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傅科的觀點，話語是構成知識的方式，也是思考及產生意義的方式，更 是構成它企圖管控的那些主體的身體本質、潛意識及意識心理與情感活動的要 素；身體、思想與情感也唯有在話語的實踐中才具有意義。經由權力關係網絡下 的社會機構，話語構成個人的身體與心理（維登 128）。在《性意識史》中，傅 科認為我們應該將權力理解為：
眾多力的關係，這些關係存在於它們發生作用的那個領域……而且它們 構成自己的有機體；那使它們在不斷的鬥爭與對抗中改變它們、加強它 們、掉換它們位置的規律；諸多力的關係之間存在的那些使其形成系列 或系統的相互依賴的點，或相反，使它們彼此獨立的差距與矛盾；它們 賴以發揮的作用的戰略，其一般意圖或制度形式，體現在國家機器、法 律陳述和社會聯盟之中。（79-80）
與視權力為實體的傳統權力觀相反，在傅科看來，權力不是一種制度、結構，
不是特定人士擁有的勢力，也不是某種可以獲取、分享的東西，而是存在於社會 中的「複雜的戰略形勢」（《性意識史》80），是彼此聯繫、對立的力量關係總和，
包括這些不同力量抗爭、轉化的過程，是一種處於不穩定、動態的關係網絡（黃 華 54）。更確切的來說，有權力就有反抗，但反抗並非外在於權力：
權力關係只有依據眾多的抵抗點才能存在，這些抵抗點在權力關係中起 著對手、靶子、支撐和突擊點作用。在權力網中，這些抵抗點無所不 在……反抗是另一面，是權力關係不可消除的對立面。因此，它們同樣 呈不規則的分佈狀態，反抗的點、結、源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分佈或疏或 密，有時明確的喚起一些團體或個人，刺激身體的某些點，生命中的某 些時刻及某些類型的行為。（《性意識史》82-3）
在傳統權力概念中，權力代表禁止、鎮壓，而傅科的權力觀點與眾不同，他
認為權力不僅僅顯現否定、破壞等負面特徵，更具有生產性的面向。特別是在權 力涉入知識與真理的建構過程，最能顯現出權力實踐的多元化與創造性：
我們不應該再從消極方面來描述權力的影響，如它進行「排斥」、「壓 制」、「審查」、「分離」、「掩飾」、「隱瞞」。實際上，權力能夠生產。它 生產現實，生產對象的領域和真理的儀式。個人及從他身上獲得的知識 都屬於這種生產。（《規訓與懲罰》192）
因此，對傅科來說並不存在所謂客觀、中立的知識，它們為相互競爭的特定利益 所爭奪、定義。貫穿於權力與知識的發展變化和矛盾鬥爭，決定了知識的形式與 其可能的領域（26）。知識論述的形成與傳播受制於特定的社會權力網絡，權力 網絡的建構與運作依賴知識論述的形構與擴散，兩者之間相互滲透、協調，使現 代人在建構自身成為主體的同時，也成為傳播知識的從屬性因素，知識與權力運 作的對象。
傅科在《性意識史》中以性意識機制的建立，論述權力與知識相互滲透與勾 結的關係，揭發知識在權力的要求下，如何製造與性有關的言說。從十八世紀初 開始，性意識藉由四種以「性」為核心的知識／權力特殊機制而發展，每一種都 是訓練技術與調節手段結合的方式，其中之一是將女性身體歇斯底里化。女性身 體被捕捉成為具有某種「科學」地位的話語知識對象，以現代科學的角度從三個 層次分析，使女性身體變成僅是子宮並且是「神經質」的：
首先，女性的肉體被當作充滿性意識的肉體來分析，並被賦予優點和缺 點；而後，在女性肉體內在的病理學作用下，女性肉體被納入醫學實踐 領域；最終，女性肉體被置於與社會機體（女性肉體必須保證社會機體 有規律的繁衍），與家庭（女性肉體必須是家庭基本的、功能性的組成 部分）及孩子（女性肉體不但生產後代，而且必須在整個教育後代的過 程中，在生物――道德方面對它們負責）的有機聯繫之中。母親及她的 反面形象――「神經質的女人」構成了這種歇斯底里化的最明顯的形 式。（89）
醫學對女性的身體和性進行歇斯底里化研究的目的，並非為探究女性身體的 真理或促進女性的健康，而是以「婦女應該對她們孩子的健康、對家庭結構的穩 固和社會未來負責」（《性意識史》125）的名義進行，藉由將女性客體化，賦予 各種得以穩固父權社會的詮釋。權力與知識通過對女性性意識的部署，將女性歇 斯底里化，確保資產階級的利益與需要，也確保統治階級精力充沛、健康長壽
（105），達成對女性生命的政治安排。因此當女性被期望扮演「好母親」的角色，
