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與病理》

第一項 拉開 20 年時光間距的《正常與病理》

鞏居廉在 1966 年出版的《正常與病理》這論文集，實際上是由兩大部分所 組成：第一部〈關於正常與病理的幾個問題〉（“Essai sur 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是鞏居廉他自己的博士論文，首見於 1943 年史特拉斯堡文學院的初版，曾於 1950 年再版；第二部〈對正常與病理的 新反思〉（“Nouvelles réflexions concernant 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則是由 1963 至 66 年間的三篇論文集結而成。法國學者 Guillaume Le Blanc（1998 ：8）

認為鞏居廉這一系列重拾對“norm”的討論，顯示了兩種不同的觀照：前半部致力 於揭露根本上相異的兩種生命建制（régime）—一是「正常」（le normal），另一 則是「病理」（le pathologique），鞏居廉反對企圖取消「正常」中的「病理」的 醫學實證主義潮流；後半部則是專心在分析“norm”的社會意義，並將與其生機 上的詞義相互對比。可以想見這兩份前後間距長達 20 年的論文，對“norm”這個 概念的思考上，彼此間可能或有承續、或有修補、甚或有翻轉之處，不太可能完 全切割處理，其對傅柯的影響亦當不限於後半部份；不過，囿限本文論旨與筆者 個人能力等因素，於此我們僅能將《正常與病理》聚焦在〈從社會到生機〉（“Du social au vital”）這篇短文，一起看看鞏居廉如何講述社會體制下的“norm”，以及

“norm”與正常／不正常的連動性。

第二項 〈從社會到生機〉

誠如鞏居廉自己在〈關於正常與病理的新反思〉序言中所述：「20 年後的今        

39 這本書的法文原文是“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本文翻譯為《正常與病理》而非《正常與 病態》或《常態與病態》係基於以下的理由：該書前半的第一部份〈病理狀態只是正常狀態的一 種量的變化嗎？〉（“L’état pathologique n’est-il qu’une modification quantitative de l’état normal ?”）

處理了布魯塞（François-Joseph-Victor Broussais,1772-1838）與伯納德（Claude Bernard,1813-1878）

兩位醫生在醫學理論上（生理學與病理學觀點）的不同，指出兩者在有機體的認識上的斷裂（以 上詳參林峻穎,2006：7；9-25。林文亦將本書翻譯為《正常與病理》），這是為什麼鞏居廉以「病 理狀態」與「正常狀態」來指稱有機體的生命現象；第二部分〈是否存在正常科學與病理科學？〉

（“Y a-t-il des sciences du normal et du pathologique?”）則是分別檢討正常（le normal）、異常

（l’anormalie）、疾病（maladie）、規範／常態（norme）等概念，並在最後一章討論生理學

（physiologie）與病理學（pathologie）。筆者認為，鞏居廉所稱的“le normal”、“le pathologique”

指的是與“normal”、“pathologique”相關的一切知識，而並不只是限於指稱某種「狀態」，所以我 們傾向翻成《正常與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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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透過對生命的哲學分析，我再度冒險試著奠立『正常』（le normal）的意義。」

鞏居廉念茲在茲者仍是關於「正常」的內涵，只不過他更進一步將分析的場域挪 移到社會體制中。Samuel Talcott 認為 1966 年〈關於正常與病理的新反思〉這份 嶄新的文本，某個程度上應該可以被解讀為是鞏居廉與傅柯在本體論上的對話，

因為鞏居廉在其中清楚地表明：不光只是人的科學依據外在的規範（external norms）評估、形塑他們的研究客體，社會體制大體上亦是通過「規範化／標準 化計畫」（projects of normalization）⁴⁰的牽引而現身並向前推展。依據鞏居廉的 說法，規範化／標準化計畫從 18 世紀開始在整個社會蔓延，涵括科技與工業組 織、法律體系、醫療實務等，更重要的是：規範化／標準化計畫乃係由規範性意 圖（normative intentions）開展，將規範應用到現實的面向之上，進而將其修正、

