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性非一》中，伊瑞葛來直指出女人的欲望與男人分屬不同的體制，「女 人欲望的體制不僅打亂計畫的線性發展，摧毀欲望的目標――對象物，分散對單 一快感的凝聚端點，還破壞了對單一論述的忠誠」（35）。女人沒有獨一的性器官？
她至少有兩個！甚至更多！女人所擁有的性器官多少遍及全身，她的任何部位都 能得到快感：
女人的自體快感跟男人就大不相同。……早在尚未區分主動、被動之 前，女人即已開始自我愛撫了。女人總是不停的「愛撫她自己」，而且 沒有任何人能阻擋她這麼做，因為她的生殖器官原本就是由兩片陰唇所 組成，兩相持續碰觸彼此。（28）
這兩片唇，有時結合為一，有時一分為二。可以是裡也可以是外，能積極也能被 動，「具有『未決定』（undecidable）的特性，它巧妙脫離了二元對立，也避開了 陰核陰道的男性同一對比邏輯」（林松燕 23-4）。伊瑞葛來運用「雙唇」的意象，
其目的並非描述或指涉女性的真實性慾或本質，而是「挑戰與對抗陽具形構的再 現，顯示現有陽性固體形構的僵化、不足與荒謬」（24），闡釋女性性欲的多元、
曖昧、流體與踰越的特性，自主自足、不依賴男性，獨立於菲勒斯中心之外，以 自我定義的多樣性，展示女性性欲形態跳脫象徵體系的另一種可能，及對陽具去 中心化的企圖（23-5）。這種可能性使女人不再淪為男人自我投射的平面鏡，而 能積極拓展作為女人自身而存在，女性主體得以體現。
男性想像下女性快感侷限在陰蒂╱陰道模式的有限選擇，不但否定了女性性 欲形態的特殊性，也導致對陰性特質的曲解及女性認同的困難（楊鴻雁 6）。伊 瑞葛來以女性形構學代替解剖學，使我們得以重新認識女人，對女性身體、欲望 與特質與提出新的想像與解釋，讓原本被認為低劣、污穢、黑暗、恐怖的女性身 體與性欲，得以積極正面的再現（林松燕 24）。
伊瑞葛來認為女性的再現「完完全全都是根據男性特質的參數為藍本，亦即 根據獨尊陽具的秩序而定」（《此性非一》89），因此女性需從獨尊陽具的律法 所不及的外界加以反攻，打亂再現的秩序並修正，但非取而代之，否則不過是再 度陷入父權邏輯之中。因此伊瑞葛來提醒：
假使女人的目標僅止於顛倒事物的秩序，甚至還以為這樣做大有可 為，歷史勢將在長此以往之後重演，又回歸到同一性：亦即又回歸到 陽具統治。這麼一來，無論是女人的性、女人的想像，甚至連女人的 語言也全都沒有（她們的）可容身之處。（39）
伊瑞葛來一再強調她的目的不在於建立一套女性成為主體或客體的理論，而 是質疑理論架構本身，迫使它放棄自以為可以生產關於女性真理的假設，更重要 的是「在論述中反覆╱詮釋女性何以會被定義為欠缺、不足，或被貶為主體的仿 冒品及其反面的形象，指出就此邏輯而言，在女性這方面，仍然有可能享有顛覆 性的溢出」（《此性非一》101，原文黑體）。事實上，她拒絕定義所謂「女性及女 性特質」，提出女人應該「是」什麼或「成為」什麼；因為此舉無異重蹈男性代 替女性發言的覆轍，不過是改變發話者的性別，而未挑戰與改變整個價值系統與 發音位置，再度將女性驅入沈默的危境。
然而她的觀點仍引來眾多女性主義者的抨擊，莫（Toril Moi）強烈抨擊伊瑞 葛來試圖為女人建立一套關於陰性特質、大膽呈現女人欲望的理論，勢必重蹈同 一邏輯的覆轍，她質疑伊瑞葛來「未考慮父權權力的歷史和經濟特殊面，以及父 權在意識形態和物質上的矛盾，使得她自己對女人一樣提出她宣稱必須避免的形 上定義。……任何企圖定義『女人』的努力註定都會落入本質主義」（179）。
林松燕則認為伊瑞葛來以女性身體和欲望做為性別壓抑的論證基礎，以女人 的「身體」做為人類第一勞動力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探討性別差異下對女性的 社會剝削。就此意義而言，伊瑞葛來實比馬克思更為「物質主義」的關切社會剝 削的物質條件，提供「馬克思主義『階級剝削』理論的後設基礎，補充了馬克思
『歷史唯物主義』的『物質前提』」（34）。
蓋洛普9（Jane Gallop）在《通過身體思考》（Thanking Through the Body）中 也指出，伊瑞葛來女性形構學中的身體並非指涉性（referential）而是一種比喻性
（figurative）、詩學（poetic）的身體，是對女性身體意義與再現的生成和創造。
她認為，如果對女性身體的再創造可以脫離陽具形構的邏輯，建構一種非陽具形 態的性欲，身體詩學的實踐，將是最有效的政治（155）。
然而要達成使女性主體在僅承認男性主體的文化中，以其自身特殊性及正面 形式現身，建立尊重性別差異的社會秩序此一目的，伊瑞葛來認為關鍵為在象徵 域中重新探索母女關係與建立女性系譜。她質疑在精神分析中被壓抑、邊緣化的 母女關係：「如果說孩童與母親的前伊底帕斯關係是黑暗大陸，那麼母女關係更 是黑暗大陸中的黑暗大陸，社會秩序中最隱晦的區域」（轉引自Grosz 120）。早 自伊底帕斯情結開始，母女的關係即被切斷，女人被迫跟原初的欲望、快感完全 斷絕連結，被輸至另一個體制中，從此再也找不到自己（《此性非一》175）。因 此「女兒們永遠找不到一個母親的替代物，除非是佔據她的位置，不斷經由吞噬 母親、取代母親的位置而成為母親」（Grosz 123），成為以父的律法與姓名為依 歸，男人之間交換經濟的商品，為爭奪男人對自己的依賴和佔有而彼此妒恨與殘 殺。
