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器反映外來的影響

本節在上一節利用考古材料建立當地青銅工業發展初期的情境下，將過去 城固、洋縣非科學發掘的青銅器群納入討論，試圖從當地脈絡來了解這批青銅 器群的意義。本節所要討論的是在第一章被區分為早期階段的器群。

一、 考古遺址的線索

漢中青銅器群並沒有早到二里崗時期的發現，但寶山遺址一期的部份陶器 反映青銅容器可能已經出現在當地。第一類是飾有連珠紋的直頸陶罍，為青銅 容器常見的紋飾。這種帶有連珠紋的陶罍直頸、折肩明顯，與另一種貫穿三期 的陶罍相比，器形可能受到銅器影響，鄭州和偃師商城¹⁸⁹都出土類似的仿銅陶 器(圖 62)。第二類是帶有足孔的簋(圖 63)，也是仿銅的證明。¹⁹⁰此類型的簋三 期皆有，但是弦紋和足孔的作法卻在一期之後消失。

寶山遺址一期出現的二里崗文化陶器來自哪裡？到了二里崗晚期，二里崗 文化影響到很廣的地域範圍。漢中周邊區域或多或少都有受到二里崗文化影 響，包含影響很深的關中地區老牛坡遺址、與漢中同屬陝南的洛商地區東龍山 遺址，¹⁹¹甚至是地方特性更強的三峽地區路家河遺址，從陶器文化分析中都會 有一組「商文化因素」的陶器。帶足孔的簋與帶連珠紋的束頸罍面貌皆與二里 崗文化面貌接近，應是來自商文化因素強烈的區域。¹⁹²但僅短暫出現於遺址的 第一期，之後即快速消失或轉變，而且影響也無擴及到很深的層面，例如漢中 仍以釜作烹煮用具，不同於商文化的鬲系統，這些現象反映這波影響短暫，並

18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商城》（北京：科學，2013，頁 382、3。

190 近似台西的簋。河北省文物硏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遺址》，頁。

191 關中東部(老牛坡遺址)、陝南商洛地區，因為商文化因素強烈，基本上都被視為二里崗文化 的地方類型。鄒衡，《試論夏文化》（北京：文物，1980，頁 95-182。

192 有認為是來自關中的看法，但本文認為直到寶山遺址三期，來自關中，特別是先周的影響，

才轉趨明顯，詳見下一張。余冰玉，〈寶山遺址的初步研究及其与南北方向上考古學文化的交流 互動〉，（南京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碩士論文，2012），頁 60。

沒有深入當地的文化。

二、 早期典型器群中容器反映的線索(1)─來自長江中游的影響

本文認為城固龍頭器群的銅器與盤龍城青銅器有著淵源關係，極可能是來 自與盤龍城文化直接接觸的文化。龍頭器群與盤龍城青銅器的淵源關係已有學 者提出，¹⁹³但也有學者反對，李伯謙認為漢中盆地早商風格的銅器不可能從盤 龍城一路逆漢水而上到漢中盆地，迄今在漢水沿岸並無發現中介的遺存。¹⁹⁴本 文意見與第一種說法類似，但認為並不是直接來自盤龍城，而是間接源自直接 接觸盤龍城文化的地區。

龍頭器群多件器物顯示與盤龍城密切的關係是明顯的，但在論證城固青銅 器群與盤龍城青銅器關係時，面臨一個認定問題：到底兩者之間的相似性是反 映與盤龍城的聯繫，或者只是反映與整個早商青銅器的同質性？盤龍城與鄭州 商城的差異不該輕易地解釋成青銅器的區域差異。由於鄭州商城到目前為止只 有發現中、小型墓，而大多數的遺址都堆壓在現代都市底下，發現的青銅器缺 少最高等級的器物。而盤龍城雖與早商文化中心鄭州相距甚遠，但其青銅容器 與鄭州高度相似，墓葬習俗也與鄭州類似，故有學者傾向於認為盤龍城直接受 到二里崗文化影響，其所發現的青銅器可反映二里崗文化青銅器面貌，尤其可 以補足鄭州所缺少的高等級階層持有青銅器的樣貌。¹⁹⁵

本文以為龍頭鎮器群的早商文化因素是源自盤龍城而非鄭州，主要以 1 件 簋為依據。對於簋是否源於盤龍城，過去學者也因上述兩種不同認定未有一致 的定論。蘇榮譽將此簋視為第一件採用鉚頭後鑄雙耳的技法(圖 64)，論證此技

193 (1)曹瑋認為商中期(即本文定年的早商晚期)銅器承襲至盤龍城。曹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 器》（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6，頁 39。(2)四川考古研究所萬嬌於 2014 年 12 月 6-7 日「盤龍城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發表《城洋青銅器源流分析》，認為城洋銅器的製 作者可能來自盤龍城，由於會後並沒有出版會議論文，無法引用文章。

194 李伯謙認為是來自早商中心鄭州二里崗文化，李伯謙，〈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族屬問題的再 討論〉，收入曹瑋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成都：巴蜀書社，2010），頁 56。

