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成情緒勒索行動時，夫妻自己的「對抗」情緒也會產生，協商的欲望會因此被 強化。
最後在第三個階段「協商的意義轉化而進行心理劃界」中，夫妻可能會連 結一些過去家族與家庭之間的衝突狀況，而重新詮釋此次協商所象徵的意義，
進而重新建構家庭與家族之間的情感距離，已達成家庭地位的捍衛。
本章將依序說明以上三個階段中當事人所經歷的情緒轉換過程。
第一節、情感不衡平
第一項、期望被理解卻被貶低的主體
我們必須注意到，在協商的過程中，夫妻不只是「認知」可能會轉變，他 們的「情緒」也會經歷不同的階段。由於對於從母姓的議題，支持者與反對者 所認定的「理」是不同的，他們雙方對於法律和社會的認知有著極大的落差，
而當試圖參與協商的其他人，所提出的論點太超越夫妻自己本身原始認知的時 候，夫妻的情緒就會出現「情感不衡平」的狀態。
所謂的「情感不衡平」，是指一種感受到被不合理對待的狀態。根據王曉丹
（2018）所提出的「情感衡平」基模，人們對於公平正義的感受，並非純粹理 性所判斷，更是一個自我在「尋求情感衡平」的狀態，而這個狀態決定了法律 在意識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在協商子女姓氏的過程中，當產生衝突的雙 方對於現實的認知有不同，夫妻認為自己遭遇不公平的對待時，這種不公平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感覺會喚醒他們爭取權利的欲求。而當這樣的欲求出現，不僅是「家」的感情 基礎會牽動當事人的選擇，同時對話過程所產生的「情緒」更是重要關鍵。
對於本文所訪談的夫妻而言，儘管他們不見得清楚是哪部法典、如何規 定，他們所實踐的是心中那一套對於「公平正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不一定符 合明文法規，但會符合他們心目中的「理（道理）」。20不只是受訪者，所有想參 與協商討論的人，都是這樣，不一定清楚法律實際的規定，但心中有著定見。
夫妻基於維持家族關係穩定的立場，多數人還是會希望各自原生家族的家 長可以接受夫妻做的決定。所以即使最核心的決策圈是夫妻兩人，仍然會傾向 與親人溝通。然而，當感受到不公平、情感不能衡平時，「對抗不合理」的情緒 會產生，使得夫妻從擺低姿態轉變為不再退讓，轉而將夫妻以外的意見排除，
也就是不再認為那些「他者」有資格參與討論。
本文訪談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對於實際法律的規範是不清楚的，除了法 律相關領域者外，很多受訪者認為法律「一直以來」都是夫妻共同自由決定子 女姓氏的，而這樣的認知與修法的時間點並不吻合。也就是說，受訪者對於
「公平正義」的認知，確實並非完全來自於理性現實，而是一種「想像」與
「感受」。
20 不同於滋賀秀三（1998）認為「情（人情）」、「理（天理）」、「法（國法）」乃為政者決
策判案的準則，受訪者雖然姓氏協商也會衡量此三者，並經由對情理的理解會改變協商的結
果，但三者並非互斥，而是以「情緒」為基礎來進行「道理」及「法律」的詮釋。換句話說，
參與協商的人們的認知，其實是由情緒出發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這種「公平」的認知是被建構出來的，並非與生俱來，大部分受訪者都是 在懷孕後，才接觸到此議題。加上目前戶政事務所宣導，多半會提及「爸爸的 姓、媽媽的姓一樣好」等標語。因此，許多新生兒父母的法意識，是從媽媽手 冊和政府的宣傳後開始建構的，加上求學時期性別平等教育的普及，大部分的 人都認為法律已經修改非常久。
而對於年紀較長的長輩而言，不同於受訪者的是，長輩們所接受的教育並 未推廣平權觀念，加上舊民法中「贅夫子女從母姓」和「非婚生子女從母姓」
規定，所以姓氏的刻板印象仍烙印在許多腦海中。也因此，保守派的長輩甚至 並不知道法律已經更迭，繼續以此為理由反對從母姓的選擇，並以此為理由攻 擊受訪者，集體性的產生「子女從母姓就等於男方入贅」等汙名刻板印象。
由於時代的交錯，以及法規的認知大不相同，遭受「入贅」、「給人招贅」
等言論攻擊的受訪者，也並不知道舊法的存在，但對於這樣的言論感到極度憤 怒，案例 5 的伊芙就有遭遇類似的批評和數落，當伊芙小姐老公一上傳讓小孩 抽籤的影片，她老公第一時間接到了氣急敗壞的的大哥的電話，說：「你們那個 影片是甚麼意思？怎麼可以讓小孩自己決定名字？如果連小孩都可以從母姓 了，那你要不要入贅？」大哥的說詞大力否定從母姓的權利，同時將入贅視為 負面的羞辱，試圖嚇阻他們的選擇。
要了解受訪夫妻的法意識，第一步必須了解當事人對法規的詮釋、認知，
