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如果尊重傳統是一種過渡期的手段，那麼要如何避免這樣的妥協變成原 則，會是重大的課題；如果權利不容妥協，那麼過程中無法跳脫傳統認知而
「不習慣」的人，也會需要漫長緩解自身情緒的過程。許多受訪者都曾說出
「明明自己沒有做錯事，卻有他人因此受傷」的複雜情緒，那些他者所受到的
「傷害」，回歸源頭還是來自當家族延續的想像不同，以及對姓氏代表的意義認 知不同，這些差異是無法透過法律保護或定義的，回歸家庭成員的彼此理解或 許才是解答。
第二節、家庭角色的認知差異
想協商從母姓的人，被捲動的第二種關係網絡，是有關了「自己與子女的 關係」。本節將說明當事人在協商過程中，對於父母職認同、父母子女關係的 衡量，此為第二類型的關係捲動。
▲圖 4：社會關係捲動第二分類－關係中與原生家庭緊密程度 想協商從母姓者
完全平等導向的協商者
（乙）
與原生家庭關係疏離
與原生家庭 關係緊密
（甲）
社會性別導向的協商者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一項、姓氏意義的不同詮釋
夫妻對於子女稱姓的法意識並非一成不變，因為在新生兒父母溝通子女姓 氏的過程中，受訪夫妻除了審視自己的社會角色，也會評估自己身為父母職的 身分，以及自己與原生家族父母的關係，並藉由關係的親疏，改變自己的法意 識。這是因為法意識是有階段性的，如同學者 Kathryne M. Young（2014）曾 提出「二階法意識」的概念，由對他人的法意識的主觀信念影響該個人的法意 識，而建構出新的法意識。也就是說，夫妻與其配偶、親友長輩的關係緊密程 度，也會影響夫妻的法意識改變的程度，且由於婚姻牽涉了多重的社會角色與 家族成員，不僅是家族成員間的關係會影響法意識，這些不同的關係角色也會 在協商夫妻心中排出「順序」，促成夫妻做出決策。
具體而言，夫妻對於子女從姓的法意識，包含了對於為子女命名姓氏意義 的詮釋、對協商資格的理解，以及最後的從姓決策。而夫妻在子女姓氏約定的 協商過程中，他們透過對話來了解彼此、了解其他人的觀點，所以夫妻在協商 中會反覆陳述自己對法規的理解，並尋求對方的認同，以求最後共同做出決 策。然而，這樣的對話與互動，同時也使夫妻透過法意識的運作讓自己與社會 連結，這個過程對於法意識是雙向作用的。簡言之，夫妻在子女姓氏討論的過 程裡，他們因為與重要他人的法意識交流，因此改變了原有的法意識。
像是案例 10 的喬瑟夫先生，他就是因為與配偶的法意識交流，轉換了原有 的法意識。雖然喬瑟夫先生對法律條文很有概念，但他原先對於子女從姓的觀 念，是來自於求學時期教授所說的傳統祭祀論，當初也認為從父姓的秩序相當 合理。所以，喬瑟夫先生在配偶提出子女從母姓要求前，他對於姓氏的詮釋如 同當年的法律設定，認為「從父姓是好的原則、規則」，即使修法後知道女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有平等讓子女從姓的權利，也尚未進一步思考過這樣的可能性。因此，當配偶 提出第二個女兒從母姓的要求時，第一時間喬瑟夫先生的反應是：「有必要這 樣嗎？」，但喬瑟夫先生透過與配偶的討論，當對方說明：「我覺得一人一個 很公平」時，喬瑟夫先生馬上改變了他的法意識認知，因為他也認為修法後這 樣的要求是「合理、公平」的，於是內心詮釋快速地轉化，產生了新的法意 識，便內心平和地與配偶協商細節。
當然，姓氏協商的法意識轉變原因，不只是討論階段所產生的言語論述，
也就是說，不一定是「具體對話」，有時候更是親眼所見的事物、感受，當事 人會把所見聞的事物去主觀的詮釋、並變成自己新的法意識。
像是案例 4 的達克先生與達琳小姐在小孩出生前就經過了多次的討論，但 由於達克先生的原生家族相對傳統，這個即將出生的孩子又是目前孫字輩第一 個男丁，所以達克先生在面對從母姓的議題的壓力相當沉重。儘管，達克先生 自己很支持平權議題，也理解想要改變大環境不平等的想法，達克先生仍礙於 傳統賦予他的束縛，多次討論後依舊相當猶豫。達克先生面對了很多的自我掙 扎，起初也基於社會傳統因素與達琳小姐發生過爭執。然而，最後讓達克先生 下定決心一起面對壓力的是感同身受的過程。
達克先生是這樣說的：「最終讓我放下擔憂全力支持從母姓，是因為看見 懷孕生產的過程中，母親與小孩的連結很強烈。」，可見案例 4 的達克先生從 配偶分娩過程，理解子女對於母親的連結。這和案例 2 的貝爾先生起初支持母 子連結的想法很類似，達克先生也透過這樣的關係互動連結到母親對子女姓氏 的歸屬感。透過而二階法意識的轉換，達克先生由對配偶達琳小姐法意識的主 觀信念，影響達克先生個人的法意識，而建構出了新的法意識，認同了達琳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姐的法意識。於是，達克先生因此跳脫父權的框架，小孩與母親的連結更與生 俱來，決定要更勇敢對抗社會壓力。
