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 8 月 7 日聯合報有一則「遴選校長，歧視女性，教部敗訴」的新聞吸 引研究者的目光：住在台北的前台灣科技大學副校長陳金蓮女士，九十五年參加 宜蘭大學校長遴選時，遴選委員輪番問她：「妳到宜蘭，家庭怎麼辦？」中山大 學校長張宗仁則問：「女性的募款能力是 不 是 比 較 差 ？ 」評選結束後，教育部 圈派江彰吉出任宜蘭大學校長。陳金蓮認為遴選過程充滿性別歧視，控告教育部 與張宗仁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台北地方法院判決她勝訴。判決指出，依教育部 規定，募款能力並非必要考量項目；但張宗仁卻將「募款能力」與「性別」連結，
且只對陳金蓮提問，未對另兩名男候選人問相同問題，顯然有差別待遇。法官特 別舉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為證，證明女性也有很好的募款能力；而張宗 仁、教育部必須連帶賠償陳金蓮精神及名譽損失兩百萬元，登報道歉一天，並且 在教育部官方網頁刊登公告、道歉函一個月。
看完新聞，研究者不禁懷疑台灣社會對女性的看法停留在那個階段？在這些 學術態度嚴謹的男性知識份子心中，是否認為現代女性應該且必須是犧牲奉獻的
「家中天使」？從男性遴選委員僅對陳金蓮提出家庭與募款問題，或許正暴露二 十一世紀台灣男性潛藏而穩固的父權意識：女人不該離開家庭，因為女人的天職 是無私無我的推動搖籃、整個家庭，沒有她，家事誰來做？兒女誰來照顧？女人 除了養兒育女的能力受到肯定與讚揚，在公領域的表現與能力必不如男人。換言 之，女人最被讚揚及許可的角色是母親，然而社會「對母職的褒揚，卻抹去了女 性的身分與屬性的特殊性，將女性等同於母親，意味著女性只能以其生殖能力而 存在，生育與養育就是女性一生的目標。除了母親以外，女性做一個女人的權利 被剝奪了」（林松燕 30）。「他」們對女性職責的看法，與十九世紀的羅斯金（John
Ruskin）在＜女王的花園＞（“Of Queen's Gardens”）中發表的「男人的『職責』
（即特權）是『公共性質的』（戰爭、金錢、政治、學問），而女人的『職責』（指 責任）是『私人性質的』（如家庭責任）」（轉引自米利特 152）的古老話語並無 分別，顯示父權社會思想仍根深蒂固，即使女性主義者努力奮戰超過了一百年，
在此觀念上並未看見令人振奮的進步，說明女性地位的改變多麼是緩慢而不易。
再從大眾傳媒觀察，也發現今日女性難以跳脫刻板印象，形象常被嚴重扭 曲、物化，影響所及，使大大小小的閱聽人心中，對女性存有不實幻想。簡瑛瑛 以美國華德．狄斯奈（Walt Disney）企業發行的動畫如《白雪公主》（Snow White）、
《睡美人》（Sleeping Beauty）為例，指出片中的女主角總遭刻畫成被動、昏睡、
等待救援與為愛犧牲的純情女性形象，迭遭女性主義者批判抗議（120）。而一九 九五年發行的《風中奇緣》（Pocahontas）卡通動畫，雖開始標榜原住民「女英 雄」及所謂大自然「母性」文化（108），表面上似乎形塑一個正面、真實的女性 形象；但實際上：
狄斯奈的波卡形象是從西方商業企業界的角度著眼，強調印地安公主的 賣點，為的是迎合白人、中產階級、青少年及成人觀眾，因而大加炒作 過去白人所創造出來的傳說、形象，並加以浪漫化、性感化以減輕白人 觀眾的罪惡感以及心理負擔。（111）
在此片中，原住民女性的觀點被消音與漠視，依舊呈現男性希望看見的女性形 象。文化工業挾其強大力量將女性形象做為商品符號（109），以肯定女性之名，
行資本體系大規模行殖民女性之實。這些物化女性的卡通動畫在文化工業的操弄 下不斷重播，日復一日深深嵌入兒童的心靈，成為他╱她們性別角色模仿的對 象，使其自然而然內化父權社會的價值。男童理所當然扮演王子、英雄，女童想 像自己是等待王子救援的美麗、柔弱公主。
又如每日在台灣上映，女性角色擁有誇張三圍、穿著誘人服飾的日本卡通，
及無數以女體吸引視聽人目光的廣告，也顯示女性成為男性凝視的對象，以性化 與物化的形象呈現，足證今日社會實未放棄對女性的操控與壓制。
電視和電影中的女性呈現這樣令人憂心的形象，文學文本中的女性也未若想 像中的更貼近現代女性的真貌。尤其是兒童幼年時期所閱讀的童話、民間故事經 常出現虛構的女性，使兒童從早期閱讀經驗中接受不真實的銘印。齊普斯（Jack Zipes）嘗於《童話．兒童．文化產業》（Fairy Tales﹐Children﹐and the Culture Industry）
中指出：經典模式的童話故事，像是貝洛、格林、安徒生或是當代的經典通俗迪 士尼電影，都具有強化父權社會與消費文化產業的傾向（26），更教人擔憂的是，
童話故事就像「自然歷史」一般迂迴的滲入兒童的生活（124）；倘若兒童從小開 始自然而然的將父權價值內化，長大成人後的兩性能否察覺幽微而深埋的父權意 識型態，並加以質問女性的真名？
