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設計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國民族主義學術觀點」。陳、歐兩文均指出郭廷以的台灣史、邊疆史研究具有「大中 國民族主義」的特質。29但兩文均將重點置於郭氏的台灣史研究，對其邊疆史、中外關 係史，和中國近代化研究中的民族主義觀點均未深入探討。許文指出凌純聲、林惠祥 兩名現代中國的人類民族學者，以他們的研究成果所建構出的「臺灣原住民西來 論」，取代日本學者提出的南來論。而他們的學術觀點，與當時政治意識形態基本上 是吻合。30就目前筆者所見的文獻，許文應是首開從民族主義學術觀視角，檢視戰後 台灣的民族學知識生產者。但許文並未進一步解決：凌純聲為何提出此觀點？是受過 官方國族敘事的箝制？或時代背景下的民族主義思潮影響？ 此外，許文將凌純聲「臺 灣原住民西來論」，與國際學界的「南島民族原鄉論」二元對立來看，並未考察兩者 的關聯性，也是值得商榷之處。上述三文在內容不足，或是觀點有待商榷之處，也是 本文第三、四章所欲深入討論的問題。蔡文則指出解嚴後政治禁忌的突破，讓醫學與 基因科學介入國族建構的過程，使得國族知識除作用於不同人文社會科學的典範競逐 外，亦作用於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間的競逐。31蔡文雖未與本文有直接關聯，但 在結論一章，筆者將綜合本文和蔡文的研究發現，探討各種「學術研究」與「民族主 義」在時間軸下的排序與關係。
透過上述著作對民族主義的學術生產之拆解，過往研究者追求人文社會學「自然 科學化」的企圖，不僅遭受嚴峻挑戰，甚至也波及到被普遍視為「絕對客觀」的自然 科學。換言之，「純知識」（pure knowledge）是否存在，也必須值得我們再深思。
而上述著作在問題意識、研究時間與方法論的應用上雖未必和本文相同，但均啟發筆 者從歷史脈絡，思索西學傳入中國、台灣的過程中，學者對於學術流派、學科方法 論、研究議題的選擇，都可能受到學者內在的民族主義情感，和大時代意識型態的影 響，從而做出不同的抉擇。而本文考察對象－郭廷以的中國近代史、凌純聲的中國民 族學之研究，和中華民族／中國的關聯性，受到上述文獻的啟發甚深。
第三節 研究設計
本節將分成研究取徑、研究方法和研究限制三部分，以闡明本文的研究設 計：
29歐素瑛，〈郭廷以的臺灣史理論與實踐--以「臺灣史事概說」一書為例〉，《臺北文獻》，
32：134（2000,12），頁 61-87。陳儀深，〈從邊疆史到臺灣史：世變下郭廷以史學的一個側 面〉，《思與言》，48：4，（2010.12），頁 1-22。
30許維德，〈把台灣「高山族」變成中國「炎黃子孫」：以台灣原住民起源「西來論」為核心的 探索〉，《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台灣客家、原住民與台美人的研究》(中壢：中央大學出版 中心/台北：遠流出版社)，頁 265-318。
31蔡友月，〈科學本質主義的復甦？基因科技、種族／族群與人群分類〉，《臺灣社會學
》，23，（2012.06），頁 155-19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一、 研究取徑 (approach)
首先，說明整體論文的架構設計，以及問題選擇(為何選擇跨學科知識史來討 論？)：本研究的架構得力於 Pirre Bourdieu 的啟發，從其「學科交叉檢證系統」
（system of cross- check）32觀點出發，思索「中國民族學」、「中國近代史」兩個學 術次領域，如何在本文討論的時空裡，建立一個有關中華民族／中國的論述？在學科 方法、研究議題上，如何展現跨學科的合作與競逐？此取徑也受到葛兆光、Hsiao-pei Yen 前引二文的啟發。
其次，本文試圖反思，並突破幾組解釋近代中國、戰後台灣近代史學史、民族學 史的概念：「史料學派 v.s 史觀學派」、「近代化史觀 v.s 民族主義史觀」、「中國民 族主義 v.s 多元文化主義、實證主義 」的分類。本文將以郭廷以、凌純聲的著作為 例，對上述的二元對立的學術理解加以批判，並在結論做出總結。而此部分的構思，
乃是得力於 Michel Foucault、王汎森、Prasenjit Duara 所揭示的取徑（approach），以 下詳細說明之。 Michel Foucault 認為時代沒有特定精神，應該全面性的看待每件歷 史，此言恰好概括 Foucault 所揭示的考掘（古）學(Archaeology)原則。考掘學的特色 有二：第一，放棄傳統史學以時序為基準的方法，轉而專注以空間橫斷面為基準的探 討。第二，反對傳統直線式的史觀，強調挖掘每個時代空間中尚未被發現或是被隱藏 的史實。33王汎森也指出歷史是由很多股力量競爭或競合前進，特定時期並非僅有一個 調子，而如同交響曲，很多調子在前行。而我們在書寫歷史時，往往注重當時的主 調，忽略副調、潛流，跟著主調同時並進、互相競合與影響。34從 Foucault、王氏所提 供的視角，提示我們現今所觀看的「歷史」，看似首尾連貫、脈絡清晰，但實際卻忽 略時空脈絡下的複雜性。舉例說明，本文研究對象－郭廷以、凌純聲是中研院遷台 後，近史所和民族所的創辦人。而當代中研院學者，如近史所對於郭廷以先生的門生 故舊的訪談，多半呈現郭廷以堅持學術獨立、實證主義的一環。35再如民族所蔣斌、何 翠萍二位教授以「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為名，策畫 2014-2015 的特展，目的 彰顯當局官方國族敘事控制下，在 50s-70s 人類學者「秉持學理的觀點與學術的初衷，
在當時國家機器與社會大眾的眼神都不太眷顧的偏遠地區，默默地實踐著多元主義與
