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以郭廷以為中心
第一節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近代史」發展與郭廷以的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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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以 郭廷以為中心
為慶祝「建國百年」，命全台各學科領域的泰斗撰寫一套十二冊的《中華民國發 展史》，其中「學術發展回顧」共計兩冊，編者認為應以「Y 型史觀」－中國與日本 學術傳統並重為原則，較可適當的理解二次戰後台灣的學術發展，也不避諱指出解嚴 前的台灣「學術知識」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深厚關係。然而，編者也提醒在歷史學 的領域中，橫向移植的中國傳統，遠較縱向繼承的日本傳統為重。1特別是「中國近代 史」此學門，在殖民地台灣的學術研究系統並無任何發展機會。因此，本章將花費較 多篇幅討論 1928-1949 年間，南京國民政府治理下，中國近代史學門的建置，以及與 中國民族主義的關聯性；反之，對殖民地學術的發展僅是略為陳述。1949-1975 年間蔣 介石治台時期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與民族主義的關聯性，乃是本章的背景中最重要的 部分。而本章的主角郭廷以先生，筆者將以 1949 年為界，分析他在南京政府、台北政 府時期，兩時期各自的學術著作內容，以及著作與時代背景的關係。民族主義是本文 重點，故我將從郭先生個人生平，以及撰寫「中國近代史」的動機、使用詞彙，敘事 手段，和知識生產過程等各方面，試圖連繫郭先生的學術著作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 係。
第一節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近代史」發展與郭廷以的學 術研究
在本節的一、二小節，將依序處理論 1928-1949 年間，南京國民政府治理下，中 國近代史學門的建置、中國近代史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連繫。其次，在第三小節將處理 郭廷以遷台前的學術經歷，與學術著作內容，並試圖論證其與民族主義的關聯性。
一、 現代史學的發展和「中國近代史」領域的出現
在本小節的(一)，將討論傳統中國史學，如何吸收西方歷史學的精神和方法，蛻 變成現代歷史學。(二)則討論「中國近代史」此學門在高教與學術體制內被建置的過 程。
（一）史學思維的變遷：從傳統史學到現代史學
1許倬雲，〈百年歷史學的發展〉，《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上）》，頁 81-107。王汎 森，〈總論〉，頁 1-24。臧振華，〈百年來的考古學：傳程與轉型〉，頁 141-174。黃樹民，
〈人類學與民族學百年學術發展〉，頁 17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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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研究院四位史家之思想與史學〉，《簡牘學報》，：19（臺北，2006.），頁 71-135。7陳寅恪稱王國維有三大成就：「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相互釋證」為結合考古挖掘傳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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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力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
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 賢、無不肖所接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一刻不容緩者也。9
梁 又 道 ： 「 歐 洲 民 族 主 義 所 以 發 達 ， 列 國 所 以 日 進 文 明 ， 史 學 之 功 居 其 半 焉」10。梁認為民族主義是一帖不讓中國人被世界淘汰的良方，提倡新史學則有助於 其民族主義的滋長。以上兩點，前者注重史學內在題材和方法論上的提升，重視考據 的功夫；後者則強調史學需呼應外在現實的變化，而具備經世的功能。
前述約在 1920s 以前，傳統與現代史學交替期的發展概況。1920s 中期到 1949 年 前，由於西方各流派的史學概念漸普及於中國學界，本地學者又根據自身的學術訓 練，或對現實政治的不同方針，從而養成多元紛雜的學術流派。根據現行研究估計，
扣除完全不採納西學的傳統派，此時期的史學流派至少有以胡適、傅斯年為首，注重 使用新工具，發掘新史料，和科學考證的「史料學派」；以柳詒徵、錢穆為代表，以 延續和發揚傳統文化為本，吸收西學新知的「中國本位／新國粹學派」；以李大釗、
郭沫若為首，強調物質決定論、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其它尚有文化形態 史觀／戰國策派、民生史觀、生物史觀等影響較小的流派。11
（二）學術制度和訓練的變遷：「學院化」史學和「中國近代史」科目的出現
學術制度和訓練的改變，對學術發展的影響不亞於學術思想的引進。甲午戰爭失 敗後，刺激晚清士人將國家興亡寄託在國家制度的改革，1904 年《奏定學堂章程》的 頒布，可謂現代中國高教分科之起點。《奏定學堂章程》採用西方教育的「分科分 門」制，文學科下轄萬國史學、中國史學，可說是「學院化」史學建制的起點。121922 年中華民國教育部通過《學校系統改革案》(壬戌學制)，確立「選科制」，使得此後各 大學課程逐漸豐富。13以「中國近／現代史／中國近世史」為名的學門，在北京大學、9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卷 9，（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7。
10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卷 9，（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7。
11關於此階段史學流派的介紹，主要參考：王學典主編，《20 世紀中國史學編年(1900-1949)》，卷 1，(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姜義華、武克全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 學‧歷史學卷》（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頁 23-42。
12當時可分經學、政法、文學、醫科、農科、工科和商科，每科之下設二至十一門不等。學部，