以兒童經常閱讀的《格林童話》為例，巫婆永遠是貪婪、恐怖的象徵，在故 事中下場悲慘，常被處以殘忍的酷刑。然而邪惡「女巫」的出現其實是基督教逐 漸掌握整個歐洲文化的轉型過程下，作為主要論述者的男性摹塑出的女性負面典型
（黃靖芬 3）。換言之，「女巫」的負面論述1（discourse）與形象乃在政治意圖 下形成。然而兒童並不瞭解這些歷史，也不清楚塑造這些女性形象背後的意識形 態與牽涉其中的兩性之間權力關係，卻不加懷疑的接受，令人不得不擔心身處各 種強勢媒介傳播影響力下的兒童，理所當然的將女性視為自我犧牲的母親，或是 做為男性慾望的客體，或是瘋狂恐怖的嗜人女巫。
無論是真實世界中的女性或再現於社會的女性形象，皆是為滿足男性的理想 與需要，而被包裝成賢妻良母、睡美人、傾國妖姬或惡毒女巫。誠如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所言，女人總是配合男性英勇的演出幻化各種面目，「被包裹在合適 的皮囊之內，但是，卻非我們自己的皮囊。退守至專有名詞中，卻反遭其害。既 非妳的，亦非我的。我們什麼也沒有。我們改換名字，猶如男人交換我們。猶如 男人使用我們，把我們用盡榨乾」（《此性非一》 269），為男人而存在卻失去自 我。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對女 性存在的虛無也提出類似觀察：「多少世紀以來，女人只做了一面鏡子，有一種 幻異而美妙的作用，將男子的影像加倍放大。如果沒有這種妙手，也許大地上仍
是一片隰地與叢林，根本也許就沒有人類那些光榮的戰蹟」（67）。從此角度來 看，即使女人的地位已提昇，在經濟、社會的發展逐漸佔有一席之地，我們仍舊 生存在女性利益被迫附屬於男性之下的父權社會2，屈從於父權權力之下。
然而，這一切究竟是通過何種途徑達成的？為什麼千千萬萬的女人心甘情願耗 費金錢、精力，甚至忍受痛苦追求美麗，成為男人欲望的客體？為什麼世世代代 的女人，不斷走進家庭這個無形的監牢成為妻子、母親，甚至內化賢妻良母的女 性神話，成為犧牲奉獻、支撐男性存在的美妙鏡子？維登（Chris weedon）認為 後結構主義觀點對女性為何安於妻、母的角色提供相當好的解釋架構。從後結構 主義觀點來說，人類一出生便處於語言並受其塑造，語言提供不同話語位置與兩 性特質模式，影響我們詮釋自身的經驗與所有知識，建構了自我與個體的主體性
（subjectivity），影響個人意識及潛意識的思想、情感及對自身的感知，及瞭解 個人與世界關係的方式（38）。如同西蘇（Hélène Cixous）所言：「一旦我們存 在，便生存於語言之中。語言向我們說話，宣講其法則，它給予家庭模式，給予 婚姻模式，甚至在說出一個句子，肯定實在的意思、對實在置疑，一個本體論，
我們已為男性的欲望所掌握」（“ 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 45）。
主體性由主體位置所構成，個人從認同的主體位置構成對自身的感知，根據 特定的方式來理解世界及解讀我們的經驗，因此是社會與文化的產物，一種話語
（discourse）的結果，經常遭遇衝突、矛盾、處於過程中並不斷改變（維登 39）。
早在我們學習語言之前便已存在於法律、政治體系、教會、學校、家庭、教育制 度和媒體等社會機構與社會實踐中的特定話語，經由表意的過程建構「我」，言 說的主體實則依賴早已存在的話語位置，且被迫採取話語所設置的立場（巴克 234）。
巴特（Roland Barthes）在《寫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中指出權力 無處不在，它以意識形態的樣貌滲進國家、階級、集團，甚至潛入家庭和私人關 係裡（188-89）。權力隱藏在話語之中，並緊密攀附在語言結構裡；語言結構是 一種分類現象，而所有的分類都是壓制性的。因此，語言結構就是「一種普遍化
的支配力量」（190），本身即包含一種無可避免的異化關係。更確切的說，語 言「為權力服務」（190）。
在歷史的長河中，無論中、西方，關於女性的話語都來自於男性，女性成為 話語所構成的知識對象，進而被剝奪替自身發言、詮釋自我意義的權力。失去語 言的女性僅能「以男人的聲音講話或是保持緘默」（黃華 17）。孟悅、戴錦華也 認為，女性聲音在歷史上被壓抑、消音的處境，使得「大部分女性除了在規定的 位置，用被假塑或被假冒的形象出現，以強制的語言說話外，根本無從浮出歷史 地平線」（26）。女人的身心在父權話語的包圍下，不自覺的被形塑成符合男性
在歷史的長河中，無論中、西方，關於女性的話語都來自於男性，女性成為 話語所構成的知識對象，進而被剝奪替自身發言、詮釋自我意義的權力。失去語 言的女性僅能「以男人的聲音講話或是保持緘默」（黃華 17）。孟悅、戴錦華也 認為，女性聲音在歷史上被壓抑、消音的處境，使得「大部分女性除了在規定的 位置，用被假塑或被假冒的形象出現，以強制的語言說話外，根本無從浮出歷史 地平線」（26）。女人的身心在父權話語的包圍下，不自覺的被形塑成符合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