32 Pierre, Bourdieu, ”An Interview with Pierre Bourdieu”, edited by Beate Krais ;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p.247–59
33 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1993)，頁 41-45。
34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台北：允晨文化，2014），頁 58-59。
35陳儀深、黃克武等訪問，《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4)。
‧
最後，後殖民學者 Prasenjit Duara「複線史觀」（bifurcated history），是一種將 歷史看成兼具散失（dispersal）和傳承（transmission）二元性的運動－它有別於以啟
36 該特展全名為：「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1950s-1970s 臺灣人類學者與原住民研 究」 ，強調民族所第一至第二代學者，凌純聲、李亦園等人的原住民研究，擺脫大漢沙文主 義，替威權時代提供多元論述。截取自：
http://www.ioe.sinica.edu.tw/content/NewsReview/Msg_content.aspx?&SiteID=5301642256 31412251&MenuID=530210530555157051&MsID=2014042213472371524&View=1 截取時間：
2014.06.19。
37丁文江，〈中央研究院的使命〉，，頁 5-7。
38李濟，〈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頁 15-16。
Prasenjit Duara, “Introduction”,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pp.3-50。
40Duara 複線史觀的詮釋與理解，得力於宋國誠教授大作甚多，在此致上深深謝意，並昭示不敢 掠美之心。詳見：宋國誠，〈從孫中山「大中華國族」到中共的「統一論述」〉，頁 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文也試圖透過對「學術著作」文本的詞彙、敘事結構和論證過程的分析，藉以說明民 族主義／史觀、多元文化主義、近代化史觀，在「學術知識」實作(practice)的當下，
往往是混雜(hybrid )，而難以「二元對立」觀念來區分。
二、 研究方法
根據上述問題意識和研究途徑的討論，本文研究方法上，必須兼採學術史分析，
和傅柯對文本的話語／論述(discourse)分析。 以下分別說明兩種分析方式，與研究課 題的關聯性。
（一）學術史的分析
傳統學術史，從學科／學術觀念的內在發展，與大時代環境的外在變遷，雙向考 察學術著作／學者在特定時空斷線內的思想特徵。而本文重要主旨之一，乃討論 1930 年代日本帝國侵中、1949 年底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1950 年代國共內戰／美蘇冷戰 的時代背景下，對郭廷以、凌純聲兩者，在挑選研究議題、視角、方法論上產生的影 響。此外，「中華民族論」敘事的形成、官方化和內容變遷，都與外在環境的影響密 切相關。因此，本文更偏重分析外在環境對官方意識型態、學術著作產生的影響。學 科觀念的內在發展變遷，如德國蘭克實證主義、近代化理論、歷史傳播論、結構功能 論等，對台灣、中國兩地學術界的影響均連帶提及，但重點放在理論框架與中國民族 主義的互動關係。
（二）傅柯的話語(discourse)分析
41從學術史的脈絡，只能說明在特定時空脈絡下，郭廷以、凌純聲二人「為何」
(why)產生民族主義(無論基於內在情感的認同，或外在政治的需求)，進而對他們學術 研究產生影響。但並無法說明，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如何」(how)溶入學術研究之 中？是透過詞彙、敘事結構，或推論過程？又與近代化理論、歷史傳播論，產生學術 知識上的何種競奪或融合？因此，本文第二種研究方式，乃採用傅柯所揭示的話語分 析法，分析凌、郭兩人所生產的「學術知識」，使用何種詞彙？透過何種話語被建 構？話語的敘事結構為何？官方國族敘事的話語，與學者學術生產的話語，又具有何 種關聯性？
41 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頁 93-16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以下將解釋本文如何結合上述兩者分析方式。首先，就學術思想史的分析，將 郭、凌的著作置於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脈絡來思考。第一，關注兩者著作的批判 對象和其批判的動機，如郭廷以的「近代中國通史」，之於馬克思主義者；如凌純聲 的相西苗族研究，之於大泰族主義。第二，關注兩者著作的預設理論框架和國際學界 的關聯性，如郭廷以的近代化理論，與 John King Fairbank、 Ssu-yu Teng 的近代化理 論(modernization)的關聯性；如凌純聲的歷史傳播論，與國際人類學界的「傳播論與文 化區理論」(Diffusion and cultural-area theories)的關聯性。其次，就論述的分析，本文 將討論凌、郭二人究竟透過何種透過詞彙、敘事結構，或推論過程，將國際學界的理 論框架與中國民族主義串連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