並非單純基於生理事實的性別分工，更是權力結構運作下，對女性所下的註解及 文化實踐的結果。而家庭吸收自古典主義時代以來的教育、軍隊、醫學、精神病 學和心理學模式而被「規訓」，成為考慮個人正常與不正常的最佳起點。從女性 主義的角度來看，正是透過家庭的種種規訓，傳播兩性行為規範的知識；傳授操 持公、私領域技能，使兩性各司其職，使「家庭一逕都是女人受壓迫的最重要場 所」（伊瑞葛來《此性非一》186）。
傅科的觀點指出父權社會如何藉由權力生產女性身體性質的話語，將女性的 身體本質定義為適合再生產，「自然」應當肩負生兒育女的責任，並建構女性的 特質與角色規範，以壓制女性並將其從公領域排除，來維護男性的特定利益，意 即以科學研究之名行社會控制之實。因此，性意識機制實起源於統治階級對增強 自身體質、傳宗接代與享受生命的關注，在經過改造後，被做為經濟控制與政治 壓迫的手段應用到其他階級，做為肉體享樂、言說、真實與權力的新策略就此產 生（《性意識史》105）。透過話語，權力與性的知識、身體概念緊密連結，而這 些概念彼此之間的關係也界定性的行為準則。換言之，權力影響「知識」定義何 謂「合宜的」性與行為（史密斯 30）。
以羅曼史來說，做為一種提供兩性構想性別關係與兩性特質的話語，它設定 兩性特質的規範，提供理解性別關係的方式。維登指出，不同時代羅曼史中的女 性，雖然在肉體吸引力的標準不一，但女性角色的女性特質卻相當穩定，揭示它 們維持並複製兩性關係的某些基本假設，從而凸顯父權再現女性特質的一致性
（121）。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對羅曼史的分析更進一步指出，許多女主角
總是被描寫成等待邀約、親吻、回應男性情慾的被動姿態，較少出現主動的行為，
在她們的愛情世界，等待與被動是一種合宜的女性特質；而男性通常扮演性與情 欲的主導者。羅曼史將兩性的性慾特質劃分成主動與被動，並不斷強化男性天生 即容易性衝動，積極主動並富侵略性，而女性較缺乏性慾或被動消極的概念（鍾 佩怡 17-8）。羅曼史做為一種傳遞、複製特定兩性特質的論述，再現主流文化有 關性的價值、規範、認同、知識，再次呼應了精神分析對兩性特質的建構，使得 在語言系統中原本具有不確定的兩性特質意義，「因為陽具的崇拜指涉而被定 型；文化本身也成了『父系法則』（law of the father）的具體實踐」（康乃爾《性
∕別》105），再度強化文化中二元對立的性別結構，使得父權系統中性別配置的 符號關係更加穩固。因此，在種種權力關係網絡包圍下，女性主體的生理、心理 與情感層面，經由家庭、文化與社會機構等社會實踐，被建構成符合男性利益的 客體。
然而話語是一系列的環節，並不具連貫而統一的穩定策略。話語雖是「權力 的工具和效力，也是它的障礙和阻力，是它的反抗點及對立的戰略形成的出發點」
（傅科《性意識史》87）。話語雖負載並生產、加強權力，但同時也削弱、暴露 權力，使其變得脆弱並阻礙權力的實施，使抵抗的產生成為可能。話語提供某種 主體性形式的同時，它的組織亦包藏著其他的主體位置及倒置的可能性，而「倒 置的話語」（reverse discourse）能提供話語中受制的主體為自己發言的機會，以 獲得自身合法地位的權利（維登 129）。在《性意識史》中，傅科以同性戀話語 為例，說明話語如何提供反抗的基點：
十九世紀，在精神病學、法學及文學中出現的一系列關於各種類型同性 戀、性倒置、雞姦、「雌雄同體」的言說顯然使社會加強了對這一「邪 惡」領域的檢查與控制；然而，與此同時，作為對此的「補償」，形成 了一種新的言說：同性戀開始使用那些人們用來將它逐出醫學領域的詞 彙與概念進行自我介紹，要求獲得合法地位「權利」。（87）
女性主義者意識到女性話語一直處在主流話語的邊緣、被壓抑位置，唯有取
回自身的話語權，才有可能得到平等的地位，而「倒置的話語」能挑戰主流話語 的意義與權力，是生產顛覆父權的抵抗性話語的第一階段（維登 130）。優勢的 話語通常以法律或醫學、教育、宗教等社會實踐或社會組織為其基礎。而女性主 義的話語缺乏社會權力，無法藉社會機構實現知識敘述，但只要能處於流通與散 佈的狀態，從個別主體的層次上提供話語空間，產生異於父權社會定義的他種知 識與話語，就能讓女性有機會拒斥父權社會提供的優勢主體位置。一旦接受這種 抵抗話語的女性增加，女性的社會權力也能隨之逐漸增加（1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