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代書學環境
第三節 考據學的發展與影響
考據學的興起，除政治環境的因素與大興文字獄外，儒學內部的發展也是重 要原因。清儒對理學的批判大都集中在理學玄虛、難以驗證，因此清儒普遍具徵 實的學術態度，講求經世致用。康、雍、乾三朝大興文字獄，知識分子為了避開 文禍，不得不放棄崇實、重體證的經世致用宗旨，走向單純的考據。因此清代前、
中期學術，考據學取代了理學學術主流的地位。
一、考據學發展的契機
清代考據學為什麼興起？梁啟超說：「清學的出發點，在對於宋明理學一大 反動。」51章太炎從政治觀點、反滿情緒而提出「學隱說」，亦即主張清學興起，
是由於清廷高壓箝制思想、文網太密，學者只好逃於訓詁考證中所致。錢穆則支 持姚鼐等人之看法，認為「清漢學之興，是對八股時文的反動。」52
宋明理學朱陸的論爭，到明代羅欽順與王守仁的對峙。羅欽順從儒家經典中 找證據，提出一個解決理學內部爭論的方法，認為一切學理都應取證於經典，希 望藉此解決朱陸之爭，這論斷被視為是理學轉向乾嘉考據學發展的契機。
考據學的興起，以經學取代理學，並以之做為解決朱、陸義理之爭的憑據。
有幾種不同說法：
（一）余英時從儒學內在思想理路來看待清學興起，認為這就是導致考據學興起 的主要線索。他說：
根據智識主義的觀點發展下去，則必然會導致義理的是非取決於經典的決 論，看看誰的話真正合乎聖賢的本意，這就要走上清儒訓詁考證的路上去 了。53
余英時認為清代考據學興起是由儒學轉向智識主義，亦即由「尊德性」轉入「道 問學」，所開出來的學術型態。亦即儒學中智識主義一脈，獲得重視與發展的結 果。
（二）張麗珠則認為理學重形上，導致缺乏經驗，轉而重客觀實證。她說：
清代考據學的興起，是儒學在充分開發了形上思辨領域後的轉向開發形下 氣化經驗領域。…明清之際的思想變革，為清初重視客觀實證的經學復 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原則。所以清代考據學，它是立足在重氣化的思想
5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三》，（台北里仁書局 2000 年 5 月初版），頁 12。
5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姚鼐、李兆洛、王昶是皆以清代漢學為激起於八股也。頁 154-155。
53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聯經 1975 年），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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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回顧文化、總結歷史經驗的特徵。
二、考據學的成就
清代乾嘉考據學派，主要分為「吳」、「皖」兩派，「吳派」以惠棟為首，「皖 派」以戴震為宗。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對吳派「凡古必真，凡漢皆好」， 有「功罪參半」的評論58。皖派學風，著重證據，廣徵博引來評斷是非，不拘泥 於「古」、「今」，戴震學識廣博，精通天文、曆算、地理、音韻、文字、史學、
金石、校勘等學，後世史學尊為考據學派的主流。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 史》中歸納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總成績，主要的有（一）經學、小學及音韻學。
（二）校注古籍、辨偽書、輯佚書。（三）史學、方志學、傳記及譜牒學。（四）
曆算學及其他科學、樂曲學。59
乾嘉考據學，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尚實證、重論據、善歸納、辟偽妄，展現 了西洋科學研究方法的精神。考據學派的成就，林啟彥歸納為四項：
1、整理和考訂古代經書。如《易經》、《古文尚書疏證》。
2、文字學和聲韻學上有重大成就。如《說文解字注》、《說文通訓定聲》。 3、對古籍的校勘與辨偽也有很大的成績。如《墨子》、《逸周書》、《水經注》、
《古今偽書考》、《二十二史考異》。
4、對散佚的古籍文獻的輯佚工作，成績斐然。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已佚 的古籍三百多種。60
研究者歸納後認為清代乾嘉考據學的貢獻主要有三：一是產生了大批訓詁名著。
二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加以整理訓釋。三是發展客觀、精密的研究方法，即考 據法。對古代文獻的整理、治經、治史方面有很大的貢獻，且發展出聲韻學、訓 詁學、輯佚學、校勘學等學科。文字學與聲韻學方面，尤為超越前人。其中文字 學的研究與書法關係密切，尤其對寫小篆者影響最大。此外考據學復古學風，對 篆刻藝術的發展影響甚大，篆刻的載體是篆書，而考據復古學風，造成篆書的復 興，也促成篆刻的繁榮。
三、考據學的缺失
乾嘉考據學固有其貢獻，但其缺失也該留意。張君勱歸納清代考據學的三項
58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31。
59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副標題》，頁 249，315，381，471。
60 林啟彥編著《中國學術思想史˙清代學術思想》，頁 26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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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他說：
1、訓詁考據家往往只是六經的注釋者，他們不能發明新義，不能 產生一套思想體系作為人生的指導原則。正如批評考證派的人所 說，他們只是常拾取學術的「殘渣」。
2、考據家甚至忽視《六經》之後出現的朝代史，而這些朝代史對 學術研究也是同樣重要的。
3、他們致力於名相，如「道」，或玉器的研究，他們整個心思都放 在 這些名言器物上面，因此不可能產生對宇宙天地之原創性看 法，他們充其量只能算是匠人，而不能成一家之言。61
由張君勱的歸納，我們可看出考據學的侷限與缺失。此外考據學背離清初的「經 世致用」，使學問脫離了實際生活。林啟彥說：
乾嘉考據學家，由於受到清廷文化政策的約制和束縛，遺棄了明末清初 學者「經世致用」、「六經之旨，當世之務」的為學宗旨，使其學問脫離了 實際，喪失了生氣，陷入鑽牛角尖式的考據學泥沼中，難以自拔，與顧、
黃、王諸先生的學問精神及氣魄之高偉，實無法比擬。62
清考據學在清廷文化政策約制束縛下，陷入鑽牛角尖式的泥沼中，脫離了「經世 致用」、「六經之旨，當世之務」的宗旨。然而考據學流風所及，掀起了歷史上少 有的古文字熱。掀起文字學、金石學的研究，啟發了書法家的思路。
61 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台北弘文館出版社 1986 年），頁 545-546。
62 林啟彥編著《中國學術思想史》，台北書林出版公司 2003 年 9 月 8 刷，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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