減。與此同時，

極端主義好戰分子擴大了暴力活動。政治暗殺已波及議會成員、離職部長、著名 記者和大學教授，其中一些受害者屬於溫和派。對該派的暗殺傷害了政治中間 派，加速了兩極分化進程。暗殺並非暴力活動的唯一形式，大規模的社區衝突把 暴力活動推向新高潮。在許多城市裡出現了社區衝突，種族和教派矛盾凸顯。這 些衝突被極端分子利用，使政治暴力的基礎擴大到比較危險的程度。1980年7月 爆發的“喬魯姆事件”和“法特撒事件”充分暴露了隱藏在這些危機背後的政 治陰謀。處於右派立場的軍官加速了對左派的襲擊，非法左派組織也用他們自己 的方式予以還擊。埃傑維特和德米雷爾政府連續採取了一系列嚴厲措施，而其成 效並不顯著。土耳其的危機不僅在政治和社會領域蔓延，還殃及國民經濟。國內 政治和社會環境制約著經濟的發展。惡性通貨膨脹是經濟發展的首要困境。無休 止的工人罷工和政府推行的安居工程使通貨膨脹率增加了兩三倍。通貨膨脹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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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土耳其民眾生活水準下降，失業率居高不下。據土耳其國家計畫組織統計，

土耳其民眾的工資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急劇下降，從1977年的36％下降到 1983年的21％，實際工資在1980年後下降了45％，失業率為15％。⑥然而政府缺 乏有效手段去改善經濟發展狀況。國際環境的變化是導致土耳其經濟危機加劇的 另一個因素。20世紀70年代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和1975年美國的貿易禁運等，都 是土耳其政府要直接面對的難題。土耳其經濟的竭蹶狀態反過來又影響該國的政 治發展。

軍人政治與民主化進程

20世紀70年代，土耳其危機的政治內涵是民主的發展尚不成熟。六七十年代，

土耳其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多元化給人以民主的印象。“五二七事件”結束了民主 黨具有專制傾向的統治；1961年憲法與1924年憲法相比更顯自由和民主。誠然，

與土耳其歷史上其他時代相比，這一時期的土耳其政治無疑更為民主，然而主權 在民、憲法至上的理想並沒有真正實現。囿於國內條件，政黨政治的運作常常悖 逆民主原則，政黨意志多由政黨領導人決定。在這種情境下，國家意志並非民眾 意志的真實表達，民主的完全實現尚需時日。理想的民主應以民眾的福祉為歸 宿，而此時的“民主”給土耳其帶來了混亂和動盪，這既非民主的初衷，也不是 民主的本質所在。民眾的要求得不到真切表達的所謂民主，自然遠離了民眾的期 許。因此，謀求改變的呼聲出現在這個“民主”的時代乃是合乎情理之事。

1979年11月，德米雷爾政府試圖控制猖獗的無政府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努力無果而 終。政治暗殺和搶劫銀行案件趨增，恐怖活動在全國肆虐，土耳其成為不安全的 地方，人們要求某種干預的呼聲漸高。救國黨組織了一系列要求建立伊斯蘭秩序 的遊行示威，這成為干預的導火線。土耳其政府宣佈實行戒嚴，但仍無法穩定局 勢。時至1980年夏，共和人民黨與正義黨的持續衝突，以及總統換屆選舉所帶來 的不穩定加速了土耳其局勢的惡化。在此背景下，土耳其軍隊再次發動了政變，

接管了政府。且軍方的利益已有保障。時至1981年，局勢盡在軍方掌控下。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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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領導人不再構成威脅，他們大多已被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過去那些頗有 影響的自由協會現也生存維艱。總體上看，軍方確已控制大局，恢復文官政治只 是治理模式的置換，對軍方利益不會有太大衝擊。最後，埃夫倫本人在由軍人政 治向文官政治過渡中也起到了積極作用。土耳其軍方將政權交與文官政府使其干 預政治的行為獲得了新思維。“1983年土耳其的變化使它擁有了不同于巴西、智 利和葡萄牙的特徵。”在這次政變近20年後，文官政治有了深刻的變化。1995 年的憲法修正案廢止了1982年憲法中的某些條款。軍人政治的痕跡在逐漸消退；

文官勢力日漸增益。因此，文官政治的恢復是考量1980年政變性質的不可小覷的 因素。

民主框架的“理性收縮”厘清土耳其1980政變的原因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軍 人政治。吉姆·保羅認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土耳其軍方行動的支持是政變發 生的重要原因。塔齊奧和赫伯將20世紀70年代土耳其政治的分裂與兩極分化作為 導致干預危機的基本原因。卡爾派特強調軍隊的干預是為了拯救民族和國家。實 際上，政變原因亦可從土耳其各政治集團之間角逐利益的角度予以開掘。軍方利 益代表的缺位是政變不可忽略的原因。歷史上共和人民黨與土耳其國家是兩位一 體的。共和人民黨被視為國家的保護者，軍隊自認為也負有類似的責任。實行一 黨制時期，土耳其軍隊與共和人民黨的利益趨於一致，該党成為軍隊在國民議會 中的代表。1971年埃傑維特成為該党的新領導入，共和人民黨以嶄新的姿態出現 於土耳其政壇。該黨的突變使土耳其軍隊失去了政治依傍。20世紀60年代中期 後，共和人民黨的左翼傾向給軍方的印象是該黨“在朝著反國家主義的立場轉 變”。隨著70年代政治兩極化加劇，共和人民黨逐漸告別它過去作為國家保護者 的角色。該黨的嬗變，以及政府無力維持其權威的狀況使軍方深感不安。這就意 味著共和人民黨與軍隊不再休戚與共，自不可成為軍方利益的代言人。同時該黨 也缺乏足以主導國家發展的力量，其衰落之勢日漸明顯。因而該黨與軍方的分道 揚鑣亦屬必然，軍方利益代表這一角色仍虛位以待。另一方面，正義黨並未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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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人民黨的位置，它有自己的利益訴求。1965年後正義黨聲勢日隆，逐漸發展

共和人民黨的位置，它有自己的利益訴求。1965年後正義黨聲勢日隆，逐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