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以郭廷以為中心
第二節 戰後台灣的「中國近代史」發展與郭廷以的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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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歷史解釋」的部分，確實算不上「史學研究」，但其史料鋪陳方式也帶有一定的 價值判斷，也並非僅蒐羅「歷史事實」的「史料彙編」。60
2.台灣史著述
1948 年〈臺灣的國際關係－一個歷史的說明〉則從中外關係的視角來剖析自十七 世紀到二次大戰為止，歐美日諸國在台灣的競逐。該文最具民族主義視角的，有兩 處：第一，以「初次淪陷，初次光復」來評斷荷蘭與鄭氏王國的政權交替；再以「再 度淪陷，最後光復」來評斷清帝國、日本帝國和中華民國的政權交替。61主張「與臺灣 有唇齒關係的琉球，亦當物返故主」。62就史實而論，台灣、琉球均曾經被劃入為領 土，或以朝貢國身分，與中國建立關係，但在近代都曾作為日本帝國領土一部分。郭 氏在此的邏輯是：凡曾屬於過中國的領土，都應該被中國收復。第二，該文將「條約 割讓」的台灣，與「戰爭占領」的中國閩粵沿海一帶、南洋地區，連結在一起，增加 批判日本帝國的籌碼。接著陳述日本隊 台灣人民的壓榨，最後鼓吹「不惜以全民族 的 血 ， 將 整 國 家 命 運 來 抗 拒 日 本 的 暴 力 ， 爭 取 台 灣 同 胞 的 解 放 ， 與 我 們 領 土 完 整。」。63從上述郭氏對中日台關係的書寫，可說是民族主義學者，經常藉由喚起為民 族存續而發生的戰爭以及悲劇的記憶，凝聚國族民族的認同。64
第二節 戰後台灣的「中國近代史」發展與郭廷以的學術研 究
在本節的第一小節，將處理日治時期東洋史，到戰後改置為中國史的過程。此 外，也將討論「台灣史」學門在日治、戰後初期發展的狀況。第二小節，討論「冷戰
－內戰」雙元架構下，中研院近史所初創與「中國近代史」在台灣紮根的過程。筆者 將分析近史所早期學術發展方向，與「冷戰－內戰」背景、中國民族主義三者之間的 關聯性。第三小節，將處理郭廷以遷台後的學術經歷，與學術著作內容，並試圖論證
60張朋園先生對郭著的評價：並非史料彙編，在章節安排上仍具有「刺激―反應」的史觀。筆者 的詮釋乃以張氏的說法為基礎，再詳加延伸。詳見：張朋園，《郭廷以 費正清 韋慕庭：臺灣 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北：中硏院近史所，1997)，頁 98-99。
61郭廷以，〈臺灣的國際關係――一個歷史的說明〉，《新中華》，復刊 6：6(上海，中華書 局，1948.03)，頁 6-32。相同的章節安排，也可見於四九年後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中對外 關係的部分，但本文整體結構較簡潔概要，易於讀者檢視。
62郭廷以，〈臺灣的國際關係――一個歷史的說明〉，頁 31-32。
63郭廷以，〈臺灣的國際關係――一個歷史的說明〉，頁 32。
64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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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著作與民族主義的關聯性。此外，筆者將以「中國近代通史」此題材為例，討論郭 廷以研究的理論架構，與當時國際中國近代學界流行的理論有何關聯？西方理論與本 地實際問題的結合，形成何種研究架構，或敘事模式？背後是否隱藏中國民族主義的 傾向？以上，皆為本節須處理的議題。
一、 從日治「東洋史」研究到戰後「中國史」研究 (1928-1940s)
日治時期和戰後初期（1945-1949.12），台灣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史學研究，可 自 1928 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開始談起。該校創設之初，文政學部下轄文學科、史學 科、哲學科和政學科，史學科分為東洋史、國史學和南洋史學三個專攻講座。65東洋史 講座即中國史講座，先後由藤田豐八、村上直次郎主持，並由村上氏開授「明清以迄 近世的東洋史概說」。66但村上氏的學術專並非中國史，而以十五至十六世紀的台灣 史、天主教史和南洋史享譽學界。67其餘東洋史教師，也未有以「東洋近代史」為主要 研究領域者。蓋因台北帝大自成立以來，重要任務在於配合日本帝國的南進政策，致 力於以台灣為核心的南洋地區、中國南方的自然和人文研究。68帝大對「台灣歷史」69 之研究，早期除村上氏外，尚有 1930-1935 年任職於西洋史講座的庄司萬太郎，其專擅 西洋史和台灣相關的事件和人物。701936 史學科創立「台灣史料調查室」，結合各講座 的師資，進行台灣史蹟、史料的蒐集和整理工作。此階段較高的成就以發現高等法院 的清代古文書、蒐集並考證全台各寺廟碑文為主。71綜言之，戰前日本殖民地學術傳 統，對於「中國近代史」的領域幾無涉獵；台灣史研究也多偏重清代以前，尤重台灣 與南洋地區、西方世界的社會、經濟、文化交流史，少有對政治方面的研究。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台北帝大更名為台灣大學，首任校長羅宗洛公開表示 改制後的文、法學院，「應為研究祖國文化的中心，不但要開發台灣之產業，更應為
65鄭麗玲，《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中心》（臺北：國立師範大 學歷史系博士班論文，2002），頁 124-137。
66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台灣古籍，
2006)，頁 214-216。
67關於村上直次郎的學術研究，可參考：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和台灣「學術探險」之展 開〉，《台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展望》(臺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1997)，頁 31-32。
68幣原坦，〈臺灣的學術研究〉，《臺灣時報》，：80(臺北，1926.12)，頁 25。
69原住民調查與識別、考古遺址的研究屬於戰後人類學系統的學術範疇，故第四章再討論之。
70〈彙報〉，《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4(臺北，1937.10)，頁 565-566。
71〈台灣史料調查室の設置〉、〈台灣史料調查室報告第一〉，《南方土俗》，4：2(臺北，
1936.08)，頁 51-58。〈台灣史料調查室報告第二〉，《南方土俗》，4：3(臺北，1937.05)，
