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美人覺醒： 析論《變身》中的女性主體

國立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吳玫瑛 先生

睡美人覺醒：

析論《變身》中的女性主體

研 究 生： 董健玲 撰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六 月

謝誌

難以置信，終於將論文完成了！曾經以為論文不可能寫完；曾經以為將寫出 所上有史以來最薄的一本論文，但在眾多鼓勵與加油聲中，搖搖擺擺也走到終點。

回想起這三年來的點點滴滴，心中滿溢幸福之感。感謝兒文所的張老師、楊 老師、杜老師、阿寶老師，引領大家深入兒文的殿堂領會它的奧妙與樂趣。謝謝 郭老師對我們源源不絕的關懷，打造 96 暑班充滿歡笑與熱情的記憶。謝謝游老 師在動畫課精彩的示範，啟發我的靈感，找到那根串起一顆顆珍珠的主軸線，使 論文更聚焦完整。謝謝維菁老師溫柔提醒加強理論間的連結，讓論文結構更加平 衡。最感謝吳老師的鼓勵與肯定，讓卡在論文石縫而焦慮、憂鬱的我，終有勇氣 多一點堅持，突破自我的限制走過生命的幽谷。

謝謝最可愛的 96 暑班同學們，讓我見識生命的各種可能性；謝謝吳家班姊 妹情深，在每一個寫論文的日子溫馨同行。謝謝清泉、淑琴的協助，提供豐富的 參考書籍。謝謝親愛的美竹，在論文的莫拉克颱風狂掃內心的那一段日子，丟下 自己的論文陪著我上山下海，藉台東的自然美景，療癒不安的靈魂。

感謝慈愛的婆婆做為我最堅強的後盾，給予空間與時間的無限自由，支持我 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調完成夢想。感謝摯愛的外子乃銘，在我求學期間除了一手包 辦所有的家務，看顧兩個寶貝女兒，更以無比的耐心接納我焦躁的情緒。沒有他，

這篇論文不可能完成。

讀過兒文所之後，獲得最美的發現：原來我是最幸福的女人。感謝所有關心 過我的每一個人。

健玲敬誌於九十九六月

睡美人覺醒：析論《變身》中的女性主體

作者：董健玲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援引傅柯的權力、論述及伊瑞葛來的女性主體與母女關係等理論，探 討瑪格麗特‧梅罕小說《變身》中女性主體的消失與重構。傅科認為主體是論述 的產物，形塑個體對身體、心理及經驗的解讀，但仍是能思考、感覺的主體。論 述提供某種主體性形式的同時，亦包藏著其他的主體位置及倒置的可能性，提供 論述中受制的主體抵抗的機會。伊瑞葛來指出父權文化以母性功能定義女人，卻 壓抑她的女性身分與社會屬性，使女人僅能做為支撐陽剛主體的沈默物質基礎，

因此女性應重新探索母女關係與建立女性系譜，使女性認同有所依歸。

研究發現女性內化主流父權論述，在父權文化的規訓及凝視下逐漸被物化與 客體化，成為以男性凝視目光審度自己的囚犯，不但與自身身體、情感疏離，母 職的再生產及母性的迷思更導致母女關係的破裂，使女人世代皆受母職的束縛，

削減母親做為女人的行動力，也截斷女兒成為女性的潛能，自我空間為家庭所挪 用，不斷陷進父權體制下再生產工具的循環。女性主體在陽具中心主義話語的建 構下，喪失對生命的自主權。

女性主體的重構源自女性系譜的傳承與倒置性話語的啟發，重新肯定女人為 社會與欲望主體，具有無限潛能。在回溯童年的時光之旅後，女性意識幡然覺醒，

領悟過往為父權論述箝制，形塑自我犧牲、奉獻的女性╱母性主體性，進而修復 母女關係，更藉由認同女性護育的力量，協助男性接納對自身陰陽並存的特質，

也開拓自身寬廣多元的主體認同。

關鍵詞：主體、凝視、論述、母職

The enlightenment of Sleeping Beauty—An analysis of feminine subject in The Changeover: A Supernatural Romance

Abstract

Tracing the theories of power and discourse discussed in Michel Foucault as well as feminine role and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portrayed in Luce Irigaray,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disappear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feminine subject in Margaret Mahy’s

subject is produced in discourse. While enouncing body, psychological situations and experiences, a subject does feel and think. Discourses formalize subjects and are themselves the bearers of various subject-positions. Luce Irigaray shows how patriarchal culture defines women with maternal functions, and yet oppresses feminine identities and social attributes, making women the support of masculine subjects.

Women, therefore, should propel them to recognize themselves by re-discovering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and establishing feminine genealogy for self-identification.

Researches show women are objectified and subjectivised by rules

in patriarchal culture, which in turns focus themselves as self-prisoners

from masculine perspective. The dissociation of their bodies and

emotions recurs mothering and maternal functions, as well as furthers the

destructions of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which reduces feminine

activities of mothers and represses feminine potentials of daughters.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e discourses, feminine subjects lose the self-control of their life.

The reconstruction of feminine subjects comes from the inheritance of feminine genealogy and the inspiration of positioned discourses.

Women are therefore propelled to re-recognize themselves as subjects of the society with unlimited desires. Tracing back to childhood attempts to wake woman’s consciousness, unveils the dominance of patriarchy, shapes the self-sacrifice and devotion of feminine or maternal subjects, as well as improves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the end, the power of protecting female identification empowers the coexistence of masculin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self-recognition.

Key words: subject, focus, discourse, maternal functions

目次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女性的枷鎖………1

第二節 反抗的力量………6

第三節 故事與魔法師………9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語言與主體（性）………..11

第二節 話語與權力………..15

第三節 規訓與身體………..20

第四節 女性主體與認同………..23

第五節 重建女性系譜………..29

第叁章 男性凝視下的女性主體 第一節 消失的女性容顏………..39

第二節 女體的困境………..46

第三節 母職的枷鎖………..55

第肆章 女性主體的重建 第一節 她們的故事………..67

第二節 女性意識的覺醒………..78

第三節 變身與對抗………..87

第伍章 結論

第一節 女性的客體化………..97

第二節 回歸女性自我………102

第三節 女性多元新主體………106

註解………110

參考書目………112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女性的枷鎖

2008 年 8 月 7 日聯合報有一則「遴選校長，歧視女性，教部敗訴」的新聞吸 引研究者的目光：住在台北的前台灣科技大學副校長陳金蓮女士，九十五年參加 宜蘭大學校長遴選時，遴選委員輪番問她：「妳到宜蘭，家庭怎麼辦？」中山大 學校長張宗仁則問：「女性的募款能力是 不 是 比 較 差 ？ 」評選結束後，教育部 圈派江彰吉出任宜蘭大學校長。陳金蓮認為遴選過程充滿性別歧視，控告教育部 與張宗仁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台北地方法院判決她勝訴。判決指出，依教育部 規定，募款能力並非必要考量項目；但張宗仁卻將「募款能力」與「性別」連結，

且只對陳金蓮提問，未對另兩名男候選人問相同問題，顯然有差別待遇。法官特 別舉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為證，證明女性也有很好的募款能力；而張宗 仁、教育部必須連帶賠償陳金蓮精神及名譽損失兩百萬元，登報道歉一天，並且 在教育部官方網頁刊登公告、道歉函一個月。

看完新聞，研究者不禁懷疑台灣社會對女性的看法停留在那個階段？在這些 學術態度嚴謹的男性知識份子心中，是否認為現代女性應該且必須是犧牲奉獻的

「家中天使」？從男性遴選委員僅對陳金蓮提出家庭與募款問題，或許正暴露二 十一世紀台灣男性潛藏而穩固的父權意識：女人不該離開家庭，因為女人的天職 是無私無我的推動搖籃、整個家庭，沒有她，家事誰來做？兒女誰來照顧？女人 除了養兒育女的能力受到肯定與讚揚，在公領域的表現與能力必不如男人。換言 之，女人最被讚揚及許可的角色是母親，然而社會「對母職的褒揚，卻抹去了女 性的身分與屬性的特殊性，將女性等同於母親，意味著女性只能以其生殖能力而 存在，生育與養育就是女性一生的目標。除了母親以外，女性做一個女人的權利 被剝奪了」（林松燕 30）。「他」們對女性職責的看法，與十九世紀的羅斯金（John

