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參與志願服務之解釋觀點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三節 婦女參與志願服務之解釋觀點

Mueller(1975)認為美國志工人數逐年增長是因為個人被鼓勵幫助他人，另一 個原因是理性選擇，追求個人利益，志工雖為無酬工作，卻對將來就業有幫助，並 提升個人資本，因此參與志願服務為女性理性做的決定，並具備正向功能。

Norris&Inglehart(2006)也提到各國政府開始運用正式及非正式的志願服務人力，視 志願參與活動為累積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並緩和社會問題的有效方法之一(引 自劉家勇、葉嘉嶽、楊千儀，2018)。而 Blau(1973)批判 Mueller 的研究缺乏性別觀 點，其認為女性被家庭和孩子限制了參與志工活動的機會，女性參與志工非理性選 擇所能解釋的(引自沈恒伃，2008）。

近來有學者提到女性的平均餘命較男性長，女性進入老年期後的社會參與時 間也會較男性為長(劉家勇、葉嘉嶽、楊千儀，2018)。且以生命歷程的觀點來看，

在人生重大事件的選擇的差異，隨著年齡的增長，也會延續到生命歷程後期的社會 參與模式(Hatch,2000）。藉由上述可說明學校婦女志工參與服務的行為，不僅與婦 女的多重角色有關，也與生命歷程各階段的決定、個人文化資本、人力資本及社會 資本相關，透過此部分的分析視角，我們可以瞭解不同生命歷程中，不同背景的學 校婦女志工志願服務的經驗存在何種差異。

壹、婦女的多重角色觀點

不同性別是否造成志願服務參與行為的影響?對於許多女性來說，志願服務是 她們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角色的自然延伸(Negrey,1993；林惠美，2010)，她們在這些 服務組織中反映了她們在家中作為照顧者和家庭主婦的工作，並相信自己被社會 期望去關心他人的身心需求（Wilson,2000:227）。因此，女性參與志工的比例通常 較男性為高，地方政府社會處(局)所轄志工參與情形來看，歷年來女性參與比例均 多於男性，以2018 年為例，女性志工(199,522 人)多於男性(90,970 人)，男女參與 志工的比例相差懸殊(衛福部，2018)。此外，性別的差異不僅對參與志願服務意願 帶來影響，也會影響服務內容，男性從事較多運動與職業相關的志願服務，女性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較傾向於從事社會福利服務、教育、宗教以及藝術與文化(Musick & Wilson, 2008)。

女性期望透過參與服務的過程獲得深厚的友誼與社區的連結(林惠美，2010；邱士 豪，2011；黃汝珊，2013)。透過上述研究，我們瞭解婦女為志願服務的主要人力，

但相關研究缺乏探討婦女志工如何在妻子、母親、媳婦、照顧者、就業者等多重角 色之下，仍願意從事志願服務?

工作及收入與志願服務的關係，若依角色過度負荷理論(role overload theory)，

工作和志願服務是不可兼顧的；但也有學者認為就業是社會整合和學習公民技能 的一種方式，反而可提高參與志願服務的機會(呂寶靜，2015)。針對家長參與學校 志工的現況，學者考量家長之收入相關變項進行研究，發現低收入戶或單親家庭的 模式使時間成為稀缺資源，難以配合學校的時間表(Stacer & Perrucci,2013)；而當父 母雙方都工作時，其工作幾乎沒有彈性休假的時間來為學校服務，故在家庭和學校 的時間可用性將會縮短(Hornby& Lafaele,2011 )；學校若能配合志工服務時間，給 予即時的回應及滿足個人的需求，則可以促使志工持續參與服務(蘇建倉，2015)。

因此，工作與收入對志願服務的影響並不是受工作時數的長短影響，而是視工作時 間的彈性而定(Wilson,2000)。

Carol(1996)將母職區分為母性(motherhood)和母職(mothering)，母性指社會文 化透過社會制度的運作，對婦女及其家庭關係定義，規範婦女扮演母職的角色與行 為；母職則意旨婦女於生育及養育的生活經歷(潘淑滿，2005)。「母職天生」的想法 使婦女為了陪伴孩子一起成長，寧可延後自己的生涯發展，並對婦女的未來生涯增 加許多不確定性(李宜芳，2011），且學者也提到就業母親之母職角色擠壓自我成長 的需求、社交與休閒時間(謝美娥，2009)。Griffith and Smith(2007)針對母職與志工 參與抱持批判性的觀點，其認為有時候母親不得不到孩子的學校從事志願服務，因 為一旦她們違反「栽培孩子在校表現優異」的母職論述，便會冒著被批評為自私媽 媽的風險，擔憂無法達成「好母親」。

再者，照顧責任的多寡與就業，可能會影響婦女自願參與志願服務的時間長短，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且無論就業水平如何，在家務勞動上，女性花費的時間皆多於男性，故婦女的生活 很容易侷限在家庭私領域裡，與公領域的關聯則越來越少(林惠美，2010)，此限制 了婦女的志願活動以及服務時間的可用性(Hook, 2004)。相關研究提到對全職的家 庭主婦而言，家務工作和照顧家中子女、老人的工作已耗盡其力氣與時間，要能擠 出時間實踐自我理想是相當困難的(林惠美，2010；Pandya,2016)。但也有學者發現 婦女志工參與志願服務的原因，主要與退出職場之後、時間允許的因素有關，且辭 職原因主要是家庭與工作無法兼顧(Stone,2007；沈恒伃，2008）。

