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中國民族學」研究：以凌純聲為中心
第二節 戰後台灣的「中國民族學」發展與凌純聲的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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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凌純聲與鳥居龍藏的「滿蒙研究」，和「苗族研究」的兩個學術對話可知，凌 氏並不是一味反駁外籍學者的觀點。而是選擇性的採用「符合」中國國族主義需求的 學術觀點。這點在凌純聲遷台後的古代中國，和環太平洋少數族群的研究，更能看出 箇中端倪。
第二節 戰後台灣的「中國民族學」發展與凌純聲的學術研 究
在本節的第一小節，將處理日治土俗人種學，到戰後民族學的過程。第二小節，
討論「冷戰－內戰」雙元架構下，中研院民族所初創與「中國民族學」在台灣紮根的 過程。筆者將分析民族學所早期學術發展方向，與「冷戰－內戰」背景、中國民族主 義三者之間的關聯性。第三小節，將處理凌純升遷台後的學術經歷，與學術著作內 容，並試圖論證其著作與民族主義的關聯性。此外，筆者將以「中國與環太平洋文化 比較研究」此題材為例，討論凌純聲的研究的理論架構，與當時國際人類學界流行的 理論有何關聯？西方理論與本地實際問題的結合，形成何種研究架構？背後是否隱藏 中國民族主義的傾向？以上，皆為本節須處理的議題。
一、 從日治土俗人種學到戰後民族學研究
第一節略論日治時期人類學的三個分期，以及各分期學術發展的特色。戰後初期 台大系所調整，和由日籍、本省籍和外省籍學者合作的人類學調查也將討論之。第二 節討論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原住民起源說」的學術觀點。
（一）人類學和原住民研究發展說明
就廣義的人類學調查談起，荷蘭到清帝國統治時代，均留下關於台灣風土民情的 調查。以現代人類學方法調查之始，乃起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根據「東京人類學 會」創辦者、日本人類學之父－坪井正五郎的分類，人類學（Anthropology）部門包 含 ： 人 類 本 質 論 （ Biological A. ） － 研 究 人 類 在 自 然 界 的 位 置 、 人 類 現 狀 論
（Descriptive A.）－土俗人種調查、人類由來論（Historical A.）－人種形成或人種起 源。68以現今人類學界通行的術語而言，依序是生物／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民族 學、考古人類學。日人在殖民地台灣的人類學研究，主要也是由上述學科方法所構 成，以漢人、原住民等殖民地境內「異文化」族群為對象的學科。
68坪井正五郎，〈人類學の部門に關する意見〉，《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0：114(1895.09)，
頁 46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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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1992），頁 478-490。73 移川甚至到伊能嘉矩的故鄉，向家屬情商過世的伊能氏之藏品能夠讓渡。移川蒐集標本之詳
2006)，頁 22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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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1945-1949.7），台北帝大更名為台灣大學，史學系的「土俗人種學講 座」改為「民族學研究室」，由台籍社會學者陳紹馨主持。76而留用的日籍教授中，宮 館，2004)，頁 109-112。
79黃應貴，〈戰後臺灣人類學對於台灣南島民族研究回顧與展望〉，《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回 顧與展望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99），頁 61。
80伊能、森兩人的識別標準和成果，和其分類理論的檢視，可參考：陳偉智，《伊能嘉矩：臺灣 歷史民族誌的展開》，頁 61-101。鳥居氏的識別，可參考：板野徹，頁 230-231。移川氏可參 考：許進發，〈移川子之藏與台灣人類學的奠基〉，收入於胡健國主編，《20 世紀臺灣歷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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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來論
日治時期以前，歐洲學者即已針對原住民起源和人種做出初步觀察，並從語言、
體質測量等方面，將台灣原住民歸結成「玻里尼西亞」(Polynesia)、馬來語系，或「馬 來－玻里尼西亞群」(the Malayo-Polynesia group)的人種。82上述觀點雖各有差異，但都 可歸結為台灣原住民「南來論」的假說。
日治時期，民族學者的調查也普遍支持南來論。田代安定比較南太平洋島嶼土著 族群，和台灣東部原住民，就其體格和語言判斷兩者均屬於「馬來種」。83伊能嘉矩在 1900《台灣番人事情》則指出各族在語言，均可被歸類於馬來語系，故進一步推論其 應屬於馬來人種。84伊能氏在 1902《台灣志》也談到：「關於台灣固有的土人，即土 蕃的由來。如果我們能證明他們是屬於馬來種族的系統，則其本源來自南方是毫無疑 問的…」85，此段話修正 1900 年過於武斷的推論，但基本上還是可看出預設南來論的 立場。鳥居龍藏結合圓山貝塚的出土陶器，和各族語言上之差異，指出原住民在不同 時期從南方島嶼遷徙至台灣，而在人種上則屬於馬來種。86移川氏團隊和鳥居的觀點近 似，指出各族在不同時間點移入台灣，由於移入時間落差，造成各族文化和開化程度 上有頗大的差距。因此，生番和熟番應是性質接近的種族，應該被歸類於印度尼西亞 人，或稱作原始馬來系統。87
從語言學、民族學的視角切入，均可發現南來論是日治時期原住民起源論的主 流。陳其南認為「南來論」反映十八世紀以來國際語言學和民族學界，對島嶼東南亞 和玻里尼西亞的資料蒐集和研究之成熟。但台灣無論在地理區位，或人類學理論的相 關性都屬於國際學界上的「南島研究」之邊緣。88因此，學者才先入為主將具有南島族 群體質、語言和文化特徵的台灣原住民，視為「自南方島嶼遷徙」，而忽略台灣的南
野 : 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新竹 :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頁 133-214。許維 德，〈把台灣「高山族」變成中國「炎黃子孫」：以台灣原住民起源「西來論」為核心的探 索〉，《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台灣客家、原住民與台美人的研究》，頁 265-318。
