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簡言之，本文認為夫妻的法意識，會因關係中的重要他人的法意識而改 變，且夫妻對關係角色有順位區別，也會因關係的親疏有影響程度差異。而夫 妻身為決策核心者，主要關心自己的實質是否影響小孩、配偶，也就是自己身 為「母職／父職」身分的在乎，是屬於內在關係的法意識；而越遠離核心者，
例如長輩，則更擔心社會的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也就是外部關係。而什麼時候 會使決策核心者開始考量社會眼光呢？本文將於下一節說明。
第三節、社會外部關係的「間接」捲動
想協商從母姓的人，被捲動的其他多重關係網絡，是涉及了第三種「自己 與自己原生家庭的關係」、第四種「配偶與配偶原生家庭的關係」、第五種
「原生家庭對社會傳統的想像」。而這三種關係網絡複雜又容易相互干擾，分 開說明並無法呈現完整的困境，故將於同一節一併介紹。
本節將說明當事人在協商過程中，當事人在協商過程中，對於原生家庭關 係、及社會眼光的權衡，此為第三類型的多重關係捲動。姓氏協商的當事人對 於關係衡量後，儘管協商者本身不在意社會所賦予他們的社會框架、性別結 構，仍在一些情境中不得不被拉回社會眼光的討論中，此為第三類型的捲動，
當事人的法意識會透過關係的連動而重組。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論時，必須在意配偶所提出的顧忌，而不得不考量起配偶所在意的傳統、家族 他人的想法及議論，尤其是配偶的想法是會在意長輩保守思想時，最可能迫使 女性的法意識被拉回顧慮大環境的處境。
若將「子女從姓」這個決定所會「影響的程度」圖像化，最核心為最受影 響者，則最核心應是子女本人，但出生前尚無法自行決定，因此以決策時的影 響來說，夫妻為核心，家族直系長輩、旁系親友是外圍的，社會其他人的觀感 則是更外圍（如下圖 6）。此圖是依據民法第 1059 條第一項明文規定：「父母 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是夫妻兩人有權討 論、決定，而雙方長輩或社會不是決策者，長輩和其他人都不是約定後需要進 行簽名的當事人。
▲圖 6：子女從姓受影響關係圖
而實際上，夫妻在決定子女姓氏「從母姓」與否時，更可以細分為，核心 的是女方（如圖 7），再來才是男方，長輩的部分則是男方長輩比女方長輩更 接近受影響的核心，「從父姓」則不需要做這樣的區分。而本文未將「從父 姓」進行這樣影響程度的區分，是考量因為統計數據顯示，不管是「男方想子
社會
雙方長輩
夫妻雙方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女從父姓，但女方沒想法」，或是「雙方都沒有對於子女從姓的想法」時，最 終都會直接決定從父姓，過程無須針對任何人是否受影響來爭論、討論。「從 父姓」唯一需要討論是否有人受到影響的時刻，就是只有在男方希望子女從父 姓，「且」女生想要子女從母姓時才會需要討論是否造成影響，但若女方也想 要子女從母姓，就會符合圖 7 的狀態，更像是女方「發動」談判，而非雙方討 論子女姓氏。而女方對於姓氏協商的「發動」，是一個從默認子女要從父姓，
到引入法律去挑戰這個原始社會習慣的過程。
▲圖 7：子女從母姓受影響關係圖
女方發動子女姓氏談判，必須女方有產生子女從母姓的想法，接著女方要
「主動」和配偶啟動「子女是否從母姓」的協商，整體進行的過程較像是「發 動權利」爭取小孩從母姓，而不像權利本來就存在。從母姓的這種「發動」有 別於子女從父姓時，男性不需要特別主張「我要」，只要女方沒有任何想法，
從母姓的選項會直接被隱形，討論協商的階段並不存在。
女方長輩、
兄弟姊妹
男方長輩、兄 弟姐妹
男方
女方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而唯一可以證明雙方有平等權利存在的時刻，大概僅有夫妻雙方在戶政事 務所登記子女姓氏、雙方簽名的那刻。這種省略討論的定案方式，與其說是共 同約定，或許更像是對父權結構大力背書。這種女性的聲音被消音的情形，在 姓氏修法時便可看出端倪，學者陳昭如提到在傳統與平等之間的角力，更經常 呈現「要平等就必須揚棄傳統」、「維持傳統不需顧及平等」的爭辯（姜貞吟，