Ruskin）在＜女王的花園＞（“Of Queen's Gardens”）中發表的「男人的『職責』

（即特權）是『公共性質的』（戰爭、金錢、政治、學問），而女人的『職責』（指 責任）是『私人性質的』（如家庭責任）」（轉引自米利特 152）的古老話語並無 分別，顯示父權社會思想仍根深蒂固，即使女性主義者努力奮戰超過了一百年，

在此觀念上並未看見令人振奮的進步，說明女性地位的改變多麼是緩慢而不易。

再從大眾傳媒觀察，也發現今日女性難以跳脫刻板印象，形象常被嚴重扭 曲、物化，影響所及，使大大小小的閱聽人心中，對女性存有不實幻想。簡瑛瑛 以美國華德．狄斯奈（Walt Disney）企業發行的動畫如《白雪公主》（Snow White）、

《睡美人》（Sleeping Beauty）為例，指出片中的女主角總遭刻畫成被動、昏睡、

等待救援與為愛犧牲的純情女性形象，迭遭女性主義者批判抗議（120）。而一九 九五年發行的《風中奇緣》（Pocahontas）卡通動畫，雖開始標榜原住民「女英 雄」及所謂大自然「母性」文化（108），表面上似乎形塑一個正面、真實的女性 形象；但實際上：

狄斯奈的波卡形象是從西方商業企業界的角度著眼，強調印地安公主的 賣點，為的是迎合白人、中產階級、青少年及成人觀眾，因而大加炒作 過去白人所創造出來的傳說、形象，並加以浪漫化、性感化以減輕白人 觀眾的罪惡感以及心理負擔。（111）

在此片中，原住民女性的觀點被消音與漠視，依舊呈現男性希望看見的女性形 象。文化工業挾其強大力量將女性形象做為商品符號（109），以肯定女性之名，

行資本體系大規模行殖民女性之實。這些物化女性的卡通動畫在文化工業的操弄 下不斷重播，日復一日深深嵌入兒童的心靈，成為他╱她們性別角色模仿的對 象，使其自然而然內化父權社會的價值。男童理所當然扮演王子、英雄，女童想 像自己是等待王子救援的美麗、柔弱公主。

又如每日在台灣上映，女性角色擁有誇張三圍、穿著誘人服飾的日本卡通，

及無數以女體吸引視聽人目光的廣告，也顯示女性成為男性凝視的對象，以性化 與物化的形象呈現，足證今日社會實未放棄對女性的操控與壓制。

電視和電影中的女性呈現這樣令人憂心的形象，文學文本中的女性也未若想 像中的更貼近現代女性的真貌。尤其是兒童幼年時期所閱讀的童話、民間故事經 常出現虛構的女性，使兒童從早期閱讀經驗中接受不真實的銘印。齊普斯（Jack Zipes）嘗於《童話．兒童．文化產業》（Fairy Tales﹐Children﹐and the Culture Industry）

中指出：經典模式的童話故事，像是貝洛、格林、安徒生或是當代的經典通俗迪 士尼電影，都具有強化父權社會與消費文化產業的傾向（26），更教人擔憂的是，

童話故事就像「自然歷史」一般迂迴的滲入兒童的生活（124）；倘若兒童從小開 始自然而然的將父權價值內化，長大成人後的兩性能否察覺幽微而深埋的父權意 識型態，並加以質問女性的真名？

以兒童經常閱讀的《格林童話》為例，巫婆永遠是貪婪、恐怖的象徵，在故 事中下場悲慘，常被處以殘忍的酷刑。然而邪惡「女巫」的出現其實是基督教逐 漸掌握整個歐洲文化的轉型過程下，作為主要論述者的男性摹塑出的女性負面典型

（黃靖芬 3）。換言之，「女巫」的負面論述¹（discourse）與形象乃在政治意圖 下形成。然而兒童並不瞭解這些歷史，也不清楚塑造這些女性形象背後的意識形 態與牽涉其中的兩性之間權力關係，卻不加懷疑的接受，令人不得不擔心身處各 種強勢媒介傳播影響力下的兒童，理所當然的將女性視為自我犧牲的母親，或是 做為男性慾望的客體，或是瘋狂恐怖的嗜人女巫。

無論是真實世界中的女性或再現於社會的女性形象，皆是為滿足男性的理想 與需要，而被包裝成賢妻良母、睡美人、傾國妖姬或惡毒女巫。誠如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所言，女人總是配合男性英勇的演出幻化各種面目，「被包裹在合適 的皮囊之內，但是，卻非我們自己的皮囊。退守至專有名詞中，卻反遭其害。既 非妳的，亦非我的。我們什麼也沒有。我們改換名字，猶如男人交換我們。猶如 男人使用我們，把我們用盡榨乾」（《此性非一》 269），為男人而存在卻失去自 我。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對女 性存在的虛無也提出類似觀察：「多少世紀以來，女人只做了一面鏡子，有一種 幻異而美妙的作用，將男子的影像加倍放大。如果沒有這種妙手，也許大地上仍

是一片隰地與叢林，根本也許就沒有人類那些光榮的戰蹟」（67）。從此角度來 看，即使女人的地位已提昇，在經濟、社會的發展逐漸佔有一席之地，我們仍舊 生存在女性利益被迫附屬於男性之下的父權社會²，屈從於父權權力之下。

然而，這一切究竟是通過何種途徑達成的？為什麼千千萬萬的女人心甘情願耗 費金錢、精力，甚至忍受痛苦追求美麗，成為男人欲望的客體？為什麼世世代代 的女人，不斷走進家庭這個無形的監牢成為妻子、母親，甚至內化賢妻良母的女 性神話，成為犧牲奉獻、支撐男性存在的美妙鏡子？維登（Chris weedon）認為 後結構主義觀點對女性為何安於妻、母的角色提供相當好的解釋架構。從後結構 主義觀點來說，人類一出生便處於語言並受其塑造，語言提供不同話語位置與兩 性特質模式，影響我們詮釋自身的經驗與所有知識，建構了自我與個體的主體性

（subjectivity），影響個人意識及潛意識的思想、情感及對自身的感知，及瞭解 個人與世界關係的方式（38）。如同西蘇（Hélène Cixous）所言：「一旦我們存 在，便生存於語言之中。語言向我們說話，宣講其法則，它給予家庭模式，給予 婚姻模式，甚至在說出一個句子，肯定實在的意思、對實在置疑，一個本體論，

我們已為男性的欲望所掌握」（“ 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 45）。

主體性由主體位置所構成，個人從認同的主體位置構成對自身的感知，根據 特定的方式來理解世界及解讀我們的經驗，因此是社會與文化的產物，一種話語

（discourse）的結果，經常遭遇衝突、矛盾、處於過程中並不斷改變（維登 39）。

早在我們學習語言之前便已存在於法律、政治體系、教會、學校、家庭、教育制 度和媒體等社會機構與社會實踐中的特定話語，經由表意的過程建構「我」，言 說的主體實則依賴早已存在的話語位置，且被迫採取話語所設置的立場（巴克 234）。

巴特（Roland Barthes）在《寫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中指出權力 無處不在，它以意識形態的樣貌滲進國家、階級、集團，甚至潛入家庭和私人關 係裡（188-89）。權力隱藏在話語之中，並緊密攀附在語言結構裡；語言結構是 一種分類現象，而所有的分類都是壓制性的。因此，語言結構就是「一種普遍化

的支配力量」（190），本身即包含一種無可避免的異化關係。更確切的說，語 言「為權力服務」（190）。

在歷史的長河中，無論中、西方，關於女性的話語都來自於男性，女性成為 話語所構成的知識對象，進而被剝奪替自身發言、詮釋自我意義的權力。失去語 言的女性僅能「以男人的聲音講話或是保持緘默」（黃華 17）。孟悅、戴錦華也 認為，女性聲音在歷史上被壓抑、消音的處境，使得「大部分女性除了在規定的 位置，用被假塑或被假冒的形象出現，以強制的語言說話外，根本無從浮出歷史 地平線」（26）。女人的身心在父權話語的包圍下，不自覺的被形塑成符合男性 需求的樣貌與情感，她的欲望與需求未曾得到表述。伊瑞葛來在《基要文選》（暫 譯：Key Writings）的序言直指整個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遺忘女性以及相關的 自然、女神痕跡的歷史（vii），女性在歷史上從未曾以她原有可能的姿態出場。

