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團體：神社本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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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發揚國民精神、保持國家的自主獨立、維持對皇室的尊崇，除此之外還包 括改革政治、教育，強化國防與增加國際貢獻，並希望制定新憲法等。並根據 這些主張，發送他們的理念、形成情報網絡，並且與政治家互動，以及發起草 根性的國民運動、女性運動與教育運動(塚田穗高 2015，頁 60)。之所以舉日本 會議為案例，是因為該團體對日本政府，近年引來媒體的討論，例如媒體報 導，安倍政府在通過一連串敏感政策，又想贏得隔年選舉，必須仰賴的是與創 價學會有所區別的「宗教」(周刊朝日 2015)。這裡指的宗教，就是與日本會議 結盟的宗教團體。⁶⁷

之所以在本章中同時討論這兩個團體，是因為談到影響參拜問題的利益團 體時，多半會聯想到具有規模、選票實力的日本遺族會，但其他關心這個議題 的團體也是存在的，只是他們規模小且零碎，必須靠合作才能發揮力量。而本 文所關心宗教團體，與政治性質的修憲團體有特別密切的合作，在團體的發展 過程中，也有承先啟後的關係。因此將兩者納入同章節逐一討論。

本章主要關注的問題有兩點。其一是這兩種團體，他們與靖國神社的關聯 是甚麼?神社本廳在靖國神社應該有宗教上的淵源，這又是甚怎樣的歷史背景造 成的?日本會議應該是政治性質的團體，為何又在意起一座宗教設施呢?這兩種 團體在靖國神社議題上關注多久，又做過哪些努力?這都是值得釐清的問題。而 本章先從宗教團體神社本廳開始介紹。

第二節 宗教團體：神社本廳

一、神社本廳：國家神道的制度性遺緒

神社本廳的成立，可以追溯到神道教在近代與現代的發展，以及神道教與 統治者與國家的關係。在日本的早期歷史中，政治與宗教的結合，一直是既有 的脈絡，且有別於歐洲的基督教與王權保持距離的經驗。Wilbur Fridell(1985)指 出，日本的統治者時常利用宗教儀式來支持統治。例如幕府時代，結合佛教而 形成類似戶政系統的寺請制度。以及明治維新以後，神道教與國家強烈結合發 展而成的「國家神道」。

國家神道由神社神道與皇室祭祀或天皇崇拜的體制結合而成，並且影響日 本大多數國民精神生活(島菌進 2010)。在早期的農業社會時期，神道除了是祈 求風調雨順的泛靈信仰，也是一種先祖崇拜。而國家神道則是以創世神話，將 國家象徵(也就是天皇)與宗教性的崇拜對象連結起來。到了明治維新之後，嘗 試著各式現代化改革的政府，希望建立起日本本土的國家情感(national pride)，

藉此來動員或團結群眾。此時的政治菁英相信，建立起國家意識是邁向現代化

67 此後輿論對於日本會議如何影響參議院選舉，以及執政黨的議員、政府的內閣成員與日本會 議交流密切的消息感到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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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不可缺的過程，而宗教被認為可以在這過程扮演關鍵角色(Toyoda and Tanaka 2002)。

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國家神道在政府的培植下逐漸穩固壯大，並形 成政教合一的體制，這種體制被稱作「祭政一致」，也就是祭祀與政治一致。

而政府也透過各種社會化手段來推廣國家神道，諸如 1890 年頒布的《教育敕 語》，一份富含道德與論語宣傳的文件，用於國民教育之中。但比起內容，政 府宣傳《教育敕語》的方式，使其性質遠遠超過教育層次。這份文件被視為天 皇的諭令，不但被集體朗誦，並且受到儀式性的禮拜。如此喚起天皇與臣民之 間聯繫的紐帶，構築了國家神道的情感基礎。

日本政府在 20 世紀初期的 20 年間，也開始全面性支持神社，使全部有登 記的神社都接受政府的補助。為了建立支持神社的統一政策，甚至著手整併神 社，確立「一村一社」的制度 (Hardacre 2006:130)。他們要求地方官員參拜與 奉獻祭品。在這些措施下，神道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民間宗教，而是相當程度地

「國家化」，成為國家所管轄的組織。若分析這段國家神道的建立過程，可以 發現它相當符合 Husting(1997)所提出的理論，也就是「宗教強烈促成國族建構 與國族主義」的過程，也就是利用人們對宗教的認同與對國家認同的相似，進 而以宗教的方法，促成人們對於國家的認同。

隨著二次大戰後，這種政治與宗教緊密結合的體制在 GHQ 的主政下瓦 解。基於波斯坦宣言中第 10 項的要求，日本政府必須落實對民主復興、基本人 權的重視，其中也包括宗教自由。GHQ 也在 1945 年 12 月，發表了「針對國家 神道、神社神道之政府的保證、支援、保全、監督以及傳教等廢止案」，也就 是後來所稱「神道指令」的備忘錄。要求國家與神道在內的所有宗教完全分 離，而神道在今後以民間宗教的名義存續。簡言之，神道指令的核心，就在於 落實徹底的政教分離。也因此，戰前體制中，公家機關對於神社的援助、特別 保護、監督等全部停止，國立性質的宗教學校、宗教教育，以及教科書中的神 道教材也都廢止。學校也不准再設立神道設施，一般國民對於神道要的儀式也 保有拒絕的自由，在稍晚的新憲法擬定時，於 20 條、89 條也規定了宗教自 由、國家與宗教分離的條文(村上重良 2006，頁 71-72)。

