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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誰決定了我小孩的姓？-文獻回顧
本章節為法意識及從母姓文獻回顧，介紹法意識的定義，以及從自我認同 學派的觀點，解釋為什麼法意識會影響子女姓氏的協商。
第一節、從母姓法律與社會的差距
本節將從法律的實踐狀況說明現況，將回顧相關研究的成果，包含從母姓 的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統計結果、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主要發現。
第一項、宏觀的差距現象：量化研究
自民法修正以來，針對實施情形的於 2008 年已有相關問卷資料統計「子女 姓氏問題意見調查問卷統計結果」（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2008），並於 2010 年由戶政單位協助擴大統計新一份統計數據，而有「單親家庭『姓』解 放：民法親屬編子女姓氏條文之『不利影響』研究計畫案」（彭渰雯、陳宜 倩，2010）以及「為何從母姓？夫妻約定子女姓氏的影響因素調查」（彭渰 雯、洪綾君，2011）的量化研究。
上述 2010 年之調查，是針對具體從姓選擇之理由做更進一步的統計，所進 行的一次大規模量化調查研究6。該研究係內政部補助民間團體財團法人婦女新 知基金會，該調查名為「子女姓氏自由約定意見調查」。經由全國戶政體系的協
6 於 2010 年 8 月至 11 月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進行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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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7，對研究期間全國各縣市的新生兒父母發放問卷，給予剛完成子女姓氏登記 的新生兒父母填寫，統計子女姓氏選擇的認知與態度所得的量化資料。
該計畫名為「單親家庭『姓』解放：民法親屬編子女姓氏條文之『不利影 響』研究計畫案」，由學者彭渰雯、陳宜倩（2010）透過「約定從母姓」與「約 定從父姓」配對抽樣策略進行，並將比較不同從姓選擇的新生兒父母、剖析
「約定從母姓」的夫妻人口組成特徵、選擇從母姓的理由、影響者與對新法的 態度為何，及對性別平等、母姓污名、姓氏自主等看法。
該統計結果顯示，新生兒從姓的理由，從父姓者以「遵循大眾做法」和
「傳宗接代」為主要理由；從母姓則是以「傳宗接代」和「性別平等」為大多 數，新生兒姓氏的協商仍相當在意「父系姓氏的延續」。不論從姓選擇為何，對 於新生兒姓氏的決定影響力，依序大至小皆分別為「新生兒父母」、「新生兒祖 父母」、「新生兒外祖父母」8，只是在約定新生兒從母姓時，外祖父母的影響力 的比例較從父姓時，比例有明顯提升。綜觀之，大多數受訪者對於法規的評價 為「肯定新法修正」，且｢從母姓」與「支持新法」之間有顯著正相關9。
7 主要由全國 319 個戶政事務所之櫃台人員直接發放問卷給現場登記之新生兒父母。
8 在「單親家庭『姓』解放：民法親屬編子女姓氏條文之『不利影響』研究計畫案」的統
計中，從父姓、從母姓者統計影響排行分別為「新生兒父母」（85.44%:80.16%）、「新生兒祖父
母」（28.93%:16.34%）、「新生兒外祖父母」（4.98%:14.79%）。
9 從母姓與父姓的二大族群進行比較,從母姓者贊成的比例 74.80%高於從父姓者 65.70%,而
從父姓者不贊成的比例 8.67%亦高於從母姓者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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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態度與姓氏選擇的關係」的部分，有三部分「性別意識」、「從母姓 污名化」、「姓氏自主觀」分析。在性別意識部分，以「受害保守型」10、「結構 平等型」為多數，其統計結果，從父姓與從母姓者之差異並未達「顯著相關」， 因此，彭渰雯、陳宜倩（2010）於該計畫推論子女從姓選擇與夫妻的性別平權 意識的關聯性較低；從母姓污名化部分，也是不論從姓選擇為何，認為從母姓 污名存在與否的差距並不明顯，普遍認為無汙名狀況；姓氏自主觀的部分，則 是在從母姓者與從父姓者的差異相當顯著，姓氏自主觀與從母姓選擇之間有顯 著相關。該數據顯示，選擇子女從母姓的新生兒父母，較同意「姓氏選擇超越 血源限制」，對「從父母姓以外之其他姓氏」的想法較為開放。
綜合以上統計結果，兩個主要發現為：
1.性別意識高者，未必約定子女從母姓，需有其他因素支持。
2.約定子女從父姓者，多數並未擔憂母姓污名，而有其他原因。
在「人口變項是否影響姓氏選擇」的部分，分成「新生兒的性別、排行與 兄姐姓氏」與「父母的人口變項特性」兩部分呈現。該統計發現符合老二哲學11 的家庭，談判結論會是第二個小孩、或女孩才接受從母姓，通常協商成功原因 為考量母方的傳宗接代或祭祀需求；而超越老二哲學的家庭，受到客觀人口變
10 根據彭渰雯、陳宜倩（2010）之定義，「受害保守型」為「認為台灣社會性別歧視至今