如此說來，倘若女人的主體（性）早已「被語言與象徵系統所模塑，被管理 機制與物質環境所制約，被集體記憶以及文化儀式反覆增強」³，被迫接受附屬 於男性的不平等地位；那麼，女性掙脫束縛身心的權力網絡的契機何在？「她們」

爭取自由的力量將從何來？

第二節 反抗的力量

傅科（Michel Foucault）曾說：「沒有不存在反抗的權力關係；反抗是更為真 實且更有效的，因為它們正是在權力運作之處所形成的」（轉引自史帕哥 30）。

因此，女性若想抵抗隱藏在語言下的權力觸手，就必須以語言反擊。誠如巴特所 言，唯一能從語言內部抗拒語言結構內隱匿的性別權力，就是文本（texte）、寫 作的實踐（191）。維特格對此也提出類似的見解，認為藉由創造新的文本、話語，

提供女性對語言的批判性觀點，拆解關於女人的神話，將使語言不僅是壓抑女性 的方式，也可以是反抗的媒介，更是觀念澄清和推論性的創新工具（瓊斯 80-1）。

自女權運動風起雲湧，女性主義思潮傳播世界各地之後，許多女性作家的性 別意識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開始關注女人他者的社會處境，不願繼續在無意識 中接受父權社會分派的角色，延續被宰制的命運，揚升以寫作重新定義及創造女 性話語，反抗社會結構裡不平等性別權力的意志。

美國著名當代女詩人芮曲（Adrienne Rich）在《謊言、秘密與沈默》（暫譯：

On Lies﹐Secrets﹐and Silence）提倡以寫作挑戰父權體制，大膽書寫出女性自身

的經驗與生命故事，以女性的角度重新定義女性，因為「沒有任何事物神聖至不 可侵犯，不允許我們的想像力加以顛覆或大膽的為其重新命名」（43）；透過寫 作這種再命名的行動，方能修正、顛覆父權體系下女性不實存在的神話。而回溯 女性的歷史，積極探詢女性在世上生存的真相，瞭解女性遭遇過何種控制，反女 性的暴力曾如何運作；在各種時空、文化下的女性，曾經如何握有權利、重要資 源與領導才能，及在壓迫與不平等的狀況下，女性曾擁有何種力量（Blood, Bread, and Poetry 149），更是建立女性自我認同的重要工作。當我們深入瞭解並分析

女性曾「如何」在各種歷史、文化文本中被表述，以何種身形樣貌生活，講述哪 些父權社會期望聽到的語言，才能進而打破沈默，浮出歷史地表：

在藝術和文學、社會科學中，在我們接受的所有關於世界的描述裡，傾

聽和觀察那沈默的、缺席的、未說出的、未符碼化的――在那兒，我們 將發現有關女人的真實知識。藉由打破沈默，命名自我，發掘隱匿者，

使我們自己在場，我們開始定義引起我們共鳴、確認我們存在的現實。

（On Lies﹐Secrets﹐and Silence 245）

西蘇則認為女人應粉碎社會強加於女性身上的枷鎖，擺脫嚴密的監視，用身 體寫作表達出四通八達、貫穿全身的豐富含意，讓陳舊固著的母語以多種語言發 出迴響，重新將女性嵌入世界與歷史，重新賦予女性這個空洞能指新意。在著名 的〈美杜莎的笑聲〉一文中，西蘇談到女性書寫的意義與力量：

幾乎一切關於女性的東西還有待於婦女來寫：關於她們的性特徵，即它 無盡的變動著的錯綜複雜性，關於她們的性愛，她們身體中某一微小而 又巨大區域的突然騷動。不是關於命運，而是關於某種內驅力的奇遇，

關於旅行、跋涉，關於突然的和逐漸的覺醒，關於對一個曾經是畏怯繼 而將是率直坦白的領域的發現。（94）

文學做為揭示文化中的性別偏見，反對父權價值觀的潛在場域，在性別不平 等根源的探究，與中止婦女壓迫的文化改造工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唐荷 24）；而文學做為一個模塑主體的話語場域，具有改變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可能，

使得許多女作家從不同方向著手創造新話語，為女性發聲。對此，林松燕也曾提 出這樣的問題：「到底女性主義文本應致力於描述父權制度下女性現有的狀況，

或女性境況改變之後的理想狀態，還是文本提供了女性應該如何改變的方法 呢？」（10）。

紐西蘭極富盛名的兒童文學作家瑪格麗特‧梅罕（Margaret Mahy）所寫的

《變身》（The Changeover：A Supernatural Romance）則兼具上述各家之長；她 未若其他女性主義童話一般直接挑戰、激盪讀者的觀念（Adam Berkin 250），

而是巧妙引導讀者覺察童話及其潛藏的性別刻板印象如何運作（247）。顛覆原 有童話的內容；如沃克( Barbara G. Walker )著名的《醜女與野獸》(Feminist Fairy Tales)，即改編大家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超越父權意識下女性以美麗與犧牲等

待男人賜予幸福的模式，顛覆父權話語所提供的女性主體位置；除此之外，梅罕 更運用羅曼史慣有的包裝手法，帶領讀者批判羅曼史如何以隱藏的父權文化符 碼，掩護性別權力的運作。在充滿魔幻寫實風格的《變身》中，她細膩刻劃女性 在現代社會遭逢的困境，再藉由穿梭現在與過去時空的內在旅程，透過進出意識 與潛意識心靈狀態，從父權論述底下沈默的裂縫引發覺醒，摹繪女性境況改變 後，藉由打破沈默、命名自我的理想狀態，提供女性改變的方法。

梅罕特殊的書寫手法，引起研究者的強烈興趣，擬以《變身》為研究文本，

援引傅科的權力與主體觀點，及伊瑞葛來的母女關係、女性主體理論，探究文本 中的女性主體的消失與重構。傅科認為主體是論述的產物，形塑個體對身體、心 理及經驗的解讀，但仍是能思考、感覺的主體。論述提供某種主體性形式的同時，

亦包藏著其他的主體位置及倒置的可能性，提供論述中受制的主體抵抗的機會。

伊瑞葛來則指出父權文化以母性功能定義女人，卻壓抑她的女性身分與社會屬 性，使女人僅能做為支撐陽剛主體的沈默物質基礎，因此女性應重新探索母女關 係，建立女性系譜，使女性認同有所依歸。依循傅科與伊瑞葛來的思考脈絡，研 究者意欲探究文本中的女性主體如何在父權話語的規訓、凝視下消失，成為男性 欲望客體或淪為支撐男性認同的鏡像？文本如何顛覆傳統羅曼史形塑女性特質 的父權意識形態？又如何創造與形塑怎樣的女性新論述╱主體？

因此，本論文分為五章，第壹章陳述本研究之動機與問題、研究方法與作家 文本介紹。第二章援引傅科、伊瑞葛來的主體理論耙梳主體的消解與重塑。第三 章探討女性主體在父權規訓及全景敞視機制下物化與客體化的過程。第四章探討 母女關係的轉變對女性意識覺醒及女性主體再造的影響。第五章則進行結論的闡 釋。

第三節 故事與魔法師

一、作家介紹

杭特（Peter Hunt）曾讚譽：如果有任何作家的作品能打破「兒童文學禁不 起嚴肅的評論檢視」（89）的古老批評格言，此人非瑪格麗特‧梅罕莫屬。他認 為梅罕的作品極富影射性，交織複雜性層次，逐漸被嚴肅的文學評論者視為挑戰

（90）。梅罕生於一九三六年，父親愛好閱讀，常為孩子念冒險與刺激故事，對 她影響深厚，使其日後寫作風格充滿豐富奇特的想像力⁴。梅罕於一九五八年獲 得圖書館學碩士學位後，便一直擔任圖書館管理工作，並持續不斷寫作。她的第 一本書《草地上的獅子》（A Lion in the Meadow）於1969年出版，至今仍不斷再 版。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四年分別以《魔法師的接班人》（The Hunting）與《變 身》（The Changeover），兩度獲得英國卡內基兒童文學獎(the Carnegie Medal)。

其他作品也贏得許多不同獎項，並陸續翻譯成十五種語言，使她成為當今紐西 蘭，甚至是英語系國家最有實力的作家之一。她的創作形式多樣，包括兒童圖畫 書、青少年小說、詩歌和劇本；同時，也是個傑出的散文家、評論家和思想家。

