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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文的結論，包含對歷史現場的重建，對既有史觀和理論的對話與檢討，分成 下列五點說明之：
一、官方國族敘事與學術研究的關係
根據第三、四章的討論，顯示官方國族敘事雖然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已初步形 成，但在當時對學術界的言論管控似乎不高。從中國近代史來看，主張馬克思主義史 觀的著作，仍可經由正常的書籍流通市場傳播。郭廷以在三零年代所出版的《近代中 國史》，也並非以當時官方國族敘事的「國民革命史觀」來寫作。從中國民族學來 看，結構功能學派者雖然與南京國民政府在少數族群識別政策上分持不同的意見，其 著作也不至於因此而遭到查禁。凌純聲對中華民族起源問題的解釋，仍以「多源論」
的觀點為主，「一源論」僅為一種政治宣示。簡言之，南京政府當局的「國民革命史 觀」、「中華民族宗族論」對此時期的「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民族學」研究，並未 產生明顯的箝制作用和影響。接著我們來看蔣介石治台時期的變化：此時的官方國族 敘事仍以漢化政策、三民主義政策為主，就實質內容上並未做出重大的改變。唯二的 改變，則是由於符應「內戰－冷戰」局勢下，對外以反共抗俄為主的民族政策，對內 則強化台灣島的歷史、族群做為中華民族復興基地，以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論述。
觀察學界的狀況，基本上此時書籍市場上已無流通馬克思主義相關書籍，對學術著作 的管控確實也來得較嚴厲。然而，從第三、四兩章的研究成果，發現郭、凌兩者的學 術研究在宏觀層次上雖不致於違背官方敘事，但在微觀層次上，顯然官方國族敘事有 所不同。以下從兩者的研究內容思索：觀察郭廷以的史學研究，雖然與官方國族敘事 類似，強調列強在近代對中國的侵略，特別是蘇聯。也強調民族遠古的光榮，與近代 的國恥，以及抗日和未來反共的民族復興。然而，郭氏也以「近代化史觀」來詮釋中 國歷史，強調是近代化程度不如人，才會在鴉片戰爭以來居於弱國，並主張唯有科 學、民主等價值普遍，才有可能使得民族因強盛而復興。雖然郭氏的近代化史觀的終 極關懷仍是國族，但在敘事結構上與官方國族敘事差異甚大，是兩種不同性質的中國 民族主義。然而，除了《近代中國史綱》外，郭廷以的其它著作都未被查禁，可見在 大方向均訴諸於民族主義的情況下，論述細微的差異是可見容於當局。接著觀察凌純 聲的民族學研究，他發展出一系列中國與環太平洋比較研究，雖然是民族主義傾向十 分濃厚的學術生產。然而，在中華民族起源的解釋上，凌氏來台後則更為偏向「多源 論」的解釋，官方敘事所強調的「一源論」和「宗族論」則未見於其來台後的學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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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從郭、凌兩者的例證，可知官方國族敘事對於學術生產的影響，若僅從論述層面 來觀察，似乎僅是「大方向控制，小方向不論」的原則。
上述針對第三、四兩章的研究成果，加以深入分析所得出的結論。然而，此結論 卻與第二章第四節的結論恰好相反。該節指出郭廷以的教科書、凌純聲的邊政學對特 定議題的觀點，與官方國族敘事並無二致。第二章第四節，與第三、四兩章，針對
「學術研究」和「官方國族敘事」的關聯性所做出的分析，形成弔詭的相反結論。此 現象恰是本研究的重要發現之一：在不同的知識傳遞媒介上，學者對於官方國族敘事 的「遵循程度」似有所差異。問題是吾人該如何思考此弔詭的現象？ 事實上，若從媒 介的功能來看，教科書和邊政研究皆是應用性質濃厚，且與當局意識型態的推動具有 密切聯繫的「學術知識生產」；近代史學和民族學則是學術價值較高、較屬於學術象 牙塔裡頭的「學術知識生產」。因此，郭、凌二人從事「中國近代史」「中國民族 學」研究時，較無須顧及當局立場，而可表達自己的觀點。反之，郭、凌二人從事教 科書、邊政學的寫作時，他們則選擇官派委員和邊政官員的身分，故配合官方意識型 態之推動，並沒有選擇堅持自己的學術立場。從本文的研究，說明了學者面對具有法 律效力的官方國族敘事時，在不同的知識媒介上，針對特定事物選擇了以不同的學術 觀點去詮釋。事實上，在歷史的時空下，郭、凌兩人做出如此的選擇，實乃凸顯他們
「時代心靈的侷限」。
二、一九四九年後台灣學術史的兩種學術知識典範
就一九四九年的台灣的學術發展，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民族學呈現兩種不同的典 範。以中國近代史而言，幾乎是完全自中國傳統所橫向移植，即便如日籍學者伊能嘉 矩所撰寫的《台灣全志》也不為人所重視。以中國民族學為例，研究南島語族，則大 量採用日本學者的民族誌資料，以及考古資料。但這樣的採用，僅限於對史料，以及 符應於大中國民族主義的「學術論點」。如凌純聲有注意日本學者留下的民族誌，對 於文化特質(cultural-traits)的紀錄多半引用；對於族群溯源部分，對於他們的南方論之 溯源則多加以抨擊，僅引用北來論，並改成更狹義的西來論。對於五六零年代南島語 族的研究，亦有吸收。但吸收的重點僅在於名稱、分類的使用，至於族群溯源和遷 徙，則是嫁接入自己的「亞洲地中海形成論」之中。反之，若日籍學者的著作觀點與 凌純聲的假設不一致，則在引用上，產生史料的隱蔽和觀點的誤用。「中國近代史」
和「中國民族學」在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對日治學術遺產的不同態度，已在王汎森等 人的著作中提示。1本文則從更微觀的視角，驗證此項說法。
三、西學／科學與中國民族主義
