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中國民族學」研究：以凌純聲為中心
第一節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民族學」發展與凌純聲的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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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中國民族學」研究：以 凌純聲為中心
1949 年後台灣考古學、民族學門的發展史進行討論，應從「Y 型史觀」視角切入
－中國與日本學術傳統並列的原則，除重視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橫向移植的學術傳統 外，仍須對日治時期留下的考古學、民族學遺產進行合理評價，較可適當的理解一九 四九年後台灣的學術發展。1 因此，相較於第三章對史學和「中國近代史研究」對日治 時期較簡略的介紹，本章對民族學和「中國民族學的少數族群研究」將用更多的篇幅 敘述日治時期的學術遺產，特別是南島民族／台灣原住民起源說。
本章討論 1928-1949 年間，南京國民政府治理下，中國民族學門的建置，以及與 中國民族主義的關聯性；1949-1975 年間蔣介石治台時期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與民族主 義的關聯性，乃是本章的背景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本章的主角凌純聲先生，筆者將以 1949 年為界，分析他在南京政府、台北政府時期，兩時期各自的學術著作內容，以及 著作與時代背景的關係。民族主義是本文重點，故我將從凌先生個人生平，以及撰寫
「中國民族學」的動機、知識生產過程等各方面，試圖連繫凌先生的學術著作與中國 民族主義的關係。
第一節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民族學」發展與凌純聲的學 術研究
在本節的一、二小節，將依序處理論 1928-1949 年間，南京國民政府治理下，中 國民族學門的建置、中國民族學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連繫。其次，在第三小節將處理郭 廷以遷台前的學術經歷，與學術著作內容，並試圖論證其與民族主義的關聯性。
一、 現代民族學的發展和「中國民族學」領域的出現
在本小節的(一)，將討論傳統中國的四裔志，如何吸收西方民族學的方法論，蛻變 成現代民族學。(二)則討論「中國民族學」此學門在高教與學術體制內被建置的過程，
以及南北學派的分野。
1 王汎森，〈總論〉，《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2011），
頁 1-24。臧振華，〈百年來的考古學：傳承與轉型〉，頁 141-174。黃樹民，〈人類學與民族 學百年學術發展〉，頁 17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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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學思維的變遷：從四裔志到現代民族學
就以漢族／中原王朝為核心的歷代中國學術發展觀察，對異文化族群的記載，較 具學術意義者應自西漢司馬遷的《史記》開始。其後的二十四史，都包含邊疆和四裔 傳，可說是古代中國對「現代民族學」範疇內的資料蒐集最完備之處。2雖然二十四史 的編寫方式與現代民族學的研究方式相差甚大，但卻無損其史料價值，而為二十世紀 初期的文化歷史學派的民族學者廣泛運用。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二零年代中期前民族學在中國的傳播，可從兩個途徑觀 察：第一個是民族學著作的翻譯和編譯，最早被譯介入中國的歐洲民族學著作，應是 1903 年的 Michael Haberkand《民種學》，而早期民族學知識的翻譯和介紹，乃以蔡元 培〈說民族學〉成就最高。3該文在中國民族學史意義有二：其一，確定 ethnology 之 譯法：在蔡文之前，ethnology 可譯成人種學、民族學或人文學等多種譯法，蔡將其翻 譯為「民族學」，自此學界逐漸確立此譯法。其二，區分民族學／民族誌概念：蔡文 是首篇在中文語境內，區分「民族誌」－偏重記錄（ethnography）、「民族學研究」
－偏重比較研究（ethnology）兩詞彙的意義。4第二個途徑是民族學的實地調查工作。
地質學者丁文江 1914 年至西南區域做地質礦產調查時，對於西南地區的少數族群也產 生濃厚的興趣。因此，丁氏也對於雲貴等地少數族群進行語言風俗習慣的考察，和體 質的測量。5但一九二零年代以前中國境內的民族學調查活動，仍以外籍人士為主，這 邊以鳥居龍藏、史祿國（S.M Shirokogorov）6影響最大。鳥居氏自 1895 年起開始到中 國境內考察，範圍遍及遼東半島、西南地區（雲貴川）、蒙古和東北地區，對苗、
瑤、布依西南族群，滿蒙東北族群均深入觀察。鳥居氏在 1939-1951 更被聘請至燕京 大學任教。7史祿國自 1915 年起，針對西伯利亞、中國東北的通古斯族群、華北、華 南和西南地區少數族群的民族學和體質人類學調查。鳥居的滿蒙苗研究，是其在中國 民族學上最卓越的貢獻，也在輿論界和學界均引起不少爭議，特別引發中國民族主義 的爭辯，此部分留待本節的第三小節討論。
2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頁 38-39。
3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頁 73-76。《民種學》 原著是德國民族學家 Michael Haberkand，J.H.Loewe 英譯 譯為 Ethnology。中文版本由林紓、魏易從英文版轉譯過來。
4 蔡元培，〈說民族學〉，《一般》，：1 (北京，1926)，頁 12。
5 丁文江的事蹟可參考：胡適，《丁文江傳》（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3），頁 21-22。而其著 作目錄可參考黃汲清，潘雲唐，謝廣連編，〈丁文江學術著作系年目錄〉，《丁文江傳》（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423-447。
6於史祿國生平和研究的概要介紹，可參考：費孝通，〈人不知而不慍 - 緬懷史祿國老師〉，