二○○六年獲頒兒童文學領域最高國際榮譽的國際安徒生大獎（Th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s），肯定她對兒童文學長久以來的貢獻。

梅罕的作品擅於在現實中巧妙融合超自然元素，故事中的角色與場景雖符合 人們真實世界經驗，卻常穿插如鬼魂、魔法、時光旅行、形體移動等奇幻元素

（Alison Waller 42），充滿奇幻寫實（fantastic realism）風格（21）。梅罕的故事 經常蘊藏豐富的想像力，從幾個典型的書名如《象奶》（Elephant Milk）、《綠耳 朵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Green Ear）、《海怪的乳酪》（Hippopotamus Cheese）、

《櫻桃樹上的女巫》（The Witch in the Cherry Three），即顯現幻想是梅罕作品中不 可或缺的成分（羅瓊安 1）。

梅罕雖位居紐西蘭，但其作品根源於歐洲的文學傳統，因此其寫作靈感與故

事架構多取自歐洲民間故事、傳說⁵，也常以童話及神話豐富作品的隱喻與象徵。

例如在《變身》（The Changeover：A Supernatural Romance）一開頭，梅罕即以

「薑餅快跑，被狐狸吃掉」（18），隱喻傑可的生命力將被伯瑞丘攫取；蘿拉進入 變身的歷程也令人聯想到希臘神話裡泊瑟芬、狄蜜特母女的故事，象徵蘿拉與母 親關係的圓滿；睡美人（Sleeping Beauty）的意象更貫穿整個文本，指涉蘿拉的 女性意識與性覺醒。

二、文本介紹

《變身》(The Changeover )⁶敘述十四歲的平凡少女蘿拉與弟弟傑可、在書店 工作的單身母親凱特相依為命。平時在放學後，總負起照顧弟弟的責任，分攤母 親的辛勞。蘿拉正值身心混亂、性覺醒的青春期，又逢母親結識新男友，對母親 陷入熱戀感到不安，安定、熟悉的日常生活面臨崩解。一日，蘿拉與傑可回家途 中，進入惡靈卡莫狄‧伯瑞丘所開設的骨董店，渾身散發腐敗薄荷糖漿味的伯瑞 丘，慫恿傑可讓他在手上蓋個印章，不料卡莫狄竟以此法吸取傑可的生命能量，

致使傑可迅速陷入沈睡，生命力急遽消失、不成人形。送入醫院後，醫師對傑可 的病束手無策，死亡的陰影籠罩著傑可。深愛弟弟的蘿拉心急如焚，鼓起勇氣尋 求高年級級長索倫森‧卡里斯利（囉唆）—蘿拉敏感的察覺「他」是個「巫婆」—

的協助，確認伯瑞丘是個以他人精力與生命為食的惡靈，擊敗他的唯一方法是以 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回蓋一個印記在卡莫狄手上。因此，蘿拉必須成為女巫，以 擁有自己的印記。在卡里斯利巫婆家族成員合力協助下，蘿拉經歷一場如夢境般 的「變身」，通過種種試煉喚起內在力量，經由女性意識的覺醒成為充滿潛能與 勇氣的巫婆，改變她與原來世界的關聯，建立起新的女性主體與自我認同。最後，

憑著智慧與勇氣，蘿拉成功擊退伯瑞丘，挽回傑可的生命；同時接受父母親的離 異與父母情感新歸宿，療癒內心因父親離家而形成的創傷；也引領索倫森‧卡里 斯利走出黑暗的高塔。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維登認為後結構主義的語言、話語領域、主體性的理論解釋現存權力關係並 識別改變的領域與策略（47），提供女性主義分析性別權力運作與抵抗的良好架 構。後結構主義巨擘傅科( Michel Foucault ) 在《性意識史》(The History of Sex) 中闡明權力的論述，將主體的形構置於語言、知識與權力的關係網絡中，揭示話 語及權力在形構個別主體的意識與潛意識、身體與情感所扮演的角色；主體雖是 在話語實踐中被社會建構而成，但仍以一個能思考、感覺的主體與社會代理人而 存在，並能從相互矛盾的主體位置與實踐的衝突中，產生抵抗與變革，同時亦是 能影響話語關係的主體（維登 148）。在《規訓與懲罰》裡，傅科進一步剖析話 語與權力的緊密結合如何對個人進行規訓及宰制，提供分析加諸於女性身體與心 理的權力模式，本研究將引以為析論女性主體在現實社會破碎、客體化的基礎。

伊瑞葛來論述西方哲學自柏拉圖以降，在同一邏輯下否認女人具有主體性，

將她們排除在象徵秩序之外；除了從精神分析觀點批判陽具中心美學如何排除

「女性―陰性」，並將「母性―陰性」做為支撐父權陽性經濟的來源與基礎（林 松燕 10）；更構思以積極正面的陰性身體詩學建立女性話語，重構女性主體的新 方向，有助於本文從潛意識及母女關係的層面理解女性主體重建的可能。

第一節 語言與主體（性）

傅科、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等後結構主義者從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結構語言學獲得重大啟發，並由此入手自不同方向消解了人的主體。

因此，從索緒爾的理論切入有助於瞭解傅科的語言觀點。索緒爾認為語言是由符 號鏈組成的抽象體系組成，可分成語言（language）、言語（parole）兩部分。語

言指在言說與書寫前，即已存在一約定俗成的語言固定結構，使意義是固定的。

言 語 則 是 特 定 情 況 下 個 別 說 話 者 的 個 別 行 為 。 每 一 個 符 號 乃 由 一 個 能 指

（signifier）（聲音或書寫形象）和所指（signified）（觀念或意義）所組成。能指 與所指之間並無自然的聯繫，完全是以任意、武斷的方式連結，意義並不是能指 和所指本質相呼應的結果；能指並不真實反映所指的本質（史都瑞 110）。每一 個符號的意義藉由與其他語言鏈中所有符號的差異而產生，因此符號的意義是關 係的（relational）而非有本質固有。女性主義者從此理論所獲得的啟示是：「女 性」的意義或「女性的」特質，並非被「一自然的世界所固定並且反映於『女性』

這個詞語之中，而是在語言之內被社會產生出來的，它是複數的並受制於改變」

（維登 28）。當我們將語言理解成互相競爭的話語及試圖為世界賦予意義的方 式，且不同的方式代表不同社會權力組織的利益，便突顯出語言不僅是「社會 的」，更是政治鬥爭的場域，而「女性」此一能指的意義，無疑是父權社會權力 與利益競逐定義的首要對象。

後結構主義雖採用上述索緒爾的原則，卻質疑索緒爾將「意義置位於言語系 統本身之中，但卻視意義為單一而『固定的』（fixed）理論（維登 29），因它無 法解釋意義的多數與變化，甚至互相衝突。例如，「女性」此一符徵為何隨著時 代變遷而具有多變、矛盾的意義？德希達延伸、極端化「符號依其在差異系統的 位置而產生意義」的原則，創造了延異（différance）一字——即延宕與差異——

來描述符號的分裂特性；意義總是不斷的延遲，從未完全呈現，總是同時在且不 在（史都瑞 132）。德希達在《書寫與差異》（Writing and Difference）中論道：「能 指對能指無止盡的指涉……使得所指的意義沒有終止……所以總是一再表意」

（25）。對德希達而言，固定的能指與所指並不存在，唯有彼此之間的差異方能 識別，它們並受制於無止盡的延遲過程，意義視話語的背景情境而暫時被固定，

所以我們總是在語言無窮衍生意義的層層叠障中迂迴，無法透視事物的本質。用 德希達的話來說，「女性」此一意符的意義是聖潔母親或邪惡女巫，端賴它被置 放於何種特定背景的話語情境、社會文化而定，並總是不斷被重構與再詮釋。

大體上說來，傅科同意德希達對語言功能的質疑，尤其反對將語言視作能將 事物本來面貌完整傳達的透明媒介。語言作為傳遞訊息與知識、甚至可說建構人 類文明的媒介，其重要性無以倫比。然而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準確完整的表達所指 涉的事物卻有待深究。語言如同萬物一般晦暗難明，不應被高舉至神聖的地位；

然而從中世紀以來，人類誤認語言具有透明表徵能力，企圖以語言的排比尋求事 物間的秩序與真理，此舉無異緣木求魚。人類對歷史文化的詮釋可以說是建立在 以語言作為表象工具的基礎上，依不同時代語言象徵意義的嬗變而異，形成特定 的歷史觀、知識觀，甚至於對「人」的定義⁷。