頁 51-55。〈台灣史料調查室報告第三〉，《南方土俗》，4：4(台北，1938.06)，頁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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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研究學術之中心」。72文、法兩院的戰前日籍師資除特殊狀況者，應以聘任中國大 陸遷台學者為宜，以宣揚祖國文化。73史學系系主任涂序瑄在日本時代既有基礎下，規 劃四大研究範圍：1.中國史學、2.亞洲史學（南亞史）、3.西洋史學、4.社會學、民族 學和考古學 741947-1950 年代初期，該系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先後計有郭廷 以、夏徳儀、宋兆珩、李守孔（時任助教），是戰後台灣發展「中國近代史」之濫 觴。75台灣史的課程和研究部分，自 1947 起由本省籍的楊雲萍先生負責。楊氏在台灣 史研究的觀點上，和郭廷以、方豪等外省籍學者差距甚大，可算是戒嚴時代中國民族 主義史觀下的一道伏流。76
二、 中研院近史所與「冷戰－內戰」雙元架構下的「中國近代史」
研究
（一）中研院近史所創立和其早期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台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雖在戰後初期有所發展，但真正邁入建制化、專業化 的學術研究工作，則須等到 1950 年代年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的成立。1955 年 2 月，中研院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以郭廷以為籌備處主任，初期工作重點在 於檔案資料之蒐集、中西圖書之添購、研究人員之羅致與訓練，以及研究計畫之釐訂 與進行等。1965 年 4 月正式設所，以郭廷以為首任所長。77 從 1955 年到 1969 年出國 為止，郭氏主掌近史所的業務共十四年，對該所早期發展方向具關鍵影響力。另一方 面，從近史所早期發展方向和學術業績，吾人也可窺得郭廷以的學術志向，和 1950 年 代至 1970 年代初期「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特色。
根據近史所元老王聿均、王爾敏的說法，依照到該所任職時間、年齡輩分，將一 九八零年代前的研究人員分成兩代。1971 以前是近史所開創時期，以郭氏為中心，輔
72羅宗洛，〈國立台北大學之展望〉，《羅宗洛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8)，頁 473。
73國立臺灣大學編，《接受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頁 12。
74〈史學系座談會擬定系務計畫〉，《台大校刊》，4(臺北，1937.3)，頁 7。
75郭、夏二人在遷台以前即有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宋、李二人則在一九五零年代後才有相關 著作問世。台灣大學歷史系編，《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研究概況及成果》(臺北：台灣大 學歷史系，2001)，頁 2-4。《國立台灣大學教職員錄》(臺北：台灣大學，1937)。
76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頁 248。關於楊雲萍史 學思想的研究，可參考：許雪姬，〈楊雲萍教授與臺灣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9
（臺北，2007.06），頁 1-75。
77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主編，《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任重道遠全院篇》
(臺北：中央研究院，2008)，頁 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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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聯經，1987)，頁 445-456。
81陳儀深主訪，〈王聿均先生訪問記錄〉，頁 39-40。潘光哲主訪，〈王爾敏先生訪問記錄〉，
頁 178-188。
82關於黃嘉謨生平和學術生涯的詳細介紹，可參考：朱浤源，〈黃嘉謨〉，《近代中國史研究通 訊》，10(臺北，1990.09)，頁 89-97。
83王聿均、李毓澍、黃嘉謨三位學者的邊疆史、中國外交史研究成果：可參考蘇維新，〈「中華 民族論」國族敘事架構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代研究者的學術研究 為例〉(臺北：CSA 台灣文化研究協會年會，2015)。
84「中國近代史研究計畫大綱草案」轉引自：王聿均，〈朱家驊與近代史研究所〉，收入於陳三 井主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臺北：中央研究院，1985)，頁 202-203。
8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台北：中央研究院，
1985)，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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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特別具有教育與借鑒性的意涵，而以中蘇、中日關係最為當時學界所重視。86但學 者對中國與蘇聯、日本外交關係的解讀，卻因為「冷戰－內戰」框架，而有不同於二 零至四零年代的評價。以下說明之：1949 年後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政府，對於國共內戰 的失利，亟需獲得解答。在學術領域上的解答，除倚靠「匪情研究」87也須透過史學的 視角，討論十九世紀以來沙俄、蘇俄與中國的關係。與俄國接壤的中國東北疆與西北 疆，和外蒙古地區，更是必須理解的課題。此外，撤退後的國民黨政府當務之急乃在 於進行「擊敗中共，光復大陸」的戰爭，但此戰爭需要動員人民加入，甚至激起近似 於民族主義的情緒。88日本帝國作為對近代中國最具「領土野心」的兩國之一，特別是 二戰期間的侵華行動，乃是國民黨政府訴諸於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最大利器。然而，
戰後「日本自民黨政府」亦是國民黨政府在美蘇冷戰體系下，東亞反共陣營堅實的盟
戰後「日本自民黨政府」亦是國民黨政府在美蘇冷戰體系下，東亞反共陣營堅實的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