將其導向正常的狀態（2008：13）。要進一步理解鞏居廉所稱的「正常化社會」， 就必須先追究“Normal”與“Norme”的關係，才能有比較穩當的把握，因此以下我 們先簡單回顧一下鞏居廉在〈對正常與病理的新反思〉第一章〈從社會到生機〉

的說明。

一、“norme”&“normal”

（一）、「規範」的介入：正常與不正常的分離

鞏居廉先是提到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三卷）裡將「概念」（concept）

區分為兩種：學院的（scholastic）與通俗的（cosmic），後者乃是作為前者的基 礎。鞏居廉依此認為 “Norme”（規範、標準、常態）這個字是學院（術）的，而

“Normal”（正常的、標準的）則是普羅的。由於法國大革命時期教育體制與醫院 體制的改革，“normal”這個字開始成為大眾化的用語，在 19 世紀，“normal”用來 指稱「教育的模範」與「有機體健康的狀態」。同教育體制的改革，醫院體制的 改革其實表達出了一種理性化的需求（demand for rationality），鞏居廉並認為此 一 需 求 亦 出 現 在 政 治 、 經 濟 領 域 ，「 最 終 導 致 我 們 所 稱 之 規 範 化 ／ 標 準 化

（normalisation）。」（NP：175；237）。鞏居廉接著舉了幾個例子來說明到底什麼 是他所謂的「正常的」或「標準的」（“normal”）（NP ：176；238）：

1、 我們所稱的師範學校（école normale）乃是一所教授「教書」的學校；換句 話說，那裡是實驗性地建立教育方法的地方。

2、 標準的（normal）滴管（compte-gouttes）乃是用以將 1 公克的蒸餾水平均分        

40  鞏居廉（NP：183）曾表示在 1930 年代的法國，人們偏愛使用“normalisation”這個術語，甚於

“standardisation”。以此推論，〈從社會到生機〉通篇所用的“normalisation”，除了保有「規範化」、

「正常化」的意思之外，應該亦可以理解為「標準化」（standard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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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成 20 滴的水滴；因此當我們將滴管用於醫療時，滴管中處於溶解狀態之 物質，其藥效作用即可依據醫事處方簽予以規律地漸增。

3、 鐵道標準軌距（écartments des rails）—1.44 公尺—的統一，乃是肇因於貿易、

軍事、製造業以及鐵路業等各方的需求，建立在這些潛在傾軋的折衝之上；

4、 除此之外，對生理學家來說，考慮到性別、年紀和身高，一個人正常的體重 乃是符合最可能長壽情況下的體重。

“normal”可以被翻譯成「正常的」、「標準的」或是「通常的」，而這樣意涵 顯然預設了一定的參照對象以為“normal”索引之用；換言之，不管所參照的是外 在或內在“norme”⁴¹，所謂的“normal”都只能是“norme”映照下的光影。對鞏居廉 來說，那些透過「規範」所折射出來的「正常的」事物，它們的特質正好是「足 以被視為是某種參照（référence）的能力（pouvoir）」，以作為「其它尚未被稱為

『正常的』事物的參照」。鞏居廉接著表示：

「正常（le normal）既是規範（norme）的延伸也是規範的展示⁴²。正常衍 生出規則（règle）並同時將其標明。正常對於所有在它之外、在它鄰邊、在 它對向仍躲著它的一切事物發出籲求。規範，乃是從自身之外的存在事實—

那些並未回應規範所提出需求的事實—提取（tirer）其意義、機能和效 力。...。正常不是一個靜止的、平和的概念，而是一個動態的、論辯

（polémique）的概念。」（id ：176 ；239。粗體為筆者所加）

如果說「正常」這樣的概念，是浮動的、不穩固的，那麼「規範」呢？「規 範」既然作為「正常」的參考與引證，那也應該是動態的、論辯的，所以鞏居廉 進一步認為，如果我們要瞭解「規範」概念論辯的最終目的，一定得在「正常—

