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部署與生命權力

第一項 什麼是「安全部署」？

傅柯在 76 年《性特質史Ⅰ》和《必須保衛社會》最後部分關於「人口」的 討論叢集裡，明顯地拉扯出另一條抽動「生命政治」概念的軸線，另一條不同於

「紀律性權力」的軸線。77 年休假未上課，等到 78 年開始上課時，傅柯旋即集 中火力在處理「安全部署」的問題，直到第四個禮拜的講座才進入該年度的研究 題旨「治理性」，可見，「安全部署」這個被傅柯置放於「生命權力」（bio-pouvoir）

脈絡下的概念，確實是位處傅柯權力理論的要塞。78 年第一堂講座（78 年 1 月 11 日）的第一句話，傅柯就表示他該年度所要研究的即是「生命權力」：「一組 機制的集合體（ensemble），透過該形成人類生命現象（biologiques）基本性格的 機制，其得以進入某種政治的內在、某種政治性策略的內在，或者是說某種權力 的一般性策略的內在。」Blanchette 認為此一定義亦同時描繪了所謂「安全部署」

一般性特徵（2006 ：6）。

那麼，什麼又是「安全部署」？於此我們可能得拆成「安全」與「部署」兩 個概念來看，先是「部署」：在77年〈傅柯的遊戲〉（“Le jeu de Michel Foucault”）

這場訪談裡，傅柯曾給過“dispositif”定義並歸納其特質如下：1、「部署」所涉及 的乃是潛在地吸納所有諸如論述、制度、法律、警察等舉措及哲學命題……等的 異質性整體，它是在這些元素間所建立起的「網絡」(réseau)，不論這些元素是 否是論述性的；2、「部署」總是帶有某種具體的策略性功能且總是位於權力的 關係中；3、以這種方式，「部署」乃導致了權力和知識種種關係的「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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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isement)。⁶⁵

如果說「部署」乃是由複數個作用機制所拼組而成，並且這些相為異質的機 制彼此間可能又互有牽涉，那麼，它們所共同擔負的「安全」概念是什麼？這也 是傅柯拋出的問題：「從『安全』這個字身上，我們要理解些什麼？」在1月11 日他主要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安全」這個概念：竊盜犯罪及其懲罰問題以及痲 瘋病、鼠疫、天花的防疫工作。總之，我們大約可以將「安全部署」視為是「生 命權力」脈絡下的一種執行技術或工具，「生命權力」即是通過「安全部署」的 操作來達成其所設想的目標。

一、「安全」概念的內涵

首先是竊盜犯罪的問題。傅柯認為這種犯罪問題的處理會經過以下三個階段 的調整：1、單純以禁止或誡命的形式訂定犯罪構成要件及效果。2、除了前述第 一階段的工作之外，一方面，開始在犯罪尚未發生之前即進行一連串的監視、控 制；另一方面，開始對罪犯施以強制工作、教化、矯治等懲罰技術。3、最後，

不管是「懲罰法律的施行」或是「矯治性懲罰的實施」都會被以下這樣的發問所 支配：「這種類型的犯罪平均率是多少？」於此傅柯所要強調的，即是作為犯罪 行為的問題框架的第三階段。從此一問題框架來看，犯罪變成是一種統計預測的 問題：時間、地區、刑罰系統的因素會增加或是減少犯罪率？飢荒、戰爭、嚴酷 或溫和的刑罰會影響犯罪比例嗎？再往前看，還有實施懲罰的社會成本問題：當 有人因竊盜被逮捕時，值得懲罰他嗎？懲罰他要付出什麼成本？他真的能被矯治 成功嗎？對此，傅柯總結道：

「問題會在於，我們要知道如何將某種犯罪類型（例如竊盜）維持在社會上、

經濟上都可接受的界線之內，維持在一個平均值附近，且這個平均值對既定 情況下的社會機能而言會是理想的。」

這就是「安全部署」，它不是以禁止或允許作為其兩個端點的法律體系，也 不是外於法律、立法、司法的紀律性機制；其所顯露出來的社會現象，可以被以 下三個面向所涵括：1、一連串的「偶發事件」（événements probables）；2、「成        

65 此處，我們直接引用了楊成瀚（2008：241-2）的翻譯整理。“dispositif” 是個非常困難的概念，

不好懂，翻譯上也不好處理，我們確實沒辦法在這裡詳論。給讀者的建議是：將「安全部署」理 解為生命權力的執行技術，重點在於「安全」的內涵與特徵（詳後述）。至於「部署」這個用語，

傅柯在很多地方使用過，譬如在《性特質史Ⅰ》出現的「性特質的部署」（dispositif de sexualité）；

如果要將這幾個「部署」概念全盤地綜合分析一番，可能就需要另一本碩士論文來專門處理了。

正文所羅列的三項特質應該足以暫時充作我們對此概念的基礎認識，關於“dispositif”的延伸閱讀 可以參看 Brossat（2008）與楊成瀚（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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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計算」（un calcul de coût）；3、「理想均值與可接受界線之確定」（fixer d’une

moyenne considérée comme optimale et puis fixer des limites de l’acceptable）

（STP ：6-7；4-5。粗體為筆者所加）傅柯即是以這三件事來標誌「安全部署」

的主要特質。

再來是關於痲瘋病、鼠疫、天花的疫情控制⁶⁶。流行在中世紀的痲瘋病係以 隔離患病者與非患病者的極端方式，進行「排除」（exclusion）；16、7 世紀時對 鼠疫的抗制，則是對疫區採取所謂的「分區控制」（quadrillage），劃定地區與城 鎮，強行規定該區塊的患病者何時可以外出、何時必須在家、吃怎樣的食物、禁 止他們特定形式的接觸，並且要求他們必須將家門打開，好讓自己得以呈現在視 察員（inspecteurs）的眼前—我們可以說，這就是紀律性形態的系統；最後，18 世紀的天花則是將問題轉向發病率、致死率、接種牛痘的風險、整體人口的感染 比例等。（id：11-2；9-10）

