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與官方國族敘事的發展
第四節 官方國族敘事與「學術研究」－以歷史教科書、邊政研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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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少數族群與漢族關係層次：
1949 撤退台灣後，即便失去現行中華民國憲法下「大陸地區」的統治權，被迫將 中央政府遷至「台灣地區」。但過往幅員廣大、少數民族眾多下，設置的「邊疆地區 與民族」單位，如蒙藏委員會等，並未裁撤。由此可看出其少數族群政策的延續性。
《出版法》第二十三條明文規定：「在邊疆海外或貧瘠地區發行出版品，對當地社會 有 重 大 貢 獻 者 。 」 、 「 印 行 重 要 學 術 專 門 著 作 或 邊 疆 、 海 外 及 職 業 學 校 教 科 書 者。」。由此可知，即便政府撤退來台失去對邊區的統治權，學者也無法進行田野調 查，但當局為返回中國大陸做準備，仍舊以法規明文補助「邊疆」研究。
而面對「新領土」－台灣島上族裔眾多、文化歧異的原住民各族，對各族之管理 與辨識，是戰後當局少數族群政策的另一關鍵。詹素娟指出在中華民族的框架下，國 民黨政府對原住民的概念和稱呼，在歷經少許波折後定調為「山地同胞」，又可分成 山地山胞和平地山胞，但都僅是祖先源於高山的人群，文化、知識、經濟等落後在平 地的閩、客和外省籍人士。111從分類和命名來看，各族裔原住民仍是在以蔣介石「宗 族論」為參照的「中華民族論」敘事之下被統攝。原住民起源的起源問題，也是當局 關心的重點。一份「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內部的紀錄：「據陳奇祿教授研 究報告，台灣山胞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此一觀念，我們亦應予強調，以增加山胞 之認識」。112當局在官方國族敘事架構下從事研究的學者，生產「不違背官方敘事架 構的學術知識」，而當局卻反過來援引、並推廣其學術知識來佐證政策，強化其敘事 架構的合理性。
第四節 官方國族敘事與「學術研究」－以歷史教科書、邊政 研究為例
前三節針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和蔣中正治台時期，「官方國族敘事」的形成過程 已做詳盡的討論。那麼，在官方國族敘事下，郭廷以、凌純聲如何展開他們的「學術 研究」？相比「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國民族學」研究，「歷史教科書」、「邊政 研究」並非純然的學術研究，分別帶有教育、國策建議之功用。因此，本節將利用此 兩類「知識生產」的媒介，釐清官方國族敘事和學術研究的關係。以下兩小節，首先 概述郭、凌兩者的生平、以及參與教科書編寫、邊政學研究的前因後果。其次，討論
111詹素娟，〈 從「山胞」到「民族」-臺灣原住民的身分認定與族群意識變遷(1945-2000) / 詹素娟〉收於余敏玲編，《兩岸分治 ： 學術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 (1945-2000)》 (臺 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 269、271
112轉引自：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實踐與展望》（台北：中 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977），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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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邊政學的定義與性質。最後，則分析郭、凌二人所生產的教科書和邊政學對 特定議題的論觀點，並與官方國族敘事做出比較。
一、 官方國族敘事下郭廷以編纂的「歷史科教科書」
本小節的核心人物－郭廷以先生，出生於西元 1904 年(光緒二十九年)，卒於西元 1975 年(民國 64 年)，河南舞陽人。遷台前曾任職國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邊疆教 育司的司長，專精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113郭廷以也曾參與過一九五、六零年代「統編 版」教科書的撰寫。教科書作為一種知識生產的媒介，影響層面雖僅侷限於學齡的學 生，但根據「政治社會化」114(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概念，青少年階段時期在學校場 域的學習，可能深刻影響到他們往後對特定意識形態的認識與認同。因此，教科書經 常被威權統治者作為灌輸特定意識形態的工具。115但本文主旨並非討論教科書對政治 認同的形塑，而是討論編寫者郭廷以，在教科書中對特定議題的陳述上，是否與官方 國族敘事一致？與自己的「中國近代史學研究」異同為何？從此或可得知，學者以不 同媒介和形式所生產的「學術知識」，面臨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國族敘事時，是否對
「相同的議題」有相異的觀點？
近代中國的教科書是由西方教科書的傳入而引發，晚清民國時期教科書的編寫經 歷了一個從外國著作翻譯、改編，以至自行著述的過程，政府設有專門的教科書編寫 機構，但民間書局一直是編寫發行的主流。116在中日戰爭爆發前，教科書由各書局根 據教育部公布之各科課程標準自由撰寫，送經國立編譯館審查，再由該館轉呈教育部
「審定後」發行。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為因應對日抗戰需要，並紓解 教科書之供應不足，教育部乃選聘人員，組成中小學教科書編輯委員會，從事編輯，
一九四一年將該會納入國立編譯館。對日抗戰勝利後，編譯館繼續編修教科書，但各 書局則亦多「自行編輯並送審」。117由前述可知，除中日戰爭期間由教育部統一編寫外 (但也不限制民間自編送審)，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華民國政府的教科書發行制度乃為