伊瑞葛來強調母女關係的重要，是女人與女人及女人與她自己關係的基礎，
此一關係缺乏在宗教、法律、儀式、制度等象徵秩序再現的空間，導致女人與自 己 之 間 關 係 的 混 亂 不 安 ， 讓 女 人 往 往 自 動 執 行 自 我 與 彼 此 間 的 各 種 壓 迫
（Whitford 79），也引發精神分析所顯示的種種女性病態：「歇斯底里不就是反映 在女人跟母親、跟她自己以及跟其他女人之間的關係嗎？那些女人的最早期欲 望，被壓抑為靜默無聲。」（《此性非一》179）在缺乏語言與再現體系的情況下，
女性只能以偽裝或身心症來發出她的聲音。父權體制以陽具為優位能指，藉著閹 割情結進入心靈、語言及人倫，建立男性文化與象徵體系，從根源上斷絕女人與 母親原初的聯結：
女兒意識到母親已被閹割這件事會使她跟母親的關係更形複雜，因為，
根據佛洛伊德，女兒原本所愛的是有陽具的母親。對小女孩而言，母親 的貶值是跟著她自己的性器官的貶值而來。如此一來，（正如佛洛伊德 說的）「對她而言，跟（已然喪失的原初）客體之間的關係並不單純，
它受制於愛恨並存的衝突。它無法進入意識。」我們應該更進一步指出，
「潛意識」及其中女兒跟母親和她自己的性器官之間充滿衝突的關係。
並沒有任何語言或再現系統可以取代或代理。（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68）
女人所能獲得唯一的語言就是陽性語言，卻是一種無法表達其想法及特殊感覺的 語言，帶給女人極深切的失落感。
根據佛洛伊德及拉岡，女孩從戀母到戀父的過程，以認同被閹母親的性別位 置，做為伊底帕斯情結之旅的終點。然而不論是前伊底帕斯期的「陽具母親」
（phallic mother）或柔弱無能的「被閹割的母親」（castrated mother），皆代表對 象徵秩序的臣服，否定完滿自足女性主體的存在，都沒能為女孩提供女性認同的 基礎（Grosz 119）。前者將女人「非性化」，女人是為家庭犧牲的偉大母親，為 丈夫兒女而存在，沒有自我主體。後者則將女性陽具化（phallicize），成為陽具 般可欲，她是男性欲望的投射，女人化身溫柔美麗的可人兒，必須透過男人的佔 有與依賴，才能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也同樣是沒有主體的（周華山 228）。
就伊瑞葛來的觀點，家庭中原應有兩種性別典型讓男孩、女孩分別認同，然 而在父權體系中，並不存在所謂女性，孩子見到的不過是一種性別的兩種變體，
她/他也就不能充分理解兩種性別的差異（Grosz 120）。在父權社會中，父親首 先被視作男性，他的成就與榮耀建立在文化的生產、文明的建造上，他的社會位 置與性別角色遠重於他在家庭中扮演的父親角色，能有無限寬廣的發展方向。相 反的，母親僅僅被當作母親。父權文化單方面以母性功能來定義女人，強調女人 作為母親生養兒女的職責，頌揚無私無我的犧牲精神，凸顯母親角色的偉大，卻 壓抑她的女性身分與社會屬性（楊鴻雁 7）。將女人等同於母親，對母女雙方都 造成嚴重的危害，它「削減了母親作為一個女人的行動能力，同時也意味著對女
兒的放逐」（Grosz 122）。對母親來說，她被剝奪自我定義及自主的權利，做為 性欲主體的事實亦被否定。女人只能以生殖能力立足於父系社會，養兒育女是她 生命最崇高的目標。母親的角色將永遠限制女人的活動範圍、思維模式和情感反 應。即使她有社會角色，亦不過是母性角色的延伸，或考量家庭利益而不得不為 的犧牲（楊鴻雁 7）。母親世世代代守護父系名字的傳承，身體成為支撐、豎立 父系社會的沈默底層，喪失做為女性的形象與機會，嚴重削弱她社會物質與經濟 發展的可能，斷絕她的社會位置與女性認同（Grosz 121）。因此，在女兒尋求 性別認同的成長過程中，只能在陽具化的全能母親與被閹割的、無力的母親之間
兒的放逐」（Grosz 122）。對母親來說，她被剝奪自我定義及自主的權利，做為 性欲主體的事實亦被否定。女人只能以生殖能力立足於父系社會，養兒育女是她 生命最崇高的目標。母親的角色將永遠限制女人的活動範圍、思維模式和情感反 應。即使她有社會角色，亦不過是母性角色的延伸，或考量家庭利益而不得不為 的犧牲（楊鴻雁 7）。母親世世代代守護父系名字的傳承，身體成為支撐、豎立 父系社會的沈默底層，喪失做為女性的形象與機會，嚴重削弱她社會物質與經濟 發展的可能，斷絕她的社會位置與女性認同（Grosz 121）。因此，在女兒尋求 性別認同的成長過程中，只能在陽具化的全能母親與被閹割的、無力的母親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