《師承·補課·治學》（北京 : 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 79-92。劉小云，〈史祿 國對中國早期人類學的影響〉，《中南民族大學學報》，：3(廣州，2007)，頁 10-14。
7 鳥居在亞洲從事民族學、考古學的調查，相關二手研究可參考：田畑久夫，《民族学者鳥居 龍藏 : アジア調查の軌跡》(東京 ： 古今書院, 1997)。中薗英助，《鳥居龍蔵伝 : アジア を走破した人類学者》(東京 :：岩波書店，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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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是二零年代中期以前的狀況，現代民族學知識在中國傳播的概況。此時期在 外國接受民族學專業訓練的中國學者尚未返國，民族學專門研究機構也未出現，較具 學術價值民族調查和研究多由外籍學者執筆。
（二）中國民族學研究機構和南北學派的出現
比較起中國近代史，中國民族學的推廣和扎根，學術研究機構扮演的角色遠比高 等教育體系重要。1928 年中研院成立後，「社會科學研究所」下轄「民族學組」，是 近代中國第一個以民族學為範疇的研究單位。同一時期成立的相關研究機構，尚有中 研院史語所、中山大學語史所，兩機構均設有「人類學組」，後者的發展方向與民族 學較有關連。8本地專業學術機構出現，給予中國籍學者更多以團隊方式，深入邊疆地 區考察的機會。由於地理區位的關係，上述研究機構不約而同以西南少數族群如苗瑤 族、儸儸族為考察對象。9上述機構的地理分布以中國南方為主，與南京國民政府的關 係十分密切，故當時形成以南京中研院為中心、遍及廣州中山大學、福建廈門大學的 民族學「南派」。此派學者由於有國民政府的支持，在當時民族學諸派別中的勢力較 為龐大。10此派的學術特色有三：第一，由於此派的領導學者如凌純聲、衛惠林、楊成 志，均留學自法國。上述學者也先後受教於法國民族學派健將－Marcel Mauss、Rivet，
故帶有該派注重田野調查，先事實而後理論的學風。此外，南派部份學者如凌純聲的 治學方式，也受到德奧「傳播－文化圈學派」的影響。第二，此派學者的研究較注重
「貫時性」(diachronic)的研究，擅長結合傳統中國文獻和西方理論，並結合史學和民 族學的觀點，考證民族的形成與發展。而對民族歷史的探索，則帶有「進化論」的色 彩。第三，由於與國民政府關係較為密切，該派重視邊疆問題，甚至在二戰的中日戰 爭期間發展出「邊疆研究」。11
相對於南派／歷史、傳播學派者，當時中國境內另一股重要的民族學/社會人類學 勢力，是以燕京大學為核心，旁及北大、清華的「功能學派」。該派發展學術亦有三 大特徵：第一，燕大是 20 世紀初由四所美國及英國基督教教會聯合於北京開辦的大 學，與西方學界接觸頻繁，先後聘請美國人文社區理論大師 Robert E.Park、英國人類 學功能學派 Radcliffe Brown 至該校客座。12再加上該派領導學者，如潘光旦、吳文
8 王建民等編著，《中囯人類學民族學百年紀事》(北京: 知識產權出版社， 2009)， 頁 267-273
9 王建民等編著，《中囯人類學民族學百年紀事》，頁 91-103
10 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 》，頁 162-163。
11 三個特色，主要參考自下列書籍，並自行歸納整理：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 》，頁 152-155。黃樹民，〈人類學與民族學百年學術發展〉，頁 183。黃應貴〈光復後台灣地區人類學研 究的發展〉，《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55，(1984.06)，頁 105-146。
12 陳遠，《燕京大學 1919-1952》（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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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費孝通、許琅光軍留學自英美，故該派擅長在社區的長期蹲點調查，並配合理論 思考，較不參考傳統中國文獻。第二，該派重視「共時性」(synchronic)的概念，結合 民族學和社會學的概念，重視當代社會問題的解決。第三，在研究對象上，以中國鄉 村社會為主，不侷限在少數族群的研究。13
中國的民族學自 1920 晚期後，由於境內的民族學研究機構、大學專門課程出現，
以及專攻民族學的留學生吳文藻、凌純聲等人返國，對西方理論的翻譯和檢討，更多 元而深入。民族學調查活動和研究，也漸開起以國家力量主導，以研究團隊的方式進 行。而因為對民族學研究方式和議題的認知不同，從而形成南北學派的區隔，而派系 區隔也成為民族學涉入國族主義議題的一個發展線索，此將在下文說明之。
二、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中國民族學」研究
觀察完中國情況後，我們將視角轉向「現代民族學」的發軔地－歐洲。歐陸民族 學起源有三 14：第一，19 世紀初歐洲新帝國主義國家的海外殖民活動，對於亞、非殖 民地的種族、語言、文化，需要更具系統和科學的記載和研究。第二，生物學的經典 著作－Charles Darwin 提出的生物進化論(biological evolutionism orevolutionary biology ) 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理。此道理被社會達爾文主義 (Social Darwinism) 者，應用於解釋人類社會各族群／民族之間的競奪關係。第三，民族國家的建立，使 得民族成為人群團體「自我認同」的標籤，以區隔他者／自我的差異。
上述三個思想條件，在民族學傳入中國後，與當時中國社會的民族主義思潮密切 結合。從原本結合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殖民主義(Colonialism)的西方民族學知識，轉換成
上述三個思想條件，在民族學傳入中國後，與當時中國社會的民族主義思潮密切 結合。從原本結合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殖民主義(Colonialism)的西方民族學知識，轉換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