不正常」（normal—anormal）這樣的關係中去尋找。鞏居廉還認為，我們所稱的

「規範」，乃是在一個「規範性決定」（décision normative）基礎上確定「正常」

者，但他更進一步強調「這樣的一個規範或規範性決定，只能在其它規範的脈絡 下去理解。」他甚至還以一種馬克斯主義階級觀加以描述：

「1759 年，正常的（normal）這個字出現；1834 年，正常化（normalization）

這個字出現。在這期間，一個規範性（normative）階級贏得了判定社會規        

41  鞏居廉認為他所舉的四個例子裡，前三個所參照者乃是外在規範，最後一個則是內在規範；

不過他接著強調：那些關於教育、健康、運輸的「規範化／標準化」（normalisation）技術方法，

其實都是來自於一種「集體需求」（exigences collectives），而這個「集體需求」又是一個特定社 會基於其自身結構之利益而來（NP ：176） 

42  從這句話可以得知：「正常」係參照「規範」所得，鞏居廉所稱之“normalisation”（規範化／

標準化）其實最後也是具有「正常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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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功能的權力（一個意識形態幻覺的最佳範例），同時該階級得以運用其所 創造的那些社會規範—社會規範的內涵乃係由該階級所決定。」（NP ： 181-2；蕭旭智 ,2003。粗體均為筆者所加）

我們以上談了那麼多「規範」與「正常／不正常」的關係。以下我們要討論 的是：一個社會體制中，各行各業有那麼多所謂的「社會規範（標準）」，那麼我 們所服從的最終「規範」是如何產生的？照鞏居廉的說法，那其實是牽涉了價值 的衝突以及衝突過後的和解。

（二）、「規範」的鬥爭

鞏居廉列舉師範學校、醫學滴管、鐵道標準軌距、標準體重等例，向我們說 明什麼是正常的、標準的，這些例子其實也或多或少透顯出「規範」自身所擁有 的對抗性格。社會的鬥爭就被認為是一場規範之間的鬥爭，並且應該被理解為是 一場構築「規範」底蘊之諸多價值相互間的鬥爭，「規範」為求得以被納入現實，

遂與既存的「規範」或是其他亦力圖成為現實規範者發生衝突，彼此角力（Le Blanc,1998：82）—這乃是由於社會中的「規範性意圖」通常是多元的，甚且往 往亦是彼此相衝突的，例如在 19 世紀的紐約市，數個鐵道公司都想爭取同一項 運輸服務，就是這個情況。（Talcott,2005：15）

此外，鞏居廉還使用了「偏好」（préférence）這個術語，用來解釋「規範」

之所以成為某種「參照的可能性」。他認為，「規範」只有在當其被建立為或被選 擇作為某種「偏好」的表現時，「規範」才具有參照的可能（NP ：178）。讓我們 再回到鞏居廉所舉的例子來看：如果尚有其他可以將 1 公克蒸餾水分配為 10 滴、

15 滴或 25 滴的滴管，那麼以 20 滴定義的標準滴管則是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參考基 準（référence），一個可能接著會影響製藥技術的共通標準；同樣地，如果存在 有多種的教學方法，那麼師範學校則是容許在不同的教學實踐的交流下，定義一 個教學的參考基準。再者，此一作為規範化根源之參考基準，其之所以達成共識 乃係非常明確地以「偏好」為前提條件：何種教學方法得以做為基準，乃是以何 種方法最具有競爭力而為判準，正如我們之所以選擇 20 滴平均分配的滴管，乃 是基於理想化物質的藥效作用與增加操作簡便性之雙重考量（Le Blanc,1998：

15 滴或 25 滴的滴管，那麼以 20 滴定義的標準滴管則是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參考基 準（référence），一個可能接著會影響製藥技術的共通標準；同樣地，如果存在 有多種的教學方法，那麼師範學校則是容許在不同的教學實踐的交流下，定義一 個教學的參考基準。再者，此一作為規範化根源之參考基準，其之所以達成共識 乃係非常明確地以「偏好」為前提條件：何種教學方法得以做為基準，乃是以何 種方法最具有競爭力而為判準，正如我們之所以選擇 20 滴平均分配的滴管，乃 是基於理想化物質的藥效作用與增加操作簡便性之雙重考量（Le Blanc,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