而顯然在傳統社會和現代權利各自的支持者，對於社會現況的認知是不同的。
也就是說，法律權利的運用來自於社會秩序的想像，法律執行所形成的社會秩 序，卻與是否知悉法律條文本身無關。協商過程中會影響情緒的因素很多，其 中之一就是協商的過程中的世界觀是否一致？也就是說，參與討論的人所認為
「法、理、情」三者最適當的順序是否相同，也會改變雙方溝通得節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受訪夫妻與非決策圈的人（通常是長輩）溝通時，溝通會從「法律、道 理」是否彼此認同開始，希望尋求世界觀一致的動態平衡，當世界觀不一致的 時候，許多的爭論演變到最後並非針對議題本身的是與非，而是分辨誰是自己 人。對於非自己人的對象，將開始爭論到底誰有權利參與協商？認為「非自己 人」不具協商的資格。於是，當情緒進入討論的脈絡後，從道理回到資格的認 定與身分地位的肯定。在案例中，長輩反對者時常認定社會秩序是必然的，包 含傳統、祭祀、分產…等，即使說不出反對原因，仍然「不想跟別人不一樣」， 不願意承擔「沒有必要」的風險，因此「有原因」的從母姓較能被社會接受。
同時，傳統的社會思維也反映在修法歷程中，有傳宗接代需求的「母無兄 弟」的例外，是較早被納入法律的，該修法執行後的社會多半是有原因才從母 姓的，也強化了「從母姓要有特殊理由」的認知。這樣的想法並不是少數，根 據中央研究院 2012 年統計資料顯示，人們支持子女從父姓的最主要理由也是
「一般都這樣」，而支持從母姓的最主要理由則是認為只要父母約定就可以21， 父姓的支持者主要都是依循慣習。這樣的慣習也呈現在受訪者最常聽見的質疑
「為什麼要跟別人不一樣？」。長輩對於異於他人感到不安，便希望能不假思索 的服膺於父姓常規的慣行模式。
在這個階段可以觀察到，夫妻與家族成員溝通的過程裡，容易成為既期望 被理解，卻又被貶低的主體。因此從「期望被理解」的階段進入一種情感不衡 平的不穩定狀態。
21 中央研究院 2012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六期第三次的結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項、爭奪「理」的話語權
更進一步催化「不衡平」狀態的是，夫妻不斷被家族成員否定的「世界 觀」，使得當事人開始改變自己討論及思考從姓議題的方式，並開始試圖爭奪誰 才是所謂的「道理」的話語權。
由於當長輩反對者提出「不要和別人不一樣」的論調時，長輩通常不願意 再針對「從父姓」這個慣習的合理性進行討論，所以受訪者就會快速地意識到 對方的「道理」和自己的世界觀認知完全不一樣。對此，受訪者便會開始改變 策略，不再認為「理」有辦法達成「讓對方接受這個決定」的結果，情緒於此 便開始萌芽。一開始，只是希望長輩理解自己的選擇，更變成想要說服對方自 己才有道理的情緒。
因為，當個人認為遭受的「情境」符合自身的身分認同，認為是必然發生 的事件時，會選擇安然處之；當個人認為他們不應被如此對待時，才越可能採 取法律行動（Engel & Munger，2003）。因為法意識是雙向建構的，夫妻對子 女稱姓的法意識會型塑他們對自身的身分認同，而這個身分認同也強化了他們 的法意識。於是，當事人的情緒進入到「說服」層次。
而情緒進入到「說服」層次之後，受訪者改變了他們對「執行權利」的認 知，進而影響說服彼此的過程的強硬程度。同樣的，這個現象也出現在受訪者 欲說服的對象（即反對者）身上。只是他們彼此對目前臺灣社會進展程度的詮 釋是相反的。
本文的訪談中，在雙方「試圖說服」對方的過程中，表現較為堅決的人
（無論是支持者或反對者），都傾向相信社會大多數人的價值觀與自己相近。
「較堅決的支持者」認為，男女平權已經是社會大眾可以接受的價值觀，並相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信多數人就算不讓子女從母姓，也一定可以理解他們的讓子女從母姓的決定。
反之，「較堅決的反對者」則認為傳統才是普世價值，「從母姓」在一般人眼中 相當怪異，是個會招致社會異樣眼光的做法。
▼表 4：認知價值與行動關係表
支持者 反對者 認知自己為主流價值 積極行動 積極行動 認知自己非主流價值 和緩行動 和緩行動
傾向堅決的受訪者（支持者），通常相信社會已經普遍追求平等價值；而相 信社會還在傳統磨合的受訪者，才較有可能面對質疑後開始考慮妥協退讓。
然而，無論受訪者是否認定自己為主流價值，受訪者最一開始遇到衝突、
家人無法諒解的時候，多半是先採取「以理服人」、「以法服人」的方式進行。
受訪者先透過強調自己「邏輯上的正確性」與「法律上的正當性」，來尋求家人
受訪者先透過強調自己「邏輯上的正確性」與「法律上的正當性」，來尋求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