1王汎森，〈總論〉，《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上）》，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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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兩位受過現代學術體制訓練的學者－郭廷以與凌純聲，想要討論接受西 學教育對他們的學術生產是否具影響？而本文的考察，顯示兩者均十分重視以科學、
客觀和實證的方法來求證。即便欲達成納四裔入中華，或雪恥以民族復興的民族主義 目的，但仍強調以「科學的方法」來求證。更進一步地說，凌純聲、郭廷以受過現代 西式高等教育，擅長援引西方理論、使用新工具和史料，作為其學術研究的工具，但 又不偏廢傳統中國學術的考證，與當時「史料學派」的傅斯年、胡適等人的研究方式 較為相近。此派知識份子強調治學以「科學治學」的態度，在合理情況下考古、疑古 以鑑別傳世文獻史實的真偽。對比同一時代，以柳詒徵、錢穆為代表，以延續和發揚 傳統文化為本，輔以西學的「中國本位／新國粹學派」，兩派學者在方法論上大有不 同，但均處於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以錢穆為例，其《國史大綱》也是一部根植 於中國民族主義立場的書籍，但其治學方式、立足點是漢文古文獻，以訓詁、聲韻和 文字等學術方式論，以證中國民族、歷史文化的延綿不絕。而郭廷以、凌純聲的學術 研究雖然仍受中國傳統文獻學和考證學的影響，但添入不少的西方學術方法論，如郭 廷以的近代史研究，注重中西史料的比較、檔案的挖掘、口訪資料的運用等；凌純聲 的上古民族史／民族學的研究，則立基於考古學、體質人類學、語言學的分類基礎。
而從本文的考察，郭、凌二人也是透過學術研究，以尋求中國／華民族的過去與未 來。郭、凌兩者的研究方法顯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史料學派的知識分子強調科學 精神的啟蒙思維模式。如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我們要科學的東方 學之正統在中國！－此也強烈反應藉「科學方法」以實踐國族認同之旨趣。2從本文的 考察，反映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科學與民族主義的互動關係。此研究成果呼應於 Hsiao-pei Yen（嚴曉珮）、James Leibold 的先行研究 3，但本文更進一步對比當時中國 學術界仍存在如錢穆、柳詒徵等堅守「從傳統文獻追尋中華民族過去與未來」的學 者。
四、民族主義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
本文大膽以兩個學科方法截然不同的學科，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民族學為例，討論 民族主義與人文社會學科發展的關聯性。在對郭廷以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觀察到民 族主義以滲入其歷史的「敘事結構」呈現之，以強調中國須雪恥，以復興民族，返回
2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
(1928.5)，頁 10。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浙江：浙江人民出版，
2013)，248-249
3 Hsiao-pei Yen,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Paleo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Chinese Frontier, 1920-1950（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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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榮耀。對凌純聲的民族學研究上，則觀察到其試圖以民族學所得出的證據，與 日本，和歐陸的東方學者做對話，以強調中國族裔多元但卻鎔鑄於一體，以及中國族 裔和文化廣泛傳播至環太平地區。
本文也觀察到各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知識，在橫向空間與縱向空間上的特徵。橫 向空間方面，Bourdieu 所提到 The system of cross check －各學科之間的交互檢證系 統，以針對某個議題提出更完整全面的立論。從本文的經驗研究上，也可顯見凌純 聲、郭廷以的研究，均不限於本學科的立場，援以多重學科相互檢證，以達到中國民 族主義的目的。縱向時間：各類人文社會科學與國族主義發生連繫的時間，可依下列 序列顯示：十九世紀末，文學和神話學／黃帝神話－ 二十世紀二零年代末後，考古
本文也觀察到各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知識，在橫向空間與縱向空間上的特徵。橫 向空間方面，Bourdieu 所提到 The system of cross check －各學科之間的交互檢證系 統，以針對某個議題提出更完整全面的立論。從本文的經驗研究上，也可顯見凌純 聲、郭廷以的研究，均不限於本學科的立場，援以多重學科相互檢證，以達到中國民 族主義的目的。縱向時間：各類人文社會科學與國族主義發生連繫的時間，可依下列 序列顯示：十九世紀末，文學和神話學／黃帝神話－ 二十世紀二零年代末後，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