對傅科而言，表面上是人製造文本，實際上人不過是重組當代既有知識、論 述與真理政權（蘇永明 174）。與傳統人文主義將人視為自給自足的主體，擁有 固定、獨特本質的觀點相左，傅科不認為人具有先驗的意識能主導論述，反而要 訴諸論述實踐來解釋。人僅僅是語言的載體，卻誤認自己是語言的主人、意義的 源頭，對自身受到語言型塑渾然不知。在《事物的秩序》（暫譯，The Order of Things）中傅科說：「人們使用他們無法掌握的文字來表達思想，使用的表達形 式都已具有歷史的維度，然而他們並未察覺，依然相信自己所用的語詞僅是自己 的僕人，沒有料到自己是在遵循語言規則的要求」（297）。伊果頓（Terry Eaglleton）

也指出「意義既非個人經驗，也非神聖制訂的東西、它是某種共有的顯義體系的 產物。……語言先於個人存在，它遠非個人的產物，個人才是語言的產物」（136）。

個人是主體性衝突競爭的場域；以女性為例，她同時身處鼓勵個人成為獨立 自主、自我實現的自由個體，與為盡職、慈愛母親的話語中。現代社會雖鼓勵女 性走出家庭成就自身事業，期望女性工作時與男性一樣全力以赴，但對女性母職 的期待依舊，使職業婦女在母親與工作之間不斷遭遇內在衝突與矛盾。

芮曲指出，父權社會未經思索的認定一個「天生」的母親是沒有其他身份的 人，能夠整天與孩子相處，依他們的步調而活，母親在家庭中與世隔絕是理所當 然。然而社會頌揚母親角色的無私無我、自我犧牲，並鼓勵從滿足家庭成員的需 求得到自我實現，常使女性沮喪的認為自己是個不稱職的母親。芮曲在她的日記

中打破父權社會的母親神話，真實表達出女性被囚禁在母親角色的痛苦心聲：

我的孩子帶給我迄今所知最強烈的，一種矛盾不堪的痛苦：一方面怨 懟、憎恨、脾氣暴躁，一方面感到幸福、滿足、溫柔，兩方面要命的來 回交替。有時候我對這些無辜的小東西的想法，讓我覺得自己是個無私 無情的怪物。他們的聲音刺激我的神經，他們永遠需要照顧，尤其是需 要人用簡單而耐性的態度來對待，令我絕望於自己的失敗，也絕望於我 注定要扮演一個無法勝任的角色。（〈憤怒與溫柔〉133）

在過往的歲月，眾多擁有各種才能的「莎士比亞的妹妹」們，處於這個吞噬 女性的母親神話中，僅能日復一日做著同樣的事，扮演相似的角色，將天分埋沒 在柴米油鹽與奶瓶尿布間。

然而，「當任何個體構築一項陳述時，都可以填滿一個特定的主體位置，而 且同一個體也可以佔據著無數不同的位置」（巴克 235），因此個體擁有不同的 主體性形式，在每一次思考或言說時不斷被話語重構；主體位置變動的可能性，

為主體性的改變帶來無限契機。當社會期待的母親角色與女性重視自我實現的理 想相互衝突時，雖使女性對自身多種社會角色及女性特質的理解相互矛盾，但也 唯有處於此種矛盾衝突的情境，女性才能更有意識的察覺自身是語言的產物，並 非擁有某種與生俱來的本質使她成為女人，以及不同主體性之間的矛盾根源，才 能引發不同政治選擇的契機，使主體性產生變動的可能，進而調整原有的主體位 置。

第二節 話語與權力

根據傅科的觀點，話語是構成知識的方式，也是思考及產生意義的方式，更 是構成它企圖管控的那些主體的身體本質、潛意識及意識心理與情感活動的要 素；身體、思想與情感也唯有在話語的實踐中才具有意義。經由權力關係網絡下 的社會機構，話語構成個人的身體與心理（維登 128）。在《性意識史》中，傅 科認為我們應該將權力理解為：

眾多力的關係，這些關係存在於它們發生作用的那個領域……而且它們 構成自己的有機體；那使它們在不斷的鬥爭與對抗中改變它們、加強它 們、掉換它們位置的規律；諸多力的關係之間存在的那些使其形成系列 或系統的相互依賴的點，或相反，使它們彼此獨立的差距與矛盾；它們 賴以發揮的作用的戰略，其一般意圖或制度形式，體現在國家機器、法 律陳述和社會聯盟之中。（79-80）

與視權力為實體的傳統權力觀相反，在傅科看來，權力不是一種制度、結構，

不是特定人士擁有的勢力，也不是某種可以獲取、分享的東西，而是存在於社會 中的「複雜的戰略形勢」（《性意識史》80），是彼此聯繫、對立的力量關係總和，

包括這些不同力量抗爭、轉化的過程，是一種處於不穩定、動態的關係網絡（黃 華 54）。更確切的來說，有權力就有反抗，但反抗並非外在於權力：

權力關係只有依據眾多的抵抗點才能存在，這些抵抗點在權力關係中起 著對手、靶子、支撐和突擊點作用。在權力網中，這些抵抗點無所不 在……反抗是另一面，是權力關係不可消除的對立面。因此，它們同樣 呈不規則的分佈狀態，反抗的點、結、源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分佈或疏或 密，有時明確的喚起一些團體或個人，刺激身體的某些點，生命中的某 些時刻及某些類型的行為。（《性意識史》82-3）

在傳統權力概念中，權力代表禁止、鎮壓，而傅科的權力觀點與眾不同，他

認為權力不僅僅顯現否定、破壞等負面特徵，更具有生產性的面向。特別是在權 力涉入知識與真理的建構過程，最能顯現出權力實踐的多元化與創造性：

我們不應該再從消極方面來描述權力的影響，如它進行「排斥」、「壓 制」、「審查」、「分離」、「掩飾」、「隱瞞」。實際上，權力能夠生產。它 生產現實，生產對象的領域和真理的儀式。個人及從他身上獲得的知識 都屬於這種生產。（《規訓與懲罰》192）

因此，對傅科來說並不存在所謂客觀、中立的知識，它們為相互競爭的特定利益 所爭奪、定義。貫穿於權力與知識的發展變化和矛盾鬥爭，決定了知識的形式與 其可能的領域（26）。知識論述的形成與傳播受制於特定的社會權力網絡，權力 網絡的建構與運作依賴知識論述的形構與擴散，兩者之間相互滲透、協調，使現 代人在建構自身成為主體的同時，也成為傳播知識的從屬性因素，知識與權力運 作的對象。

傅科在《性意識史》中以性意識機制的建立，論述權力與知識相互滲透與勾 結的關係，揭發知識在權力的要求下，如何製造與性有關的言說。從十八世紀初 開始，性意識藉由四種以「性」為核心的知識／權力特殊機制而發展，每一種都 是訓練技術與調節手段結合的方式，其中之一是將女性身體歇斯底里化。女性身 體被捕捉成為具有某種「科學」地位的話語知識對象，以現代科學的角度從三個 層次分析，使女性身體變成僅是子宮並且是「神經質」的：

首先，女性的肉體被當作充滿性意識的肉體來分析，並被賦予優點和缺 點；而後，在女性肉體內在的病理學作用下，女性肉體被納入醫學實踐 領域；最終，女性肉體被置於與社會機體（女性肉體必須保證社會機體 有規律的繁衍），與家庭（女性肉體必須是家庭基本的、功能性的組成 部分）及孩子（女性肉體不但生產後代，而且必須在整個教育後代的過 程中，在生物――道德方面對它們負責）的有機聯繫之中。母親及她的 反面形象――「神經質的女人」構成了這種歇斯底里化的最明顯的形 式。（89）

醫學對女性的身體和性進行歇斯底里化研究的目的，並非為探究女性身體的 真理或促進女性的健康，而是以「婦女應該對她們孩子的健康、對家庭結構的穩 固和社會未來負責」（《性意識史》125）的名義進行，藉由將女性客體化，賦予 各種得以穩固父權社會的詮釋。權力與知識通過對女性性意識的部署，將女性歇 斯底里化，確保資產階級的利益與需要，也確保統治階級精力充沛、健康長壽