而在性別平等程度較高的國家，婦女有更多的選擇和機會去追求傳統上由男 性主導的活動，進而擴展女性活動，但在性別平等程度較低的國家，婦女加入服務 組織的可能性較低或實際上無法獲得(Wemlinger & Berlan, 2015)。學者 Pandya (2016) 於印度研究退休的婦女發現當她們自傳統的照顧角色轉向公領域空間進行服務後，

可以開始談論「我的時間」 (Me Time)，不再以家人為主，就如 Douzina and Faidra(2017)提到志願者不應該是依賴於家庭互惠和約束性的義務，志願服務的利 他主義表示選擇，其理念在公共空間已實現某種自治和賦權。

由於學校志工服務包羅萬象，像是說故事活動偏向於教育性服務、輔導室志工 需要耐心關懷學生又偏向社會福利服務，本研究除了整體看待多重角色對婦女參 與學校志工的影響之外，同為女性的她們，在選擇工作項目上是否有差異?學校婦 女志工是如何在為人母、為人妻、為人媳婦、工作及志願服務者之間，扮演多重角 色並適應勝任呢？也為研究者所關心的。

貳、生命歷程觀點(life course perspective )

生命歷程理論起源於北美，Riley(1979)強調個體生命歷程的變化會改變其周 遭的社會文化環境，個人生命歷程老化過程深受社會環境影響，而新型態的生命歷 程亦會造成社會變遷。Elder 運用 Oakland Growth Study 長期性資料，嘗試著瞭解 1930 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情況下，所得大幅減少的生活世界對當時處於青少年期、

中年期的個體以及其家庭發展產生什麼影響，將其放在歷史脈絡中去理解這些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化的軌跡及理由，進而確立了生命歷程理論的典範，Elder(1994)所提出的生命歷 程理論，主張個人的生命發展受個人決策（human agency in making choices）、人際 連結(linked lives)、歷史與文化(location in time and place)、時機點(timing)四個要素 影響，說明如下:

(一)個人決策:個人受社會環境、時間、社會網絡所影響，經常運用個人能力與喜好，

在各樣客觀環境限制下，尋找應對的方法，以上觀察亦可以算是個人理性計劃的結 果。

(二)人際連結:這是一個動態性的循環，個體依賴與環境中的互動，人與人的連結產 生人際網絡，而也會影響個人的生命歷程的規劃。

(三)歷史與文化:個人在經歷歷史與文化中的不同事件而對生命歷程的影響。

(四)時機點:相同的一件事在不同的時間下進行，往往對個人會有著不同的影響，

每一個生命階段的轉變與銜接，勢必影響下一階的生命歷程。

生命歷程意指是一種有「秩序」的人生，內含社會定義的事件和角色(Giele and Elder,1998)，社會將人們的生命劃分成各種階段，而賦於階段任務並期待人們去完 成。根據Kohil（2007）的三階段生命歷程觀點：青年－準備（preparation）、成人

－活動（activity）和老人－退休（retirement），個人的生命歷程是由年輕時履行學 習的任務，然後積極從事工作，然後發展穩定的關係、組織家庭、結婚和養兒育女，

最後進入退休和依賴家庭成員的階段。個人生命歷程無可避免地與家庭及家庭成 員的生命歷程掛鉤，謹慎安排生命歷程，將促使個體從一個生命階段更好地過渡到 另一個階段(引自陳國康、段然、張宙橋，2015)。

對應不同的生命歷程，年輕志願者認為志願服務是他們的工作和照顧兒女責 任的延伸（Wilson&Musick,2008）、老年志工的時間自由支配高，投入服務的時間 比年輕志願者多(Willigen,2000)。另外，也有研究發現志願服務可以對老年人有益，

由於其生活中經常發生就業、伴侶和育兒角色上的損失，參與志願服務可以提高自 尊及促進社會化，免於角色喪失所引起的無力感和渺小感(Wilson&Musick,20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並彌補日子的空白(Nesteruk & Price, 2011；Pandya,2016)。

從生命歷程理論的角度來看，婦女擁有的資源、能力與機會是生命歷程前期、

中期累積的結果，面對退休、喪偶、照顧孫子女，以及承擔家庭照顧者角色的生命 經驗也不同，且未來女性面臨喪偶、獨居等心理衝擊的機率，更高於男性(劉家勇、

葉嘉嶽、楊千儀，2018)。國內研究發現婦女走出家庭，進入公民社會，「照顧子女」

與「家務工作」成為她們參與志願服務的最大困難(邱連枝，2004)，學者提到婦女 從進入婚姻關係至子女成年後，其社會關係從以丈夫為中心、配合孩子的需求，演 變至大幅度參與社區活動、擴展自己的社會網絡；婦女的私領域生活與角色受社會 規範約束也隨著生命歷程而漸漸縮小，開始規劃自己的生活願景(潘淑滿，2005)。

是故，女性的生命歷程是無法忽略其家庭而被單獨考慮的(吳采玲，2017），生命歷 程除了影響其開始從事志願服務的意願，可能也會影響其拒絕參與或中斷、停止志 願服務(呂寶靜，2015)。

綜觀上述，每個事件要素是環環相扣的，生命的歷程是連續性的，無法精確地 切割，其強調個體在情境中與時間互動的過程，個體在各個階段所扮演的角色具有 不同的含義。每位志工的生命歷程皆不相同，導致其擔任的志願者角色、有多少時

綜觀上述，每個事件要素是環環相扣的，生命的歷程是連續性的，無法精確地 切割，其強調個體在情境中與時間互動的過程，個體在各個階段所扮演的角色具有 不同的含義。每位志工的生命歷程皆不相同，導致其擔任的志願者角色、有多少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