然而肇始於戰前的國家神道，雖然是這波政教分立政策的主要改革對象，

卻沒有因此而瓦解。GHQ 基於尊重宗教文化的立場，讓包括國家神道在內的神 道信仰，以民間宗教的地位繼續存在。靖國神社的私法人化就是例子之一。能 再受到國家的財務支持的前提下，靖國神社以宗教法人的身分繼續營運。而神 社本廳也是同樣因為政教分離原則，本來作為國家機關的神社，最後成為民間 團體而重新組織化，組成了名為「神社本廳」的宗教團體。

日本在戰敗後，GHQ 將這種神道與國家的結合，視為造成戰爭行為的原因 之一。因此 GHQ 下達了「神道指令」，廢除所有政府對於國家神道、神社神 道的保證、支援、保全、監督與傳教等。制度上，「國家神道」形同被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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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與神社相關的民間團體，於 1946 年 2 月 3 日設置了包括全國神社相關的宗 教法人：神社本廳(塚田穗高 2015)。

神社本廳繼承了戰前國家經營神社的組織，其對應於 47 個都道府縣，設有 稱為「神社廳」的地方機構，例如在東京有「東京都神社廳」，在大阪則有

「大阪府神社廳」。每個神社廳又管理地方上的神社，包括祭典、營運等。其 中也包括各都道府縣的均有一所，與靖國神社類似，同樣也是祭拜戰歿者的護 國神社。神社廳與本廳相同，都是昭和 21 年 2 月 3 日以來，神社脫離國家管理 後，轉型而成的宗教法人團體。神社本廳也成立許多功能性的關聯團體，除了 參與政治的神道政治聯盟，還有婦人聯合會、神道青年全國協議會等，而各地 的神社廳也都有相應的組織。

這種猶如行政機關的組織架構，加上加盟的神社遍佈日本，使得神社本廳 能夠深入民眾的日常生活。神道既有的儀式、祭典，在日本社會已然是種文化 習俗，沒有特定信仰的民眾也可能參與。例如新年參拜(初詣)與掃墓，在一般 民眾的宗教行為調查中占有極高的比例(石井研士 2008，頁 74)。這也是神社本 廳可以宣稱是「最大的宗教團體」的原因，雖然在嚴格定義上，新年參拜能否 歸類為神道教的信者，此論證有待商榷，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客觀上神社本 廳的組織存在於日本社會中，並且有很大的機會能夠與民眾互動。

雖然是宗教團體，神社本廳一直持有鮮明的政治主張，具體而言包括重視 傳統、敬神崇祖、祭祀嚴修、皇室崇敬、神宮崇敬、神道的興隆與教化、人心 陶冶、國家隆昌、世界平等理念等(塚田穗高 2015)。可以想見，身為國家神道 在制度上的遺緒，自然也會支持身為國家神道之代表設施的靖國神社。1968 年，神社本廳就曾經針對靖國神社國營法案提出聲明，並且在同年集結宗教團 體，以關切靖國神社法案(齊藤憲司 1989)。

二、參與政治的途徑：依附既有政黨

神社本廳雖然有許多政治主張，其宗教團體的身分為它帶來了阻礙。以

「紀元節復活運動」為例，神社本廳希望恢復 1948 年被 GHQ 所取消的建國紀 念日，隨著 1951 年公職追放令的解除，以及隔年美軍結束對日本的佔領，神社 本廳決定發起街頭連署活動(成澤宗男 2016，頁 20)，這項運動持續了近 16 年，在 1967 年通過「建國紀念日」的成立。雖然這是一次成功的運動，卻也引 來宗教涉入政治的批判。

作為宗教法人的神社本廳，在政治運動上有其界限、有所不能。神社本廳 關心的課題仍然堆積如山，若要解決能然必須期待政治運動。也因此必須成立 政治團體，以及展開政治的「依附參與」。所謂「依附參與」指的是特定宗教 團體或運動，在選舉中利用有組織的方式，支持既存的政黨或政治人物。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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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d 2014)。其次，一般民眾對於宗教涉入政治的排斥，也讓宗教政黨不容易 吸引到信眾以外的選民支持。縱使是具有規模的宗教團體，在選舉時通常也是 向來是「組織票」(Organized vote)的來源，自然歡迎團體們透過推薦和贊助的 方式，讓候選人獲得選民集體性的投票。再加上，日本的政黨向來仰賴利益團 體為他們從事競選活動，例如民主黨(當時的民主黨，現在的民進黨)藉由勞工 團體為他們拉票，自民黨則是利用多樣的利益團體為來接觸選民(Klein & Ree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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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而這些英靈們，也理應受到國家的尊崇與支持。無論是在儀式的經費、

土地的捐獻，神社本廳都希望國家扮演一定角色。就連因公殉職的自衛隊員，

也希望祭祀在護國神社中，以維繫神道與國家的緊密關聯。

也希望祭祀在護國神社中，以維繫神道與國家的緊密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