（105），達成對女性生命的政治安排。因此當女性被期望扮演「好母親」的角色，

並非單純基於生理事實的性別分工，更是權力結構運作下，對女性所下的註解及 文化實踐的結果。而家庭吸收自古典主義時代以來的教育、軍隊、醫學、精神病 學和心理學模式而被「規訓」，成為考慮個人正常與不正常的最佳起點。從女性 主義的角度來看，正是透過家庭的種種規訓，傳播兩性行為規範的知識；傳授操 持公、私領域技能，使兩性各司其職，使「家庭一逕都是女人受壓迫的最重要場 所」（伊瑞葛來《此性非一》186）。

傅科的觀點指出父權社會如何藉由權力生產女性身體性質的話語，將女性的 身體本質定義為適合再生產，「自然」應當肩負生兒育女的責任，並建構女性的 特質與角色規範，以壓制女性並將其從公領域排除，來維護男性的特定利益，意 即以科學研究之名行社會控制之實。因此，性意識機制實起源於統治階級對增強 自身體質、傳宗接代與享受生命的關注，在經過改造後，被做為經濟控制與政治 壓迫的手段應用到其他階級，做為肉體享樂、言說、真實與權力的新策略就此產 生（《性意識史》105）。透過話語，權力與性的知識、身體概念緊密連結，而這 些概念彼此之間的關係也界定性的行為準則。換言之，權力影響「知識」定義何 謂「合宜的」性與行為（史密斯 30）。

以羅曼史來說，做為一種提供兩性構想性別關係與兩性特質的話語，它設定 兩性特質的規範，提供理解性別關係的方式。維登指出，不同時代羅曼史中的女 性，雖然在肉體吸引力的標準不一，但女性角色的女性特質卻相當穩定，揭示它 們維持並複製兩性關係的某些基本假設，從而凸顯父權再現女性特質的一致性

（121）。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對羅曼史的分析更進一步指出，許多女主角

總是被描寫成等待邀約、親吻、回應男性情慾的被動姿態，較少出現主動的行為，

在她們的愛情世界，等待與被動是一種合宜的女性特質；而男性通常扮演性與情 欲的主導者。羅曼史將兩性的性慾特質劃分成主動與被動，並不斷強化男性天生 即容易性衝動，積極主動並富侵略性，而女性較缺乏性慾或被動消極的概念（鍾 佩怡 17-8）。羅曼史做為一種傳遞、複製特定兩性特質的論述，再現主流文化有 關性的價值、規範、認同、知識，再次呼應了精神分析對兩性特質的建構，使得 在語言系統中原本具有不確定的兩性特質意義，「因為陽具的崇拜指涉而被定 型；文化本身也成了『父系法則』（law of the father）的具體實踐」（康乃爾《性

∕別》105），再度強化文化中二元對立的性別結構，使得父權系統中性別配置的 符號關係更加穩固。因此，在種種權力關係網絡包圍下，女性主體的生理、心理 與情感層面，經由家庭、文化與社會機構等社會實踐，被建構成符合男性利益的 客體。

然而話語是一系列的環節，並不具連貫而統一的穩定策略。話語雖是「權力 的工具和效力，也是它的障礙和阻力，是它的反抗點及對立的戰略形成的出發點」

（傅科《性意識史》87）。話語雖負載並生產、加強權力，但同時也削弱、暴露 權力，使其變得脆弱並阻礙權力的實施，使抵抗的產生成為可能。話語提供某種 主體性形式的同時，它的組織亦包藏著其他的主體位置及倒置的可能性，而「倒 置的話語」（reverse discourse）能提供話語中受制的主體為自己發言的機會，以 獲得自身合法地位的權利（維登 129）。在《性意識史》中，傅科以同性戀話語 為例，說明話語如何提供反抗的基點：

十九世紀，在精神病學、法學及文學中出現的一系列關於各種類型同性 戀、性倒置、雞姦、「雌雄同體」的言說顯然使社會加強了對這一「邪 惡」領域的檢查與控制；然而，與此同時，作為對此的「補償」，形成 了一種新的言說：同性戀開始使用那些人們用來將它逐出醫學領域的詞 彙與概念進行自我介紹，要求獲得合法地位「權利」。（87）

女性主義者意識到女性話語一直處在主流話語的邊緣、被壓抑位置，唯有取

回自身的話語權，才有可能得到平等的地位，而「倒置的話語」能挑戰主流話語 的意義與權力，是生產顛覆父權的抵抗性話語的第一階段（維登 130）。優勢的 話語通常以法律或醫學、教育、宗教等社會實踐或社會組織為其基礎。而女性主 義的話語缺乏社會權力，無法藉社會機構實現知識敘述，但只要能處於流通與散 佈的狀態，從個別主體的層次上提供話語空間，產生異於父權社會定義的他種知 識與話語，就能讓女性有機會拒斥父權社會提供的優勢主體位置。一旦接受這種 抵抗話語的女性增加，女性的社會權力也能隨之逐漸增加（131-33）。

第三節 規訓與身體

根據傅科的觀點，現代權力主要從十八世紀晚期的規訓制度發展而來，各種 微型技術廣泛為醫生、監獄、教師所運用，逐漸擴展遍布整個社會機體後，形成 所謂規訓的社會。傅科在《規訓與懲罰》中描述了許多新的微型策略和實踐，以 說明權力的微觀物理學。他將規訓視為一種權力類型、行使權力的軌道，包括一 系列手段、技巧、程序、應用層次、目標（214）。它是一種身體技術學，以人體 為目標，但並未將人體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而是能夠被分析的許多細部，能從 運動、姿勢、態度、速度等機制對其施加微妙的強制（137）。

傅科認為身體無法逃脫權力關係的網絡，它始終為眾多力的關係所支配、規 訓。在權力與知識相生系統中，權力於知識形式的掩護之下，悄然形成對身體的 種種規訓機制，使社會個體內化監管自身的技術，無時不刻自我審視、評價自己，

無所不在的權力將社會個體納入監控、懲罰的網絡中。此種駕馭身體的技術學，

經常由零星的片段而非連續系統的話語所組成，具有多種樣貌的操作形式，透過 複雜多面的調度、計謀、技術、運作，使身體永遠處於緊張狀態和活動之中的關 係網絡，其謀略的綜合效應造就馴服的身體，並使個體的行為、概念趨向一致（《規 訓與懲罰》25）。

在《規訓與懲罰》中，傅科以邊沁（Bentham）的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

的概念說明權力無所不在的規訓機制。此類建築中間是座有一大圈窗戶的瞭望塔 樓，四周則為環型建築。環形建築內有許多小囚室，每座囚室都貫穿建築物的橫 切面。各囚室皆有兩個窗戶，裡面的窗戶與塔的窗戶相對，外面的窗戶使光線能 照亮整個囚室。利用光線與角度，位於瞭望塔的監視人員能將整個環形建築一覽 無遺，使囚犯的一舉一動逃不過監視者的審視，因而規範自己的行為。瞭望塔藉 由百葉窗與交叉垂直分割的隔板，隱藏監督者的存在。因此，囚犯在環形邊緣徹 底被觀看但不能觀看；而監視者在中心瞭望塔，能觀看一切，卻不會被觀看。被

囚禁者無時不刻目睹中心瞭望塔的巨大身軀，但在任何時刻都不確定自己是否遭 到窺探，這種建築方式正體現了邊沁所提出的：權力應該是可見的但又是無法確 知的原則。這樣的安排在囚犯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 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201）。即使權力的行動斷斷續續，其效力仍持久不 衰。囚犯將被權力局勢（power situation）所制約，成為權力局勢的載體，在權 力關係中同時扮演囚犯與監督者兩種角色，並內化後者的監控力量，它能使權力 在任何時刻進行干預，在不適宜的念頭與行為出現前，啟動自我控管的機制，自 動承擔起權力壓制的責任，時時刻刻對自我進行監督，「造成精神對精神的權力」

（205），使自身成為監控者執行監督的媒介，從而成為征服自己的本原，成為規 訓機制的一部份。如此一來，權力達到自動化、非個人化的效果，讓「虛構的關 係自動地產生出一種真實的征服」（202），存於內心的監控機制將使人無所遁逃 於天地之間。

