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代書學環境
第一節 學術變遷
王國維說：國初志在經世，一變也；乾嘉肆意稽古，一變也；道咸以降，逆 睹事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又一變也。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 之學新。1王國維這段話頗能概括清代學術發展大要。
清代學術變遷，初期提倡「通經致用」。徐少知在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 術史》出版前言中指出：
所論晚明至清末民初中國學術的發展，由對王學的反動，經清初經世致用 之學，乾嘉考證之學，到鴉片戰爭後之今文經學的學術變遷，大致能抓住 時代脈動，符合歷史之真實。2
學術變遷從清初的經世致用，乾嘉的考證學，晚清的公羊學（今文經），這些學 術思想，在在影響清代書法的發展。清代學術的變遷，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 要脫離宋明理學的窠臼，重返漢唐以前的經學傳統。清代初期學術以實證考據的 方法研治經書，主要是提倡「通經致用」，探討治國安民之道。清代初期學術，
我們可從清初四大儒，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人的思想，窺見其大要：
（一）顧炎武
顧炎武（1613—1682）學術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學、陽明末流空疏玄 學，而強調客觀的實證研究，提出以「經學」代替「理學」的主張。顧炎武〈與 友人論學書〉云：
1 王國維《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頁 720。
2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出版前言》，（台北，里仁書局 2000 年 5 月初版 2 刷），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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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宗羲
黃宗羲（1610—1695）多才博學，於經史百家，無不研究。服膺陽明 學，力主誠意、慎獨之說，認為王學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黃宗 羲嘗謂：
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游談。故問學 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為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 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8
宗羲反對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游談，專用語錄之理學，主張學問必須窮 經、讀史、且求於心，方不為俗學。此皆可見對王學末流之反動。黃宗羲晚年之
《明儒學案序》云：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功夫所至，即其 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
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9
此《明儒學案序》，言盈天地皆心也，而非萬物，乃由於心學重主體性，因為儒 家言道德，而道德首重自覺，故攝外歸內，攝萬物歸主體。錢穆說：
從來言心學者多講本體，而此則重工夫，一也。從來言心學者多著意向內，
而此則變而向外，二也。從來言心學多重其相同，此則變言萬殊，三也。
且不僅與從來言心學者異，即梨洲平日論學，亦與此序議論顯有不同。梨 洲言離心無所謂性，既主蕺山之慎獨，則不得謂「心無本體」。梨洲雖極 重工夫、重行，然既主慎獨工夫愈收歛則欲推致，欲在主宰上覺有主，即 工夫須從本體生，不得謂「工夫所至即是本體」矣。10
由錢穆的分析，可見黃宗羲晚年重工夫、重行，但批評宗羲所言「心無本體，工 夫所至即其本體」之謬誤。此《明儒學案序》乃宗羲八十四歲作，誠可謂黃宗羲 晚年定論也。其所著《明夷待訪錄》，被視為中國自由思想的啟蒙者。
（三）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究心理學，持論甚卓，近三百年所未有。主張「氣
8 《清史稿校註第十四冊》，（台北國史館印行 1990 年 2 月出版），頁 10971。
9 黃宗羲撰《明儒學案˙自序》，（世界書局印行台北 1984 年二月四版），頁 1。
10 錢穆著《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史》，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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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論」，認為氣既是物質性也是第一性的東西。王夫之繼承並發展張載的氣一 元論思想，認為氣是宇宙的唯一實體。他說：「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 物，亦無間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範圍也。」11由其氣一元論出發，王夫 之具體闡釋了理與氣的關係。他認為，理氣相依，理在氣中，氣者理之依也，理 者氣之理也，理是氣的內在規律，氣外更無虛托孤立之理，理與氣不可分離，亦 就是說理即在於氣中，氣外無理。其論道曰：
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無其道則無其 器，人類能言之。雖然，苟有其器矣，豈患無道哉？…天下之用，皆其 有者也。吾從其用而知其體之有，豈待疑哉？12
夫之此言「天下惟器而已矣。」與程、朱、陸、王所主張的心、性、理是第一性 剛好相反。道者器之道，苟有其器矣，豈患無道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而夫之不認道在器外。有關夫之體用、道器之辨，錢穆說：「顏習齋、
戴東原不認理在氣先，猶之船山不認道在器外，體在用外也。」13關於「致用」
的思想，王夫之指出：
所貴夫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
