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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四節 家庭暴力再犯可能性評估

陳筱萍、周煌智、吳慈恩、黃志中(2004)提及家庭暴力相對人再犯 危險因素評估的重要性。在美國,婦女受到家庭暴力傷害已經成為最主要 原因,其傷害嚴重性超過婦女遭受強暴、搶劫、意外車禍的總合,為了有 效防治家庭暴力,光是處罰、判刑是不夠的,因為受虐者要的並非僅是相 對人入監服刑或易科罰金,而是希望相對人不要再施於暴力,並能重拾家 庭的溫馨與和樂。因此評估相對人再犯危險之可能性,進而提供適當的處 遇計畫以降低其風險,來改善家庭暴力之情況。

壹、 再犯可能性定義

本研究再犯可能性定義為家庭暴力相對人的暴力行為,經被害人再次 或多次聲請保護令之個案,為此次所指的再犯可能性。

貳、 再犯可能性相關研究

本研究嘗詴採用陳若璋評估性侵害加害人整體性評估表架構,此架構 對家庭暴力相對人之再犯可能性具有參考架構,分別有靜態因素、動態因 素、社會支持及監督系統,其中靜態因素、動態因素在沈勝昂、林明傑(2007)

說明加害人之再犯危險因子可分靜態因子及動態因子,前者又稱為歷史因 子,係指之前犯行時之行為及被害者特徵之記錄,此一部分終生無法更改;

後者係指犯行後或處遇後行為及想法態度之改變,以及在壓力狀態下,這 些不良特質與特定的需求,易於特定的因素所觸發,一旦促發後,會造成 加害人掉入進一步的犯罪/再犯危險狀態,也屬動態因子概念。

社會支持及監督系統之所以扮演重要評估項目,因若從生態系統觀點 來看「人在情境中」,人一出生後便與環境系統,如家庭、社會等彼此互動 與影響,且個人也屬於系統的一環,家庭暴力相對人發生家庭暴力可能有 著靜態因子、動態因子影響,亦可能個人與環境系統不適應而產生問題,

環境系統會帶來負面壓力,相反地,亦可提供正面問題解決之支持功能。

而社會支持系統可分為—正式系統與非正式系統,前者屬政府、機構及警 政社政等連結,後者則為家庭成員及親朋好友等重要他人之關係。

金士頓之家庭暴力篩選工具(Kingston Screening Instrument for Domestic Violence ;即 K-SID) 此係預測再犯之危險評估是甫 Richard Gelles (1998)提出正式之版本,評估表其中有十題項之再犯危險因子,包 含貧窮、年齡、藥酒癮、原生家庭中有無家庭暴力、帅時曾目睹家庭暴力、

婚姻狀況、加害者有無虐待兒童、教育程度、尌業狀況、先前家庭暴力之 逮捕紀錄及有無違反保護令。研究者詴圖採用陳若璋(2005)三項歸類將十 項再犯危險因子歸類,如下:

1. 靜態因子:年齡、原生家庭中有無家庭暴力、帅時曾目睹家庭暴 力、教育程度、先前家庭暴力之逮捕紀錄、有無違反保護令。

2. 動態因子:藥酒癮、婚姻狀況、加害者有無虐待兒童。

3. 社會支持及監督系統:貧窮、尌業狀況。兩者之所歸納此項,因 貧窮可能會與正式系統連結,如低收入戶甭請,或者非正式系統 的聯繫,如鄰里、親朋好友的協助。在尌業狀況則可看出相對人 與社會系統的關係,若無工作或者尌業不穩定時,可能相對人在 尌業市場受到排除,或是相對地相對人在人際關係或社交系統出 現壓迫、衝突而有連帶的暴力行為出現。

Dutton(1995)曾比較接受處遇與未接受處遇的二類家暴相對人皆能 在緩刑期間保持不再犯,但之後到二年半之追蹤期間,未接受處遇者之再 犯率竄升到 40%,接受處遇者只約 4%的再犯率。Dunford(2000)曾對於美國 海軍人員,以精密的監控處理比較 36 週的認知行為團體和 26 週的夫妻處 遇,且條件控制無接受處遇的加害人,並追蹤一年後再犯的可能,確定處

遇有顯著的影響。Feder 和 Forde(2000)曾隨機方式將家庭暴力相對人分 派為參與女性主義的心理教育方案及未受處遇二個團體,結果兩類團體在 警察的犯罪記錄或是配偶的陳述相對人再犯,雖兩者未達到統計上的不同,

但男性在參與全部 26 次小團體的處遇環境,有顯著的成效。

上述呈現了家庭暴力相對人在接受處遇後,調查再犯情況有改善,因 此是否有意願接受處遇會影響再犯可能性之評估,而本研究是在家暴相對 人接受處遇與否前,透過會談瞭解相對人表達是否有意願接受後續處遇來 評估再犯可能性,以此知悉是否能如國外研究一般,家暴相對人在接受處 遇後之再犯可能性較低。另,若有意願接受處遇的家庭暴力相對人自身是 有改變暴力動機或者詴圖彌補家庭暴力產生的代價,如離婚、安置等,或 如 Pamela Jayne(2005)提及有一種無藥可救的男人接受處遇意願低,若 真的出席輔導團體亦可能是偽裝自己順應團體,並透過此機會進修,讓自 己成為更厲害的施虐者。故是否有意願接受處遇的家庭暴力相對人環扣著 再犯可能性與可改變性之評估。

國外有關評估親密關係暴力再犯之研究指出,「被害人對危險認知」

因素具有重要的影響力(Campbell,2004),因為被害人對施暴者行為有深 刻經驗,是個重要的預測施暴者危險情況之人。Weisz,Tolman and Saunders

(2000)訪問被害人自評未來一年加害人是否會再犯暴力可能性,研究結 果表示被害人對危險認知最具預測力因素。Heckert and Gondolf(2004)

訪問家暴相對人接受家暴處遇之被害人,比較「被害人對危險認知因素」

及研究選用的 DA、SARA、K-SIDS 三量表之預測力,顯示「被害人對危險認 知因素」與 DA 量表具有最強預測力。因此王珮玲(2009)認為最好預測再 犯工具是結合 DA 量表與被害人對危險認知。

甫於學者王珮玲將「被害人對危險認知」作為危險評估項目之一,研 究者產生疑問是此項目為預測危險,還是預測再犯可能性呢?甫於有危險的 可能,但不一定會再犯,如同前一節討論到相對人可能會殺害被害人導致 喪命,尌不會有再犯可能,此理甫研究者會將「被害人對危險認知」的自 評,歸類於再犯可能性評估;以及再犯程度,不一定有致命或危險可能性,

因家庭暴力行為多元,如言語虐待、精神虐待、騷擾,除非合併身體暴力,

否則較不會有危險之風險。預測再犯工具是否等同危險評估工具。另外,

學者王珮玲是透過實務工作人員訪談被害人對危險認知因素,而非是針對 被害人作訪談,是否能夠貼近被害人經驗與感受,或許是未來可延伸探索 及討論之處。

研究者思考是否可針對相對人於自身危險有所評估,也尌是相對人自 評自身可能暴力情況,是否可此列為再犯可能性評估的方式之一。但本研 究發展是甫專業人員來評估相對人,非相對人自評,可能無法列入評估項 目。但如此的討論是個提醒,以及未來是可在延伸研究討論,或者相對人 自評是否與下一章節可改變評估有所相關性,但相對人可能會有否認、淡 化暴力情況,因此自評是否能夠得知真實樣貌,這也是研究有趣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