更重要的是，這種囚犯與監督者不對稱、不平衡的差異機制，使不論以何種 身份、動機進入瞭望塔中的人都能產生同樣的權力效用。這種獨立於運用者的權 力關係機制，使權力「自動化和非個性化，權力不再體現在某個人身上，而是體 現在對於肉體、平面、光線、關注的某種統一分配上，體現在一種安排上」（《規 訓與懲罰》201）。這種能夠促使自我監督的結構，不但能降低行使權力的成本，

又能大幅提高效能，不斷擴散至學校、工廠、醫院等各種社會領域，遍布於整個 社會每個角落及看似細小的末端，形成規訓社會。

以全景敞視凝視機制來分析運作於女性身上的權力，最能勾勒出女性在現代 社會中所受的規訓壓力。黃華在《權力，身體與自我》中指出，現代社會流行的 豐胸、塑身等各式各樣改變身體的行動，即使存在各色風險甚至危害健康，愛美 的女性仍趨之若鶩，不惜耗費鉅資以求擁有符合標準的身材樣貌。表面上看來，

這些行為似乎源出婦女自發性的選擇，實際上是將父權社會的凝視目光內化成自 身標準的結果：「這些對女性身體舉止的種種規範並非以強加的形式出現，而是 通過權力的內在化使之自動地施加于自身」（70）。女性如同生活在圓形監獄中的

囚犯，男性對女性無所不在的凝視，使女性內化男性灼灼目光於日常生活的自我 監視，自動遵守父權社會對女性行為的規範。

在《變身》中，當蘿拉為了解救傑可而不得不於黑夜中前往卡里斯利家尋求 協助時，兩個月前社區中有位老太太在自宅遭劫殺，及平凡笨拙的珍妮絲‧冦羅 被強暴的事件令她如驚弓之鳥；即使是一個從街道上走近的不知名男人，無論他 的身份、動機，在黑暗的夜裡任何一位男性都使她感到恐懼，究竟應該走在光亮 或是黑暗的矛盾抉擇，正顯示男性凝視對女性所產生的規訓力量與心理壓力：「要 時時提高警覺。她小心翼翼，沿著路燈照亮的光圈邊緣行進，拿不定主意究竟該 走在暴露自己的行蹤，卻同時能看見別人的亮處，或者冒著被埋伏暴徒襲擊的危 險，隱身黑暗」（梅罕 93）。誠如高榮禧所言，男性無遠弗屆的凝視機制不單染 指女性的肉體，甚至滲透至女性的精神層面，對女性形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壓力

（79）。

當父權社會權力的觸手深深的探入每個女性的身心，憑藉各種鋪天蓋地的 微型技術進行綿密的控制時，女性如何從性物與聖母的定位逃逸，重新女性建立 主體，開創自己的空間，抵抗的策略與可能性為何？

第四節 女性主體與認同

話語通過社會機構與實踐等不同形式形塑個人，使人成為話語的主體。主體 性的話語構成、控制個體的身心及情緒，使其與話語內特定主體位置認同。主體 性模式的獲得「涉及了主體位置的意識或潛意識的記憶之累積，以及涵蓋於它們 之中的心理及情感結構」（維登 133），透過法律、政治、教育等權力機制，終 其一生不斷重複。精神分析從兩性差異的基礎發展出的主體性認同理論，對於構 成主體的潛意識層面有著深刻的探討，相當有助於女性主義從此角度省思女性性 別主體的形成。本節將探討女性生理與心理在精神分析下顯現何種面目？女性主 體在歷史文化語境下經由社會建構，又呈現何種樣貌？女人的身影如何從象徵秩 序中超越，豐盈空白的歷史書頁，建立新的女性主體與認同？沉默的聲音將如何 浮出地表，使男性的(his)歷史(story)獨白劃下句點？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從他治療十九世紀晚期中產階級婦 女歇斯底里症的成果，發展出以壓抑為根基的性別認同理論，指出性別差異乃產 生主體認同的關鍵。它提供了一個關於意識、語言與意義的理論，提供理解女性 和男性性質的架構，回答是什麼構成了主體性？我們如何獲得性別主體性？兩性 如何內化特定規範與價值（維登 51）？引起許多關注「性」與「主體性」之女 性主義者的重視。

佛洛伊德將性本能的發展化分成五個階段，兩歲半到六歲之間的陽具期是性 別主體形成的關鍵時期。幼兒在此時必須經歷伊底帕斯情結的產生與消解，不過 兩性的過程並不相同。對小男孩來說，他

從很小的時候就把情感投注到母親身上……小男孩對待父親的方式則 是將自己認同於他。有一段時間，這兩層關係分別進展，直到有一天小 男孩對母親的性欲望變得更強烈，並且發現他的父親阻撓著這些願望的 實現，由此發展出伊底帕斯情結。此後他跟父親的認同便蒙上一層敵意

的色彩，而轉變為想要擺脫他，取代他在母親身旁的位置的願望。（The ego and the id 26-7）

佛洛伊德認為小男孩從很早時期便有手淫的行為，成人以恐嚇威脅等各種方式禁 止，引起他的閹割焦慮。當小男孩發現異性沒有陰莖時，閹割情結發揮壓抑的作 用，使他「經歷一陣恐怖的情緒風暴，迫使他相信閹割威脅確有其事。這種情形 將決定小男孩終其一生對女性的反應――他將會懷著恐懼，或勝利者的蔑視看待 這慘遭殘害的生物」（“ Som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 16-7）。與此同時，由於擔憂失去陰莖，男孩放棄 對母親的慾望轉而認同父親，將父親的嚴厲與權威內化到自我（the ego），形成 超我（the super-ego）的核心，接收父親所代表的亂倫禁制令（《精神分析引論 精神分析新論》553）。通過閹割焦慮的男孩學會控制本能衝動，完成良心與道 德、法律的建立，以擁有陽具的優勢在文化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因此，具有陽 剛、主動特質的「正常男人」應具有比女性更強的意識，更堅固的自我與超我，

擅於運用現實原則（the reality principle）主動出擊，能改變外在環境以獲得享樂 原則（the pleasure principle）的實現或滿足本我的願望。（轉引自劉毓秀 143-44）。

至於小女孩的伊底帕斯之旅則與男孩不同，女孩先出現閹割情結才發展出伊 底帕斯情結。佛洛依德在〈性別之間解剖學差異的心理結果〉（暫譯：“ Som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一文 論述女孩對缺乏陽具的回應，並假定女性對此一器官的慾望。「她在瞬間即下判 斷、做決定。她見過它，並知道她沒有它，且想要擁有它」（17）。佛洛伊德認 為兩性似乎是以同樣的方式經歷力必多發展的早期階段。就侵略性此一特質而 論，雖然有人預期小女孩在施虐肛欲期的表現顯得較男性為弱，但事實並非如 此；小女孩其實就是個小男人。與男孩相同，女孩第一個愛戀的對象也是女性，

然而她要成為「正常女人」卻必須改變她的快感區域與慾望對象（《精神分析引 論 精神分析新論》542-43）。在她進入陽具期後是以自慰陰莖的等同物──陰蒂 來獲得快感。但她發現男孩的陰莖比自己的陰蒂更大、更醒目，便陷入陰莖歆羨

（penis envy），並認定所有的女人都比男人低劣。小男孩優越的性器官傷害了 她，因此她放棄自慰低劣陰蒂的活動，拒絕對母親的愛，同時壓抑一大部分性慾

（551）。出於對陽具的渴望，女孩將慾望轉向父親，希望能從父親身上得到她 所欠缺之物──陽具，或生下有陽具的嬰兒（552）。

至此，女孩快感區從主動性的陰蒂移至被動的陰道，從愛母親與女人，轉成 愛父親與男人的性慾受壓抑的正常女人。然而由於閹割已是既成事實，閹割恐懼 對女孩無法發揮作用，使其缺乏克服伊底帕斯情結的動機，僅能構成微弱的超 我，無法獲得堅強及獨立的性格（《精神分析引論 精神分析新論》554），因此 女人「在正義感與急公好義的表現未若男人，且對事物的判斷也較易受一己好惡 影響」（“ Som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 19），陰柔、被動的「正常女人」掌控現實原則的能力較男性不足，