2019），而修法後的討論也繼續保留這樣的影子。
第二項、法意識的三層次重組
未在協商過程被消音的女性，成功發動協商權利後，她們的法意識何時會 發生轉變？本文透過深度訪談分析發現，女性受訪者的法意識主要會經歷三個 層次的重組，第一次是意識到可以決定子女姓氏的時期、第二次是與配偶討論 的時期、第三次是受到決策圈外的人二度影響的時期。
▲圖 8：女性受訪者法意識改變的三層次
願意進入討論的受訪者中，女方若願意開啟討論時，通常都較不在意社會 的眼光只在意配偶的想法，男方則是即使會有擔心也會在夫妻正式討論後緩 解， 由於法規是夫妻雙方共同決定，大部分的女受訪者主要在意配偶的想法，
配偶的態度若不明確，會導致受訪者對從母姓的想法產生混亂和自我懷疑，多 意識到自己擁有
子女姓氏的協商權
與配偶討論 進行協商
討論中捲入 決策圈外的言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次的自我審核（這個姓氏對自己的意義、必要性、合理性等），這些自我檢視是 在男性主張要從父姓時，不會經歷的檢視。
同時，越脫離決策核心者（關係距離妻子及從母姓的小孩越遠者），越可能 在意他人眼光或可能發生的負面影響，雙方長輩、親友比夫妻更可能在意社會 眼光。例如案例 2 貝拉的婆婆、案例 3 凱特的婆婆、案例 8 赫蒂的爸爸、案例 9 英格麗的婆婆，她們都同樣是因為公婆或爸媽，聽到自己的朋友、或路人的 耳語，才開始產生「從母姓是不好的選擇」的想法，以案例 9 為例，英格麗小 姐的婆婆原先在婚前就答應讓孫子從母姓，但在聽到她朋友講了一堆負面的影 響，就開始積極阻止。
男方與原生家族連結緊密的家庭時，若長輩在意社會眼光的狀況出現，那 長輩所產生的這種擔憂，也間接會影響到男方的感受。在前述的狀況中，男方 若有所動搖，即使女方並不在意社會輿論，仍會因為重要關係中的配偶所在意 的他人而進一步被拉回討論中，所以女方原先不在意的外部關係，都成為女方 必須謹慎處理的議題，猶如蝴蝶效應般，街坊耳語的閒話也可能成為壓倒談判 的最後一根稻草。像是案例 4 的達琳的配偶擔心家中長輩守舊、案例 5 的伊芙 的配偶在意家中成員都不諒解從母姓、案例 6 的梵妮的配偶想要配合父母期待 第一胎的想法。她們都由於配偶自己受到他人影響，而必須重啟談判，甚至開 始在意起原本不在意的擔憂，也就是那些原本屬於外部關係的社會眼光，突然 又回到了談判桌上。
相反的，若男方與原生家庭的束縛較少，而發生長輩在意社會眼光的狀況 時，則是不同的狀況。本次的受訪案例 1 艾咪艾倫、案例 3 凱特凱文、案例 8 赫蒂、案例 9 英格麗就是配偶與自己有共識，而不受外力影響的組合。此四個 案例中，受訪夫妻的互動模式通常由女方主導，平時男方就較傾向採納女方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見，或男方本身對於子女從姓完全沒有想法。在這樣的夫妻組合裡，即使夫妻 自己的親友或長輩等反對，女方並未出現動搖的情形。
無論男方與原生家族的關係緊密與否，相同的是，受訪者本身都並不在意 那些耳語，他們實際在意的只是配偶的想法。社會眼光對受訪者決策的影響是
「間接」而非直接的。受訪者唯一想維持的是對自己身為「妻子／丈夫」的身 分認同，也就是內在關係，只是因為外部關係是「間接地」影響了他們，配偶 的法意識是因長輩而改變，而長輩的法意識是被街坊耳語所改變。這證明了法 意識中的外部關係，會因為牽涉事件的複雜性，而繞一個圈影響內在關係。此 時面臨到的困境便是，即便踩穩了立場，讓可能被拉回討論的迴圈，最終導致 妥協退讓。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成情緒勒索行動時，夫妻自己的「對抗」情緒也會產生，協商的欲望會因此被 強化。
最後在第三個階段「協商的意義轉化而進行心理劃界」中，夫妻可能會連 結一些過去家族與家庭之間的衝突狀況，而重新詮釋此次協商所象徵的意義，
進而重新建構家庭與家族之間的情感距離，已達成家庭地位的捍衛。
本章將依序說明以上三個階段中當事人所經歷的情緒轉換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