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代書學環境
第四節 金石學興起
金石學興起，是在考據學影響下，自然發展而來。由於文字獄法網甚嚴，學 者究心考古，以金石為證經訂史之具。加以出土的碑誌、金石日多，於是開啟了 寫碑的風氣。使清代書法在篆隸方面有了新的發展。
何謂金石學？朱劍心說：「研究中國歷代金石之名義、形式、制度、沿革；
及其所刻文字圖像之體例、作風；上自經史考訂、文章義例，下至藝術鑑賞之學 也。」63金石學作為專門之學，始于宋代歐陽修著《集古錄》。所謂「金」是指 古代金屬器物上的銘刻，而「石」是指碑碣、墓誌、造像、摩崖以及其他石刻。
金石學中衰於元明，至清代又高潮復起，遂成顯學。在顧炎武倡導之下，考證經 史的古文經學，崇尚求實，秦、漢、魏碑碣被經學家當做解經證史的活化石。元 明兩代，金石之學衰頹，原因與學術風尚不重實學有關。金石研究的內容與方法，
大約不出於著錄、摹寫、考釋、評述四端。
一、金石學興盛的原因
入清以後，金石學興盛，朱劍心說：
入清以後，百年之內，海內承平，文化溥洽，而斯學乃復興焉。三古遺物，
應世而出，金石之出於丘壟窟穴者，計十數倍於往昔；而自光緒季年甲骨 之發現以訖今日，若陶器，若簡牘，若封泥，皆出於近數十年之間。其數 量之多，年代之古，與金石同；其足以考經證史，亦與金石同，皆古人所 不及見也。64
清代出土文物日多，皆是古人所不及見也。清代金石學興盛的原因，康有為在《廣 藝舟雙楫》云：「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後，小學 最盛，談者莫不藉金石以為考經證史之資，專門搜集，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 亦盛。」65研究金石文字的學者，大都有好古尚奇的習慣，而在書法的實踐，引 起對金石碑版的重視與篆隸的復興。
清代乾、嘉時期，金石學步入發展階段。對於文字獄造成乾嘉考證之學興盛，
雖有不同意見，但持肯定者眾。自雍正十三年乾隆登基，到乾隆四十六年，經歷 了十二次文字獄。儒家本以經世致用為尚，如今為了避禍，學者只好把心力轉為 金石碑版研究，以免遭劫遇難，金石考據著述之風因而大盛。
清初學術反對空疏學風，以復古為追求標誌。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云：
63 朱劍心《金石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5 年 7 月 2 版），頁 4。
64 朱劍心《金石學》，頁 24。
65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尊卑第二》，（台北金楓出版社 1999 年 4 月 1 版），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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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學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學也。自顧炎武著《金石文字記》，實為斯學濫 觴。繼此有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陳介祺之《金石文字釋》皆考證精 徹，而王昶之《金石萃編》，薈錄眾說，頗似類書。」66學者究心考古，小學既昌，
藉金石以為證經、訂史之具。考據之學規模宏大，在聲勢上超過了經世致用之學。
乾隆年間曾據清宮所藏古物，纂《西清古鑒》等書，推動了金石研究的復興。
劉恆將乾、嘉時期研究金石碑版的學者，從其興趣關注和治學方法而言大約分為 三派，劉氏說：
一派專重考據，以碑文內容來補正經史缺誤及金石制度本身的發展規律，
以錢大昕為代表；一派長於搜羅著錄，匯集前人考證題跋，為研究者提供 檢索之便，以王昶為代表；另一派則專門比較拓本的新舊，存字的多少，
關鍵點畫的完缺及書法特點的賞鑒，以翁方綱為代表。67
三派中翁派最重舊拓、精拓與賞鑑，與書法臨習影響最深。在搜訪金石碑版的書 法家中，黃易是最為活躍的人物之一。劉恒《中國書法史˙清代卷》載：
乾隆五十一年秋，黃易在嘉祥縣訪得漢《武班碑》、《武氏石闕銘》及 《武梁祠畫像石》，並在其地建室保護，立碑紀念，翁方綱為此撰寫了《重 立武氏祠石記》。嘉慶元年，黃易又在河南開封、鄭州、嵩山、洛陽、衛 輝等地作一次長途訪碑旅行，歷時四十多天，得碑四百多種，尋幽探勝、
滿載而歸。68
黃易的訪碑活動與成就，在金石界引起轟動。收藏石刻拓片 3000 多種，在當時 佔有重要地位。乾、嘉之際，山東是訪碑活動最活躍的地區。畢沅任陜西巡撫期 間，曾對關中一帶碑版石刻調查紀錄，著成《關中金石記》，對西安府學內所保 存歷代碑刻，進行全面修繕，奠定了「西安碑林」的規模。凡此皆可見清代金石 學的興盛。
總之，歸納清代金石學興盛的原因有三：一是碑學乘帖學之壞，因之以大盛。
二是文人學者為避文字獄之禍，轉向金石研究。三是訪碑、考古活躍，出土文物 日多。
二、金石學研究的特色
清乾、嘉為金石學全盛期，其研究特色，郭名詢歸納如下：