〈奏籌辦京師分科大學併現辦大概情形摺〉收入：潘懋元、劉海峰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 彙編‧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頁 41。「學院化」史學與其建置，均得 自劉龍心教授的提示。劉龍心，〈新史學與「學院化」史學與其建置〉，《學術與制度：學科 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2002）。
13姜義華、武克全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歷史學卷》（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頁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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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出現。141940、1944 年教育部制定的歷史系課程標準，中 國近代史、中國近世史分別被列為必修課目。15由上述可知，「中國近代史」領域在教 育體系內被建制化的概要過程，但該領域為何被當時學者和高教機關高度重視？清末 民初又有哪些關於此領域的學術研究？此有待下一節進行說明。
二、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論者指出「中國近代史」此學科訓練(discipline)的出現，與 1.清季史學革命下「擺 脫帝王家譜」書寫、2.史料學派的科學治史原則，以及 3.一九二零年代歐美學界受到一 次大戰影響，開始反思帝國主義與殖民的關係的研究風潮，均有其關聯性。16第三點原 因，與本文研究最具關係，故以下深論之。十九世紀以來清帝國、中華民國對歐美日 諸國在中勢力，均無法作出有效反制，先後造成中國在國家財政、治外法權、商業利 益、領土疆域的損失。清帝國與中華民國雖不曾淪為殖民地，但在一連串對外關係的 失 利 下 ， 不 免 出 現 類 似 Benedict Anderson 所 謂 的 「 殖 民 地 民 族 主 義 」 (colonial nationalism)情緒。17學術界自然也深受此股民族主義情緒之影響，本章所涉及的「中國 近代史」和「邊疆史地」兩個史學的新興次領域之興起，也被認為與此有關。18以下就 上述兩個領域的興起和發展，分別談論其與民族主義的關聯性。
（一）民族主義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興起
若從倡導「史學應及時研究剛剛發生的重大事情」的梁啟超談起，其在晚清所撰 寫的《戊戌政變記》、《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民初護國軍之役結束後，立即編纂 相關史料的《盾鼻集》，都可算是最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19梁氏抨擊傳統史學「貴古 輕今」，並以生物進化論史觀為軸心，注重現實政治和近代史的關聯性，以及對晚清
14國立北京大學，《國立北京大學課程指導書》(北京：北京大學，1925-1926)，頁 1-2。國立 廈門大學編，《廈門大學佈告 1：1》 (福建：廈門大學，1921-1922)，頁 85-89。光大的資料 轉引自：張耕華，《人類的祥端――呂思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8），頁 112。
151940、1941 年的資料均轉引自：劉龍心，〈新史學與「學院化」史學與其建置〉，頁 186-188。教育部，《大學科目表》（重慶：正中書店，1940），頁 50-51。
16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思與言》，
42：4(臺北，2004.12)，頁 41-81。
17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pp.114-115.
18除了林志宏外，中國出版的幾部討論二十世紀前半葉史學發展的書籍，也強調民族主義風潮和
「中國近代史研究」或「邊疆史地」具有密切相關。可參見：張海鵬、龔雲，《中國近代史研 究》(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頁 32-34、108-113。姜義華、武克全主編，《二十世 紀中國社會科學‧歷史學卷》，頁 228。王學典主編，《20 世紀中國史學編年(1900-1949)》，
卷 1，頁 58-68。
19姜義華、武克全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歷史學卷》，頁 228-229。梁啟超所著三 書，均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卷 1，《戊戌政變 記》、卷 2，《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卷 9，《盾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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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人物的觀點，對於以後「中國近代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201920 年代起，書籍 市場上出現不少以近世、近代或近百年為名的「近代通史」，如李泰芬《中國最近世 史》以鴉片戰爭為起點，該書多次再版且流傳甚廣，也是當時北京大學預科教材。21對 中外關係的探求，也是該領域在發軔期時較常出現的題材之一。第一本具有現代學術 意義的近代中國外交史，應自留日學者劉彥的《中國近時外交史》談起。劉氏闡明該 書以「以我國失敗之外交為主旨」22，敘述自 1840 鴉片戰爭以來到 1911 年列強鐵路大 借款期之間的史實。該書緒論將中外關係的演變分為幾個時代，鴉片戰爭以後的近百 年屬於「外力壓迫時代」。23綜觀之，劉著以民族主義立論，揭露近代西方諸國對中國 造成的傷害和「恥辱」，以理解過往國族之失敗，思索將來如何圖強。根據統計，
1949 年以前此類以列強侵華、國難/國恥、外患為敘事軸心和主旨的「近代中國外交 史」，專書共約 130 部、專文約 300 多篇。24
1931 年起，政學兩界兩樁關鍵因素／事件，使得「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進入 另一階段：其一，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行動加劇，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 的「中國近代史」開始成為史學界關注焦點之一 25；其二，羅家倫發表〈研究中國近 代史的意義與方法〉，以現代西方史學的觀念，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做出系統化、
科學化的規範，並揭示今後發展的方向，可說是該領域的里程碑。261930-1940 年代在 兩因素交織影響下，不少菁英學者投入中國近代史學的隊伍。以「近代通史」為例，
科學化的規範，並揭示今後發展的方向，可說是該領域的里程碑。261930-1940 年代在 兩因素交織影響下，不少菁英學者投入中國近代史學的隊伍。以「近代通史」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