82 日治以前歐洲人和中國人對台灣原住民的調查和研究之發展，可參考：陳其南，〈臺灣「南 島問題」的探索：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的一些回顧〉，頁 148-168。
83伊能嘉矩，〈台湾通信第一回‧會員田代安定君の生蕃實查〉，《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0：
107(1895.02)，頁 94-99。
84伊能嘉矩、粟野伝之丞著，〈蕃語志〉，《台灣番人事情》(東京 ： 草風館， 2000)。
85伊能嘉矩編，《台灣志》(東京 ： 文學社，1902)。
86 鳥居龍藏，〈東部台湾に於ける各蕃族及び其分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136
（1897.7)，頁 378-410。
87臺北帝國大學 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 ，《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台北：臺北帝國大 學 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1935)，頁 11-12。
88 陳其南，〈臺灣「南島問題」的探索：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的一些回顧〉，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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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文化之多元性，有可能代表「台灣是南島文化的發源地」，而非如鳥居氏「具有最 古老的馬來系統特徵」89、或移川氏「從海外島嶼移入台灣」90。
2.北來論
北來論是日治時期的另一種說法，此種時間上出現於日治末期(1940s)，而學科方 法上以考古學、體質人類學為主。91鹿野忠雄從考古遺物的形狀和地下分佈，將台灣島 史前文化分成的七個文化層(繩紋陶、網紋陶、黑陶、有段石斧、原東山、巨石、菲律 賓鐵器)，並指出前四個文化層屬於中國的文化，後三個則屬於源自中南半島，再經菲 律賓群島北上者。92此假說不僅挑戰南來論，更指出台灣「早期」的史前文化和中國史 前文化的關聯性。93台北帝國大學系統的金關丈夫、國分直一的研究結果，接近鹿野氏 之說。國分指出台灣北部的「有段石斧」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帶的「肩石斧」形狀類 似。94金關則討論台灣新石器時代諸多石器具有北方要素，不僅限於中國的東北、華 北、華中，也擴及朝鮮、日本和琉球等地。95
此時期主張「北來說」的學者，未必將「北方局限於中國大陸地區」，也擴及日 本朝鮮等地。此外，由於多從考古學和民族學出發，故較未牽涉民族學所處理的人 種，或原住民起源問題。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由於主客觀形勢的改變，僅屬於考古學 上的「北來論」逐漸受到台灣相關學科的重視，而發展考古學上的「中原核心論」，
或是民族學上的「南島民族西來說／源自中國說」。96下文將試圖分析凌純聲在此轉換 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 「冷戰－內戰」雙元架構下的「中國民族學」研究
本節首先略述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成立的經過，以及其早期的研究的次領域。其 次，分析研究次領域，與「冷戰－內戰」下國族的需求之關係，以及探索背後的民族 主義動機。
89鳥居龍藏，〈台湾の民族〉，《臺灣博物學會會報》，15，頁 96-99。 (東京，1914.5)，頁 96-99。轉引自：陳其南，〈臺灣「南島問題」的探索：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的一些回顧〉，頁 169。
90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 ，《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12。
91陳其南，〈臺灣「南島問題」的探索：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的一些回顧〉，頁 170。
92鹿野忠雄，〈臺灣先史時代文化層〉，《學海》6：1 (1944)，頁 97-100。
93許維德，〈把台灣「高山族」變成中國「炎黃子孫」：以台灣原住民起源「西來論」為核心的 探索〉，頁 276。
94國分直一，〈有肩石斧、有段石斧及び黑陶文化〉，《臺灣文化論叢》 ，卷 1，(台北，清水 書店，1943)，頁 17-45。
95金關丈夫，〈台湾先史時代に於ける北方文化の影響〉，《臺灣文化論叢》 ，卷 1，頁 1-16。
96 考古學上的討論，主要參考：陳其南，〈臺灣「南島問題」的探索：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的一 些回顧〉，頁 171。民族學上的討論則參考：許維德，〈把台灣「高山族」變成中國「炎黃子 孫」：以台灣原住民起源「西來論」為核心的探索〉，頁 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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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研院民族所創立和其早期的「中國民族學」研究
1949 年後台灣的民族學學門之發展，和兩個學術組織密切相關：第一個是 1949 年 創辦的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簡稱考古系)，該單位乃是以歷史系「民族學研究室」為基礎 而創設，延攬芮逸夫、凌純聲、衛惠林組成民族學的教學團隊。971955 年中研院成立 民族所籌備處，聘任凌純聲擔任主籌備主任。該所早期聘任研究人員，多半從考古系 畢業生選任。兩個單位處於既教學／研究分工，在人員方面又相互支援的狀況。98凌純 聲從 1955 就任到 1970 年去職，領導該機構近十五年，對其發展方向具有高度影響 力。另一方面，從民族所早期的發展方向，吾人也可窺得凌純聲的學術志向，和一九 五零至七零年代初期「中國民族學」研究的特色。
民族所早期的發展方向，乃是為了對當時為數約二十萬的原住民和中國各民族為 文化史作研究。99早期研究成員，以凌純聲、衛惠林，以及兩人的學生為主。凌純聲遷
民族所早期的發展方向，乃是為了對當時為數約二十萬的原住民和中國各民族為 文化史作研究。99早期研究成員，以凌純聲、衛惠林，以及兩人的學生為主。凌純聲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