66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4 年二月 1 版），頁 94。
67 劉恒《中國書法史˙清代卷》，頁 160。
68 劉恒《中國書法史˙清代卷》，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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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石學對書法的影響
利用金石碑刻作為取法對象，從而脫出法帖籠罩，另闢蹊徑，就是金石學對 書法的影響。楊守敬《書學邇言》云：「乾嘉間之書家，莫不胎息于金石，博考 名迹。」72嘉慶中，阮元作《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大力提倡碑版，特別 是六朝碑版，並提出了一個新的書法史發展模式。沙孟海在《清代書法概論》中 說：
清代學者研究小學、金石最專門，成績超越前代。小學主要研討古代語言、
文字、聲韻、訓詁，屬於經學範疇，但同時帶動了篆學。金石學主要征集 研討古代銅器碑版有銘刻的遺物，屬歷史學的範疇。但同時亦帶動各體書 法。73
從金石學興起後，研究和寫篆、隸書的人開始劇增。如：何紹基、楊沂孫、張裕 釗、楊峴、趙之謙、吳大澂、徐三庚、楊守敬、吳昌碩、沈曾植、康有為等以金 石學為基礎的書派，成功地完成了書法的變革。馬宗霍《書林藻鑑》云：
小學既昌，談者群藉金石以為證經、訂史之具。金石之出土日多，摹榻之 流傳亦日廣。初所以資考古者，後遂資以學書。故碑學之興，又金石有以 成之也。74
金石學家大都具書家身分，篆、隸書始終和金石考據、文字學聯繫在一起。金石 中鼎彝、石刻，圖繪花紋之美，可考審美觀念之演進，璽印、封泥，古雅絕倫，
為千百年來篆刻家所師法，足見我國藝術活動與金石學可謂形影不離。考據學帶 動文字學、金石學的研究，古文篆隸因之得勢，書風古茂峻奇，開起清代書法中 興的契機。高明一說：
乾隆、嘉慶之際興起金石學氛圍下，翁方綱與阮元引用考古出土物與歷史 文獻的交互比對，釐清了中國書體演變的歷程。翁方綱為當時學術泰斗，
亦是《四庫全書》金石方面的總纂官，他的貢獻是整理劃清了秦、漢至隋 唐間書體的演變，並給予「古隸」、「分隸」、「楷隸」適當的書體名稱沿用 至今。75
72 楊守敬《書學邇言》，（台北華正書局 1984 年 2 月初版），頁 101。
73 沙孟海著《沙孟海論書文集˙清代書法概說》（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
74 馬宗霍《書林藻鑑》上册，（台北，世界書局，1982 年 5 月 2 版），頁 340。
75 高明一著《中國書法簡明史》，（台北雄獅美術 2009 年 5 月出版），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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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也是透過這三種字體來顯現。由出土文物日漸增加，使書法學習重心轉向，
原本重視帖學遂轉為重視碑學。姜一涵說：
金石派書畫最可貴的特點在於通過研究金石（地下出土文物）以與古代 文化人的精神生命相融互通，和祖先的靈魂冥契為一體。然後再把這些 「文化內涵」有效地表現在自己的書畫上，能夠有效地表達這種文化內 涵的書畫家，最成功的是吳昌碩、齊白石和黃賓虹。…若能透過地下出 土的金石，進入古代的歷史（時空）文化中，其作品自然能表達三度、
四度空間…我叫它「歷史的存在」。78
姜一涵認為書法要能透過地下出土的「金石」研究，進入古代的歷史時空文化中，
能在作品中表現出三、四度空間來，才能稱之為「歷史的存在」。
總之，清代金石學的發展，由顧炎武之《金石文字記》，首開清代鐘鼎碑石 文字之研治，而錢大昕、王昶、畢沅、翁方綱等為代表的著名學者對金石文字的 重視和研究，直接推動了碑派書法的逐漸繁盛。翁方綱精於金石學，開書學家研 究金石之風，是道光以後碑學勃興的重要誘因。
金石學家對清代書法影響，清初首先是隸書，被朱彝尊稱為八分古今第一的 鄭簠，他主要師法《曹全》、《史晨》等碑。清中期取法漢碑者眾多，如：錢大昕、
翁方綱、黃易、錢泳、阮元。師法篆書則分兩類：一則師法斯、冰之小篆，有王 澍、錢坫、孫星衍、洪亮吉等。一則師石鼓或鐘鼎金文，如：張惠言、楊沂孫、
吳大澂、吳昌碩等，由漢碑再拓展到學北碑。由於清代金石學發展的優越條件，
清代篆刻藝術發展更為蓬勃。
楊守敬對於碑學的研究和推動發展，其貢獻在將清代碑學及金石學的成就傳 播到日本，影響日本書壇甚大。康有為所著《廣藝舟雙楫》可謂以金石學為基礎 而完成的書學著作。民初羅振玉和王國維是當時集大成的學者，馬衡所著《中國 金石學概要》，則對金石學作了比較全面的總結。
78 姜一涵《書道美學隨緣談（二）》，（台北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 2001 年 4 月初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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