仍嚴重，且只生女孩會有遺憾者」；而「結構平等型」則為「認為台灣社會性別歧視至今仍嚴
重，但不認同只生女孩會有遺憾者」。
11 由陳怡君（2010）所提出，老二哲學是指談判過程中，協商結果常常是第二個小孩或女
孩才接受從母姓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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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影響居多，例如：母親為原住民、父親為外籍，也就是不會侵害父親的既有 利益，或是對於子女有原住民加分、補助等更優渥的利益時，家庭有機會打破 從母姓需要被排第二順位的的規則。12
隨後，根據此計畫案之分析數據，另有改寫同一份調查內容之延伸研究，
該研究更發現性別意識較高的夫妻，並不必然會約定子女從母姓，而是擁有易 從母姓的人口變項者(女方為原住民、女方無兄弟)才會以性別意識作為從母姓 理由（彭渰雯、洪綾君，2011）。
換個角度觀之，此次的調查也間接呈現了在從母姓沒有「利益」做為籌碼 的庇護下，純粹的想要從母姓是相對不容易的，只是我們從數據無法探知究竟 是在社會習慣的父性框架下，女性沒有產生讓小孩與自己同姓的欲求？還是在 男性不願意動搖自己原有的父姓利益？抑或者只是純粹的從眾心態，害怕自己 與社會多數不同呢？進行協商或是不去協商，背後更具體的動機，純粹的量化 數據並不足以呈現完整的面貌，需要的是質性的內容來說明。
第二項、微觀的多元情境：質化研究
質化研究的部份，相繼有《第二「姓」？新生兒姓氏協商的性別權力關 係》的以性別權力關係為主軸進行訪談研究（陳怡君，2010）、《從父姓?從母 姓?女性單親家庭成員的姓氏政治》（曾映慈，2011）以單親家庭改母姓為研究
12 該計畫特別指出，父親為外國籍者約有 87.9%不需要依循「老二哲學」的談判技巧，也
就是不用等待第二胎或女孩即可使子女從母姓，而母親為原住民者則 62.2%不需要依循。數據
顯示當事人一方為外國籍或原住民時，較易「超越老二哲學」，不受該哲學拘束。但在夫妻雙方
為漢人時，依舊有「老二哲學」現象，可見父系姓氏仍舊發揮其在父權傳統習慣上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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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進行訪談研究，以及《子女姓氏權之研究-民法親屬編修正實施之回應性評 估》（周靜華，2012）則是政策執行的角度訪談觀察行政人員、新生兒父母、
改姓子女，並進行焦點團體座談，但較無從「法意識領域」的詮釋。
根據陳怡君（2010）在《第二「姓」?新生兒姓氏協商的性別權力關係》深 度訪談研究協商從母姓的夫妻，提出了三個主要發現，分別為：
1.從母姓者通常為第二胎（或二胎後）的小孩之「老二哲學」。 2.父親的態度在協商過程中，具關鍵角色。
3.傳承母親家族香火的從母姓子女可獲得繼承與經濟效益。
這三個主要發現也說明了協商中的當事人，基於自身條件、自己採取的態 度，以及配偶態度，都會影響當事人協商是否成功。13
而在周靜華（2012）著重於子女姓氏權之法制規範，針對制度層面的探 討，主要訪調執行機關、民眾、公民團體及學者專家觀點進行政策面的分析，
也點出目前傳統觀念與社會壓力導致從母姓比例極低、各方觀點雜亂未有共 識、政府宣導不周和抽籤制度不完善等問題。
透過周靜華（2012）的研究訪談亦可以得知，各方對於「平權」以及權力 衝突時的態度都有明顯不同，尤其對於「姓氏與性別平權是否具有關聯性」和
「親權與子女人格權之權衡」看法兩極化。
13 此研究所提出的「老二哲學」也透過 2010 年的「單親家庭『姓』解放：民法親屬編子
女姓氏條文之『不利影響』研究計畫案」的統計數據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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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汙名的影響力，也有研究對於當事人是否擔心汙名問題有不同的看 法。例如曾映慈（2011）就聚焦於單親家庭改從母姓的對抗汙名歷程，又更點 出了單親改姓不只是因為「利益因素不足」，其背後深層因素更是因為社會汙名 帶來的不適及麻煩感，且這樣的心態來自社會化的過程中所習得的父系社會意 識形態，姓氏結構與父系社會傳統交互作用，反而維持父系社會的運作。
而本文認為這個複雜情境不僅會出現在單性家庭與子女的協商，也同樣會 出現在新生兒家庭的夫妻協商當中，而使當事人被捲動於關係中其他人對於汙 名的理解中，也就是可能基於「關係的連結」而被動牽扯進原先不在意的污名 議題中，而重新建構他們對從母姓的認知。
從本節的文獻回顧中可以觀察到夫妻在協商子女從母姓的過程，可能有諸 多其他因素影響其最終決定，而非純粹選擇從父姓或從母姓的決策。其中也牽 扯到夫妻雙方對與法律的認知體驗，故本文認為可試著從法意識中關係自我的 角度探討，故下一節將進一步回顧介紹法意識中自我認同、關係和情感的關 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