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已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為？14
王夫之治史學，是以經世致用為目的，是清代最早提出「史學經世」觀念的人。
（四）顏元
顏元(1635～1704)激烈反對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所提倡的靜坐誦讀，空談 性命，不務實際。強調「習」和「行」的重要性，講求實用，是顏元學術的最 大特色。對清初樸實學風的形成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他的實學思想為其學生 李塨繼承和推衍，形成顏李學派。顏元的思想，可用一個「用」字作代表。曾 說：
陳同甫（亮）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 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 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15
11 王船山《張子正蒙註˙太和篇》。
1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王船山周易外傳卷五˙繫辭上傳》，頁 106。
13 錢穆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三章王船山》頁 107。
14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六》（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6 年 3 月初版），頁 156-157。
15 《顏習齋年譜卷上》丁巳四十三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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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思光此言顧氏以致用為目的，致用則須通經，而經義內容無定準，於是通經乃 轉而為考古。此乃清代中期學術何以轉向考據原因之一。代表學者有惠棟、王鳴 盛、戴震、段玉裁、錢大昕、趙翼、崔述等人，提倡考證之學。戴震在考據經學 方面貢獻甚大。錢大昕、趙翼、崔述等則在考史方面貢獻較大。
章學誠認為治經必兼治史，離開歷史就無法正確掌握經義，主張「盈天地間，
一切著作，皆史也。」23提出「六經皆史」的重要主張。是皆以考證、訓詁治經 學、小學者也。乾嘉考證學的基本精神是收集確鑿證據，尊重客觀事實，講究實 事求是的態度。有關戴東原的哲學，周世輔認為：
戴東原的學問是多方面的，其論理氣，論人性，論理欲，都以反宋學為 中心；其重視考證，則將經世之學引入了考據途徑，使大多數清儒以漢 學反宋學，而忘記學以致用了。24
考據本為通經之方法，如今成了學術主流，反而忘了通經是為了致用。這種現象 當然也反映在書學上。當時士人強調識字才能通經，通經才能理解聖人所要傳達 的意義。朱筠以文字訓詁教士，謂讀書必先識字，又重視金石文字。《清史稿》
云：
筠博聞宏覽，以經學、六書訓士。謂經學本於文字訓詁，周公作《爾雅》，
〈釋詁〉居首；保氏教六書，說文僅存。於是敘《說文解字》刊布之。…
時有朱門弟子之目。好金石文字，謂可佐證經史。」25
朱筠推崇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謂經學本於文字訓詁，而該書為第一部以分析 字形及考究字源的書，書寫字體以小篆為主。此時期受《說文解字》影響的小篆 書家有錢坫、孫星衍、洪亮吉等人。錢坫精地理、文字訓詁之學，工篆書，著有
《說文解字斠詮》。孫星衍是經史學家，考據學者，擅金石學，後專事經史文字 音韻訓詁之學，兼及諸子百家，工於篆隸。洪亮吉以詞章考據聞名，尤其擅長輿 地。與學者孫星衍友善，曾先後充安徽學政朱筠、陝西巡撫畢沅等幕府。
三、清代晚期學術
晚清道、咸、同、光間為清學術銳變時期，此時期西方勢力來侵，整個中國 文化思想進入一新挑戰階段。蓋自雍正禁教，一百年來，中國閉關自守，而西洋
23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內篇˙易教上》，（廣文書局 1981 年 8 月再版）第一句。頁 1。
24 周世輔著《中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 1980 年 8 月出版），頁 439。
25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清史稿．列傳 ,485 卷 ,13393-1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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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進步中。清代咸豐、同治時學術上漢宋之爭，以為漢學專研訓詁，宋學專 研義理。漢學有其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以使漢儒信服；宋學有其精微，
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使宋儒信服。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實 各有優劣。廣東陳澧（1810-1882）以會通漢宋為其治學目標，其《東塾讀書記》
體例全仿《日知錄》為會通漢宋之代表作。另作《漢儒通義》。其曰：
宋元明儒者，自出己意，以說經義，竟無人於漢儒傳注內，尋求義理，孰 知鄭君之注，義理深醇如此耶。26
鄭君即鄭玄，漢儒義理在傳注內。會通漢宋的思想，是一進步觀念，講宋學而不 講漢學，則如前明之空陋；講漢學不講宋學，則如乾嘉以來之膚泛。
學術向以經學為主流，陳澧雖有會通漢宋思想，但對西方的學術仍普遍表現 漠視，直至嚴復、康有為等，才真正對西方重視。晚清代表學者有莊存與、劉逢 祿、龔自珍、魏源和康有為，提倡重視今文經學（公羊學），講求經書中的微言 大義，藉以批判現實社會和政治積弊，探求變革良方，他們的治學精神是「托古 改制」。劉恆說：
道光以後考據學派逐漸衰退，經太平天國的動亂，內憂外患的打擊，清 朝統治下的社會矛盾紛紛顯露，考據學的繁瑣支離，和對現實社會的漠 不關心，使得人們對它興趣愈來愈小。相反的今文經學，以其經世致用
道光以後考據學派逐漸衰退，經太平天國的動亂，內憂外患的打擊，清 朝統治下的社會矛盾紛紛顯露，考據學的繁瑣支離，和對現實社會的漠 不關心，使得人們對它興趣愈來愈小。相反的今文經學，以其經世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