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規訓」與「調節」交織的正常化社會
第二節 生命權力與國家
第一項 從紀律性機制的國家化到生命現象的國家化
在本章第一節的部分，我們簡單引述了傅柯的說法認為「生命權力」（其技 術工具：安全部署）的權力意志不僅可以發交給「紀律性權力」與「法律」（條 例、規則、命令）執行，甚至生命權力的核心理念「成本」、「均值」、「預測」也 得以一併匯入「紀律性權力」或「法律條文」（loi）之中。這樣看來，這個最慢 熱身的權力機制反倒成了傅柯權力理論中最為顯赫者。我們也曾經提及，一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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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必須保衛社會》的最後一堂講座以及同年 10 月出版的《性特質史Ⅰ》的 最後一章，傅柯才開始談論「生命權力」（生命政治）的問題，以致於包括 75 年
〈傅柯的 X 光透視法〉71這篇訪談以及《必須保衛社會》的第二回講座，彼時他 所稱的「正常化社會」都還只是附著在紀律性權力的「規訓」模式之上；不過，
如同我們剛剛曾引述的，傅柯在 76 年最後一堂講座的開場就表示他注意到了：
從 19 世紀開始權力負起了照管生命的責任，「這同時也是『某種生命現象的國家 化』」。因為生命政治的客體是「人口」，並且又以「安全」理念作為施政方針，
所以基本上我們不難想像「國家」確實可能將生老病死等生命現象納入其管轄範 圍；另外，我們也沒忘記「紀律性機制的國家化」（l’étatisation des mécanismes de
discipline）—沒錯，正是構築「紀律性社會」
（la société disciplinaire）的第三項 要素—同樣也是國家肩負起擴張紀律性機制的任務。首先，在「紀律性機制的國家化」這部份，傅柯認為治安（la police）具有 非常複雜的機能，因為它將君主的絕對權力與散佈在社會中最細微的權力結合了 起來，因為它在不同的封閉體制間（監獄、軍隊、學校）展開一面過渡的網絡，
在它們所不能干預的地方行動，對無紀律空間進行紀律化（disciplinant）。這個 從 18 世紀開始組織的治安機構（l’appareil policier），等於是承認了紀律性機制的 一般化已經觸及了國家的範圍（SP：217；214）因此，國家確實介入並潤滑了紀 律性機制的運轉，甚至將補足了紀律性權力所不及之處，但傅柯接著強調：「『紀 律』既不會等同於一種體制也不會等同於一種機構。它是一種權力類型，一種行 使權力的模態（modalité），同時包含了一整套的工具、技術、程序、應用層次、
目標。」簡單地說，傅柯並不想使我們誤以為紀律性權力可以和治安機構或是國 家劃上等號，紀律性機制的國家化就只是構築「紀律性社會」其中一個環節而已—
雖然是確實非常強大的一環。
那麼，「生命現象的國家化」呢？傅柯在《安全、領土、人口》前面三講專 注在「安全」概念的分析，幾乎沒有提及「國家」的定位，一直要到著名的第四 講〈治理性〉（78 年 2 月 1 日）才開始引入國家的角色。以下我們就簡單地從傅 柯對「治理性」的定義，進一步探討「生命權力」與「國家」之關係。
第二項 治理性或國家理性
雖然 78 年講座的題稱是《安全、領土、人口》，不過傅柯卻表示：如果他可 以給該年度講座一個更精確的題目，那麼他肯定不會選用原先的「安全、領土、
71 在第二章時，我們亦曾以該篇訪談輔證傅柯在 1978 年前所謂的「正常化權力」，所指的應該 是紀律性權力的「規訓」（n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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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他更屬意的，是他所稱的「治理性的歷史」。接著，他明確地給出「治 理性」的定義：
「關於『治理性』這個字，在我理解下指的是這三件事：第一、一個由制度、
程序、分析和反省、計算、策略所組成的整體（ensemble），此一整體使得 這個形式上非常特別—儘管也相當複雜—的權力運作成為可能：以人口作為 主要標靶、以政治經濟（l’économie politique）作為主要知識理路、以安全 部署（dispositifs de sécurité）作為基本技術工具的權力。第二、一種歷久 並貫串整個西方文明的趨向、力線（lignes de force），不斷地朝向我們稱為
『治理』（gouvernement）的權力類型對主權、紀律及其他的權力類型所處 的優勢地位（la prééminence），並且一方面引致了一系列特別的治理機構
（appareil）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引致了一系列知識的發展。最後，我想 我們應該可以將『治理性』理解為一個進程，或毋寧說是一個進程的結果，
中世紀的司法國家（l’État de justice）藉此轉變成 15、16 世紀行政國家（l’État
administratif）
，並且逐漸地『治理化』（gouvernementalisé）。」（STP：111-2；108-9。粗體、雙引號均為筆者所加）
此處「治理性」定義為所分解出的三個小點其實都是有跡可尋：第一點，其 所指涉的權力其實就是「生命權力」的基本構造，「人口」以及「安全部署」都 是搭建生命權力的重要素材；第二點，傅柯則是帶出了生命權力—他改以「治理」
稱之—對紀律性權力等其他權力的支配地位；第三點，算是呼應了他所稱的「生 命現象的國家化」，其實還是「生命權力」的基本態勢。但這只是我們初步的推 論。傅柯在那堂講座的最後，細心地為我們重構了西方社會權力的主要經濟
（économies）形式—儘管他自己表示這是概括、粗糙的說法：
「首先，是司法國家，它誕生於封建形式的領土性（territorialité），並且 大致上對應到法律（loi）—習慣法以及成文法—的社會，其所牽涉的是契 約與訴訟的遊戲；再來，是行政國家，誕生於15、16世紀疆界形式（不再 是封建）的領土性中，此一行政國家則是對應到一個規則（règlements）
與紀律（disciplines）的社會；最後，是治理國家（État de gouverment）—
基本上不再以其領土性、佔領之地基來界定，而是透過總量（masse）：
人口的總量與其總額、密度、當然也包括人口所展開的領土，但這也只是 其組成要素之一。此種基本上涉及人口並且參照、運用經濟知識（savoir
économique）的工具化的治理國家，其對應到的是由安全部署所控制的
社會。」（STP：113；109-110。粗體為筆者所加）64
其實這三個階段，我們應該是非常熟悉了。傅柯稍早（78年第一講）就曾 鄭重地囑咐我們：法律年代、紀律性年代、生命權力年代彼此間並不會產生替換 或汰除的效果，重點是它們在現代社會所架設出的三角關係。更要緊的是：傅柯 於此明確地表示「治理國家」對應到的是由「安全部署」所把持的社會類型—「安 全部署」又是生命權力主要的技術工具—那麼，傅柯所謂的「生命現象的國家化」
指的應該就是「治理國家」的「治理」行為了（對人口以及個人）。
如此看來，生命權力所掌管的「調節」，對整體人口現象的「調節」，應該 也是治理國家的任務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