「審定制」。政府遷台後，為配合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之教育實施綱要，教育部乃於 1952 年局部修訂課程標準，並由國立編譯館召集相關領域的學者，編輯國文、公民、
113張朋園等訪問，《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硏院近史所，1987)，頁 82。據李亦園的 回憶，郭廷以亦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詳見：李亦園，〈凌純聲先生的民族學〉，《李 亦園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頁 428。
114 一個人在政治上的行為模式，經常是通過實際經驗和有形的學習方式所形成，此即政治社會 化概要的定義。而經刻意的設計，以國民教育作為工具，對個人的政治行為模式加以塑造，則 可稱為「計畫」的政治社會化。可參考：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 (台北：三民書 局，1988)，頁 111-112、123-124。
115 吳密察、江文瑜，《體驗國小教科書》 (台北：前衛，1994)，頁 5。
116王建軍，《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廣東：廣東教育出版，1998），頁 21。
117呂實強，〈四十年來我國的高中歷史教育〉，《教育資料集刊》，16（1991.06），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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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理四科中學標準教科書，並禁止民間自行編寫。118該年《國民學校課程標 準》，可視為在台統編本教科書之開端，六零年代具有法源依據的統編版本，即依據 此標準編輯修訂而成。119為統一編輯標準教科書，歷史等四科均成立編輯委員會。高 中歷史科編委會的主委為劉宗鋐，委員有沈剛伯、郭廷以、勞幹、夏德儀、于鴻霖等 人。120高中歷史科的第一、第二冊中國史的內容，實際執筆者為主編郭廷以，其所撰 的課本雖一九七零年代再經當時的主編夏德儀改寫，但不論架構和內容，均變動不 大，故實際使用年限接近三十年之久。121國中歷史科方面，郭氏的弟子李國祈則擔任 一九八零年代編委會主委與總訂正、呂實強擔任第三冊主編者。122一九五零至六零年 代，國小的社會科教科書、國中和高中的歷史科教科書，郭廷以均擔任編委會成員。
上述可知，由郭廷以及其弟子所構成的「南港學派」，對解嚴前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編 纂具有深刻的影響力。本小節主軸討論一九五零和六零年代，由郭廷以先生主編的教 科書，對於中華民族／中國的史前史、近代史的闡述為何？從這些論述，再加以觀察 官方國族敘事和郭廷以編輯的教科書之關連性為何？
首先是郭廷以主編的第一冊中國史的教科書：該書講述中國歷史／中華民族的開 端，從考古挖掘的史前文化，以及紙上文獻的遠古傳說談起。考古挖掘之內容，從北 京猿人談起，並指：「他們是中國的原始居民，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人類。」123紙 上文獻的內容，則從盤古開天談起，夏王朝的建立而告終。遠古王朝的篇幅佔最多的 部分，乃是「黃帝」的相關事蹟，從他建國之事蹟談到其後裔。在該版教科書的描述 中，將黃帝、炎帝後裔之爭比做「民族統一戰爭」，將黃帝和南方蚩尤之爭比做「民 族禦侮戰爭」；三代以前的開國君王，堯、舜、禹(夏)、契(商)、棄(周)，則被視為黃 帝的子孫，故得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的結論。124。課本對中華民族起源
／中國史前史的開端之敘述，是以「科學證據共祖－北京猿人」和「神話傳說共祖－
黃帝」為雙線軸敘事，但對中華民族起源的看法，仍是以「同源論」為基調，這與官 方國族敘事的內容是一致。
接著從郭廷以主編的第二冊「中國近現代史」的教材，觀察對日本、俄國、台 灣、中共的描述。在清末民初所有帝國主義的列強中，對帝俄的批判最劇烈，指控其
118參考國家教育研究院和平院區的「教科書圖書館」的入口海報的文字所述。
119薛化元，〈戰後臺灣教育制度中國家權力問題的歷史探討〉，「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
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主辦，
2000.05，頁 8。
120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台北：正中書局，1957），頁 190。
121 呂實強，〈四十年來我國的高中歷史教育〉，頁 158-159。
122國立編譯館，《國民中學歷史科教科書》，卷 3(台北：國立編譯館，1983)，封底。
123中學標準教科書歷史科編輯委員會，《中學標準教科書高中歷史》，卷 1，頁 1-2。
124中學標準教科書歷史科編輯委員會，《中學標準教科書高中歷史》，卷 1，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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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與日本、中國的軍閥勾結；繼起的蘇聯則被視為「採取狡猾兇猛的侵略政策…狠 毒且尤過之」於帝俄。125對日本的批判集中於兩次中日戰爭的侵略，以及和軍閥的勾 結。但整體篇幅和使用的負面詞彙，仍不及對俄國的批判。126而此時期花費諸多篇 幅，描述中共的勢力，主要內容分為四項：聯俄容共與剿共行動、中日戰爭時期的共 黨活動、戰後的國共內戰、一九四九年後的反共抗俄行動。127而對中共的評價，則以
先後與日本、中國的軍閥勾結；繼起的蘇聯則被視為「採取狡猾兇猛的侵略政策…狠 毒且尤過之」於帝俄。125對日本的批判集中於兩次中日戰爭的侵略，以及和軍閥的勾 結。但整體篇幅和使用的負面詞彙，仍不及對俄國的批判。126而此時期花費諸多篇 幅，描述中共的勢力，主要內容分為四項：聯俄容共與剿共行動、中日戰爭時期的共 黨活動、戰後的國共內戰、一九四九年後的反共抗俄行動。127而對中共的評價，則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