案例 5 的伊芙小姐也認為配偶的轉變是因為看見她的辛苦：「我先生開始 有更軟化的原因，跟我懷孕過程中他看到我的狀況也有關係。三個月的時候差 點流掉，我有去醫院安胎，又前置胎盤、剖腹產…。」伊芙小姐認為配偶原先 只覺得小孩從母姓只是她個人的期待，所以未認真思考，直到分娩過程親眼看 見她為孩子所受的身心折磨，她的配偶才真的產生同理心，進而改變法意識。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受訪者對於姓氏的認同感並不一樣，對於小孩姓氏 代表的意義更有不同的詮釋。舉例來說，有些人是認為姓氏是關乎家族的傳 承，會影響祖先的祭拜、族譜的延續；有些人則更認為姓氏的是自己和小孩的 連結，並無關乎原本的家族：也有人並不一定認為有歸屬感的差異，只是更在 乎伴侶間的公平權利，希望選擇姓氏的時候，不要有任何一方在姓氏選擇中消 音。
例如案例 5 的伊芙小姐就是在意姓氏命名過程的公平性，她是這樣形容小 孩的姓氏對她的意義，她說：「小孩從母姓是一個選擇，我們法律就是規定大家 要命名嘛！我們每個人都要有個姓氏、要有個名，這個姓氏就是只能選擇父姓 或母姓 那就是這兩個選擇都可以有的情況下，沒必要把自己局限在只能從父姓 或母姓。」伊芙小姐即使不覺得姓氏會影響歸屬感，大家都希望自己能透過姓 氏去實現自己的詮釋，所以伊芙小姐與配偶是選擇使用讓小孩自己抽籤的方式 來決定姓氏，而並未先行預設是否從父姓、從母姓。
而伊芙小姐這樣對於平權的詮釋，也是漸進式的。一開始，伊芙小姐對於 這個議題也沒有想法，她第一次啟發是上課期間到子女姓氏相關議題，便開始 與當時的男友（後來的配偶）慢慢討論出來的結論。雙方在日常的討論過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中，對方一開始有些迴避，多次地聊天談論後開始理解伊芙小姐的重視，伊芙 小姐的配偶也轉變法意識的詮釋，並開始認同公平的想法。同時，這個法意識 互動過程雙向建構了伊芙小姐的法意識，她也透過討論的過程中，更加確信了 自己的法意識。
縱使夫妻法意識在協商階段會彼此影響，並產生了新的法意識，但受訪者 在實現自己對法規的期待時，仍會有些許顧忌。學者Abrego（2019）就認為，
法意識會因他人的認知再次被影響，並稱之為「關係法意識」。
而關係法意識，分為外在與內在的關係，外在的關係通常是在乎他人如何 看待自己，對內關係則是自己對自己的身分期待，這種關係可能是很多層的。
換句話說，受訪者可能並不擔心社會對於自己的輿論，卻可能會擔心對子女的 影響。本文更進一步發現，受訪者因此針對互動關係的重要他人和自己身分，
受訪者在心理「排序」了關係的重要程度，並再次影響了受訪者的法意識，也 可能改變決策。
總體而言，家族成員對於姓氏意義的想像不同，就可能使當事人在協商過 程中難以達成共識，產生衝突。即使當事人原先沒有被傳統觀念拘束，他們觸 發讓子女從母姓的意願後，所需要面對的家族壓力、社會輿論等，都可能使其 法意識重新型塑，也是目前從姓協商並不普及的因素。子女姓氏的選擇尚難一 步到位，可能更進一步被人與人之間情感關係、溝通技巧所支配。因此，此法 實施能否真正落實公平，個人如何拿捏與家庭互動的模式也會是重要的課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項、「父職／母職」的自我期許
以本研究訪談的受訪者來說，他們肩負了各種社會角色，或許是好父母、
或許是好丈夫／妻子、甚至是好女婿／媳婦，並且在這些角色中，他們排出了 自己在意的優先順序。
訪談結果顯示，對於自己的身分角色中，首先，他們最在意的通常是自己 身為「父親／母親」的責任，也就是所謂的「父／母職」；其次，是他們對自己 身為「好配偶」的責任，會擔心對方所受到的壓力；最後，才是對於其他別人 的看法。受訪者通常對於自己是否作為一位好媳婦、好女婿的角色衝突並沒有 這麼強烈，他們不在意社會大眾怎麼看待他們，或是會不會汙名化他們，但他 們很重視「父／母職」這樣的內部關係，也是讓協商者動念退讓的可能因素。
訪談結果顯示，對於自己的身分角色中，首先，他們最在意的通常是自己 身為「父親／母親」的責任，也就是所謂的「父／母職」；其次，是他們對自己 身為「好配偶」的責任，會擔心對方所受到的壓力；最後，才是對於其他別人 的看法。受訪者通常對於自己是否作為一位好媳婦、好女婿的角色衝突並沒有 這麼強烈，他們不在意社會大眾怎麼看待他們，或是會不會汙名化他們，但他 們很重視「父／母職」這樣的內部關係，也是讓協商者動念退讓的可能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