就這兩種相似類型的例子來看，我們似乎可以歸納出某種「權力的演化性 格」，亦即，不同的歷史性階段似乎就會依勢殖衍出不同的權力運作機制—但這 樣的推想太過片段、太過化約。在傅柯的思考中，其實並不存在時序意義的法律 年代、紀律性年代或是安全年代，如果我們仍以古老、現代、當代這樣的特徵去 標誌這些權力機制，那將會迷失（miss）問題的核心。安全機制的出現並未排除 或取消掉司法審判（juridico–légale）結構或是紀律性機制，反而是我們可以看 到：紀律性機制不僅是從 18 世紀開始現身，它其實早已經出現在司法審判的法 規（code）之中；另外，同樣是在懲罰系統，與日俱增的立法（législatives）標 準、條例（règlements）、命令（décrets）允許了安全機制的引進（implanter），

並使得安全機制順利啟動；相同地，隨著安全機制的建置，紀律性素材（corpus）

也開始大規模地活絡起來—因為要確保這樣的安全，「我們得訴諸在安全機制底 下滋生（foisonne）並確保其運作的整套紀律性機制」。（STP ：8-10；6-8。粗體 為筆者所加）

於此，我們暫時沒辦法全面地釐清法律（loi）、紀律性權力與安全部署之間 的附合、從屬或是結盟關係，但應該可以簡單小結如下：在 78 年 1 月 11 日這天 的講座裡，傅柯不斷地阻止我們以歷史性排序的觀點將這三者串接起來，並以竊 盜犯罪的懲罰問題作為參考藍本，幫我們梳理了（他過去幾年所談的）「法律的 司法審判系統／紀律性機制」與新面孔「安全部署」互動的基本態勢；在這之中，

安全部署似乎是佔據了整個權力運作的制高點，得以圓滑地將其意志（預測、成 本、均值等觀念）下達給司法審判法規與紀律性機制，使它們亦能為「安全部署」

貢獻心力，正如傅柯就此部分的小結以及他對未來這一年講座的想望：

66  「哪，又來了，這些都是我已經提過幾百次的例子了。」傅柯忍不住碎念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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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著在今年講座向各位所提出的是：這一些的安全技術是建立在什麼之 上—對此，我們要先瞭解到的是（étant entendu que），它們之中的每一樣技 術，相當程度上乃是建立在司法審判（juridico–légale）技術與紀律性技術 的相互作用與轉化（transformation）之上……」。（id ：11；9）

二、「安全」概念的特徵

經過前面一個段落的討論，我們大致上已經循著傅柯所提出的兩則範例（竊 盜犯罪與懲罰問題，以及痲瘋病、鼠疫、天花的防疫工作）摸索出「安全部署」

的形貌。為了能夠更精確地把握「安全部署」，我們緊跟上傅柯的步伐，再往前 一點探入這個概念的四個主要特徵 ：安全空間（les espaces de sécutité）、偶然性 的處理問題（le problème du traitement de l’aléatoire）、關於安全的正常化

（normalisation）形式以及人口現象作為安全機制的主體與客體（STP ：13；11、

Blanchette,2006：6-7）。關於安全的正常化，在第一章時我們已經將其與紀律性機 制中的「規訓」（normation）對照討論；至於「人口」概念的興起，我們安排在 稍後的段落併同《性特質史Ⅰ》、《必須保衛社會》一起討論。於此，我們僅就「安 全空間」（les espaces de sécutité）⁶⁷分析之。

就「空間」這個概念來看，傅柯認為主權權力所關注的是領土（territoire），

紀律性權力所投注的是在個人的身體上，至於「安全」則是覆蓋在整個人口現象，

傅柯所要談的正是這三者對於空間問題處理上的相異之處。於此，他提出一則用 以解說「安全部署」的範例—「城鎮」（ville；town）。在整個 17 世紀及 18 世紀 初，「城鎮」其實擁有多個獨出的特性：它在法律（行政）定義上與其它的領土 空間不同；它原則上是個由城牆所環繞的封閉空間，同時這也不單是軍事上的防 禦功能而已；它的社經情況要遠比鄉村來得複雜。不過 18 世紀以降，隨著行政 國家的發展以及商業貿易的蓬勃，「城鎮」的問題就多了起來。傅柯接著又舉了 好幾個例子：法國 Poitou 和 Touraine 邊境上小城鎮 Richelieu 的建造，以及 18 世紀 Nantes 的城鎮改造計畫；為求扼要，我們於此僅就後兩者在當時候各自的發 展光景做簡單的比對：

從路易 13 世至路易 14 世這段時期⁶⁸，Richelieu 這座小城乃是從一片荒蕪開 始建造，並以羅馬軍營的構造為模型—也就是根據對稱原則的長方形結構；其 次，雖然整座城市乃是以長方形結構排列而成，然而由於相互平行或垂直的街道 距離不同，導致整座城市被劃分成不同大小的長方形區塊（quadrillage）。其中，

67  以下關於「安全空間」的分析係整理自 STP：17-23；15-20，並同時參考了 Louis-Philippe Blanchette

（2006：6-8）對此部分傅柯文本的解讀。 

（2006：6-8）對此部分傅柯文本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