心靈能量較難向外發出，傾向內抑至心靈甚至身體，形成受虐的癖性（轉引自劉 毓秀 144）。

佛洛伊德以「陽具至上」的生物論決定兩性身心特質優劣的說法，忽略特定社 會文化對此一現象的影響，引起眾多女性主義者的批評。伊瑞葛來在《女性她者 的内視鏡》（暫譯：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指出佛洛伊德的性差異理論奠 基於「視覺中心論」，以眼睛決定何為真理：「看不到就被等同為沒有――沒有 存在，就沒有真理」（48）。對佛洛伊德而言，兩性擁有一樣的性感帶，並扮演 相同的角色，女性性欲即為基此男性特質為參數而衍生出來的概念（伊瑞葛來

《此性非一》27）。在同一性邏輯下，菲勒斯（phallus）⁸是獨一的參照點，男性 被高舉成唯一的主體，欠缺陰莖或僅擁有拙劣贗品的女人，不過是男性主體的種 種變異，否認女人作為性別或認知主體的可能。女人的性欲也以男性欲望為標 準，依其與男人快感的相同、相反、或互補而被分門別類（林松燕 21-2）。如 陰蒂是小一號的陰莖，具主動指向客體的功能；陰道則是陽具的補充物，「有洞 口的封套，一如劍鞘將陰莖包裹在內加以摩擦」（《此性非一》27），是男性器 官最佳的寄居地。陰蒂主動故屬「男性特質」，陰道被動則屬「陰性特質」，兩者

恆呈二元對立關係，而由主動往被動方向發展，乃「正常」女性所必經之路，未 能將欲望模式從陰蒂成功轉換到陰道的女孩，成為具有男性情結的女人。伊瑞葛 來認為佛洛伊德定義女性性慾的方式，正暴露出一種習焉不察的觀念：「任一科 學真理以及論述邏輯均暗藏性別無差異的預設立場」（原文黑體 90），他「並未 看見兩個性別」（《此性非一》90），忽略女性可能擁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他曾 把陰性特質當作陰性特質思考過的話，他或許會發現自己從他陽具式的燈塔位置 掉下來，落入黑暗大陸的冥沌中」（莫 162）。

伊瑞葛來認為佛洛伊德描述了社會實際上的狀態，即菲勒斯中心體系以陽具 來定位女性的事實，他既沒有憑空創造女人的性欲，也沒有發明男人的性欲。作 為「科學（男）人」，他不過是描述了現實社會中被壓抑的女性特質的黑暗面。

真正的問題在於未能深究歷史因素如何影響他所處理的資料，僅就女性的個別史 來詮釋她們的痛苦、病徵與不滿，視為女性特質的真相並歸為常態，並未質疑女 性呈現之狀態與社會文化的關聯，最終仍將女性「重新歸順於父親的主流論述之 下，亦即父親的律法，同時讓女人的需求噤聲」（《此性非一》91）。

承繼佛洛伊德的拉岡（Jacques Lacan，1901-1981）則在《文選》（Ecrits）中 以（後）結構主義理論重新解讀佛洛伊德，發展出鏡像階段與象徵秩序等理論，

進一步從語言、象徵秩序的運作解釋陽具所代表的社會與文化權力優勢，揭開潛 意識運作的語言法則，解釋主體的認同與差異（劉毓秀 145）。拉岡將嬰兒發展 早期主客體不分，缺乏明確自我中心的存有狀態稱為想像態 (the imaginary），相 當於前伊底帕斯期（pre-oedipusphase）。此時嬰兒覺得與世界沒有明顯的分際，

與母親的身體處於共生（symbiotic）關係。由於嬰兒的神經系統尚未完全成熟，

無法任意控制與協調肢體，具破碎的身體感。直到約六個月大時，嬰兒進入鏡像 階段(mirror stage)，開始自我（ego）建構的過程。鏡中反射的身體影像隱藏嬰兒 的不協調，使他誤認自己即為鏡中映射出的完整形象，發展出想像的能動性與整 體同一感，產生自戀式的認同，從中誤識自己。然而實際上這個透過客體或他人 反射回來的「我」是一個「誤識」的自我：

鏡像階段是一幕戲劇，其內在動力迅速地從缺乏轉向預期，主體陷入空 間同一性的誘惑中，這幕戲劇為它製造出一整套幻想，從破碎的身體形 象一直到我們稱之為被矯正過的、完整的外形――直到最後主體戴上了 異化認同的盔甲，這幕戲劇的嚴密結構，將塑造出所有主體的未來心理 發展。（王國方、郭本禹 141）

隨著嬰兒成長，他繼續與各種客體進行此類想像態的認同，逐步建立自我。

拉岡認為，「自我不過是此一自戀的過程，因此，我們是在世界中尋找可以認同 的東西，藉以支撐一個虛構的單一自我之感」(伊果頓 207)。

到了伊底帕斯期，父親的介入打破兒童對母子共同體的二元想像，也壓抑視 母親為欲望客體的幻想。此時正值兒童語言發展之期，是學習與他人建立關聯，

理解人類經驗與語言、意義的重要時期，意即進入拉岡所謂「象徵秩序」的時期。

在象徵世界中，父親介入母子關係的父權位置恰與語言介入了想像中的母子共生 一致，因此「象徵秩序毫無疑問的就是父權社會秩序」（Zoonen 32）。象徵秩序 也就是父的律法(the law of the father)，體現在對亂倫的禁制、陽具力量的肯定與 閹割威脅。「陽具」使兩性進入象徵界，兒童唯有將對母親的原初欲望驅入心靈 深層的無意識，承認父親所象徵的禁忌與律法，才能在象徵秩序中擁有一席之地 與說話的位置（王國方、郭本禹 151）。

根據拉岡的理論，主體是從獲得語言的過程中形成的。我們一誕生到這個世 界，即開始不斷學習以自身所存在的社會所能接受的方式表達自我、思考與感 受。語意、語法結構與既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所結合而成的各種特定話語，框架 了我們對環境的理解及對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及對情感的體驗。與此同時，語言也 規範出性別差異，同時確認了男性的權力（Zoone 46）。

在以陽具為優位能指的父權社會，男人能以其陰莖能在象徵秩序之內取得權 力與控制的位置；然而，對女孩而言，卻是進入一個無「女性」立足之地與發言 空間的社會秩序。在父權的象徵秩序中，並不存在能對應女性獨特經驗與情感的 字詞，使得女性難以傳承特殊的經驗與歷史。在沒有屬於自己的語言可供她們表

達自己的象徵秩序中，女性這個性別可謂不存在；女性不但在身體方面被男性視 為缺少陰莖的「非男人」，一種匱缺的存有，同時也只能使用陽性語言訴說自己 的欲望（Zoone 46- 7），從而在身體與語言上遭到雙重閹割。「不全存在」的女人 僅能以匱缺、偽裝、認同男性位置，及依附與男性的關係參與男性慾望的流通，

如傳承父之律法的母親，否則沒有到達象徵秩序建立真實主體的途徑（維登 64）。因為「女人進入的價值體系實非她的，而在其之中女人也只能被包裝在他 人，也就是男人的需求╱慾望╱幻想之中，女人才得以『現身』或通行」（伊瑞 葛來《此性非一》176）。換言之，女性只能依據「男性的想像」與慾望，依照他 們認可的既定腳本，扮演他們欲求的角色，而屬於女性的想像則深深沈入父權體 系的幽暗地底。

伊瑞葛來沈痛的言道，當所有屬於女性的各種想像世界遭到拒絕、驅逐，女 人僅能以破碎、零散的方式體驗她自身的處境時，女性「就此被置於主流意識型 態甚少構築的邊緣地帶，被斥為廢物或過多之物，被（男性的）『主體』用來反 映自身、複製自身所用的鏡子所遺棄」（《此性非一》35）。在《女性她者的内視 鏡》中伊瑞葛來檢視主體的概念，指出過去所有關於主體的理論，都被「陽性」

佔據，否認女人有主體性。女性被排除在外，以保證窺視主體所面臨的客體有穩 定的組成基礎。倘若女人有想像力，（觀想的）客體便失去穩定性，受到打擾的 男性主體又如何能安立其上？因而女性總是男性思想大師論述中的盲點，無法浮 現於再現系統（莫 164）。

因此，伊瑞葛來強調女性應在文化中「尋求透過女人自己的身體、自己獨特 的欲望模式，來建立一個觀照到女人這一性的性別話語與語言」（唐荷 146），以 翻轉女性被放逐於象徵秩序之外的境遇。也就是說女性唯有發展自己的形構學，

方有可能在社會與象徵的層次上，重新構築另一奠基於女性想像之上，使女性的 身體與慾望以積極正面方式再現的空間（林松燕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