195 註 197。

法源自盤龍城；¹⁹⁶但朱鳳瀚以鄭州有發現仿銅陶簋，推定盤龍城簋應該源自二 里崗。¹⁹⁷

筆者以為簋應該在鄭州即存在，如同朱鳳瀚指出在鄭州發現不只一例的仿 銅陶簋即是證明(圖 67)。但是盤龍城的簋是在鄭州銅簋的基礎下，產生的新變 化。盤龍城共發現 2 件簋，其中 1 件與陶簋如出一轍，但另一件獸耳很有特 點，環耳很大，從器沿橫跨到器中腹，¹⁹⁸相較於小耳的簋，大型環耳使簋能夠 真正用提握。為了安裝較大的耳，此簋使用新的鑄造技法，在簋預留孔洞後套 上陶範鑄接獸耳。環耳頭部變寬大，是因為要有足夠的截面積才能包住孔洞，

而變大的獸首也得以出現較為繁複的裝飾(圖 66)。盤龍城這件簋採用新的鑄造 技法，背後意味著不同的使用方法，正是因為這種功能轉變帶動器形的變化與 技術的產生，讓本文認定此為盤龍城的創新。採用同樣接鑄技術的城固龍頭簋 反映盤龍城的淵源，但其紋飾顯得年代稍晚(圖 64)。特別是其腹部主紋乍看與 勾連雲雷紋類似，但兩者結構很不同(圖 65)，而與硬陶紋飾卻有點類似。漢中 陶器並沒有發現硬陶，可能反映南方的起源，盤龍城出土硬陶上紋飾有類似的 例子(圖 68)。

西周初年關中出土一件簋，可以窺見此類特殊耳的簋的發展(圖 69)。關中 這件簋的器耳仍保持早期後鑄法的耳首寬厚的特徵，但是內壁無鑄頭，顯示其 所使用渾鑄法。殷墟時期開始採用複合範技術，簋耳迅速採用與器身同鑄的方 法，耳首寬大且內壁帶有鑄頭的簋耳也在殷墟絕跡。關中這件簋，可能是工匠 基於早商簋的模仿，但採用後來的技術。

龍頭鎮出土的提梁卣器身呈長直頸、圓鼓腹，為早商典型的樣式，盤龍城 即出土一件，但是龍頭鎮的器蓋紋飾卻呈現不常見的布局(圖 70)。常見的圓

196 蘇榮譽，〈安陽殷墟青銅技術淵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鑄鉚結構為案例的初步探討兼及泉屋 博古館所藏鳳柱斝的年代和屬性〉，收入日本泉屋博古館、九州國立博物館編，《泉屋透賞：日 本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北京：科學，2015），頁 352-86。

197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中)》（上海：上海古籍，2009，頁 933。

198 考古報告統計有 3 件簋，但其中一件無耳，應是不同器類，比較像陶器的盆或缸。湖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 上》，頁 467。

蓋，特別是提梁卣、小壺等面積小的器蓋，很少採紋飾切割分區的方式，而是 採連續的環狀紋飾，因此連珠紋、斜角夔紋、斜角雲紋環狀飾帶是較為普遍的 裝飾(圖 71)。殷墟時期稍大的器物蓋子才有類似的切割單元，但往往等大切 割，每個單元中間以突起扉稜為間隔，而獸面以分隔扉稜為中軸兩兩相對，有 分為四個單位，也有六個單位(圖 72)。龍頭鎮的蓋面區分成四塊，利用連珠紋 作為扉稜般的作用，與商中心的連珠紋做法很不同(圖 70)。器蓋裝飾元素包含 獸面和連珠紋都是早商青銅器上常見的，但是處理這些元素的方式卻很不同。

三足壺的蓋也反映非商文化的特徵。這件蓋可能是漢中工匠重新加上去 的，壺蓋的紋飾線條粗細不一，時有斷裂的現象，與器身流暢、起尾都有收尖 的線條不同，後者仍看出紋飾保留草稿時書法的線條彈性感，前者雕刻線條的 掌握不純熟(圖 75)。儘管器蓋施作與器身有差異，但工匠應該有試圖復原原本 的蓋子樣貌，紋飾可以看出與器身獸面類似之處，如：器蓋的獸面紋仍維持與 器身一致的方目，而紋飾風格也屬於商早期的單層獸面。

原本蓋的紋飾布局透露非商中心製作的可能，與上述提梁卣的蓋子有相通 之處。紋飾分成四個單位，其中兩塊面積較大，兩塊較小。此壺蓋不等大的切 割很像方形器成屋頂狀的器蓋，兩塊相對較大，另兩塊相對較小，並且大對 大、小對小(圖 75)。觀察商風格的器蓋，都很重視對稱、等分的布局，與器身 文飾佈局的特點雷同，如婦好墓圓瓿蓋六塊大小相等，區塊紋飾一致(圖 72)。

方蓋因為器形的關係，不同面大小不同，但圓蓋則無此問題，因此基本上都是 對等的切割(圖 74)。三足壺器蓋的布局反映工匠並不注重等分的配置。

器蓋採用佈局並非早商的作法，透露非商中心製作的可能。裝飾紋飾來 看，與二里崗時期青銅器密切相關，而無看到殷墟的影響，應是基於二里崗時 期的青銅器所作的變化。類似的現象也見於新贛大洋洲器物，方鼎上的獸面單 元被隨意的切割呈一半排列，形成「展體式」獸面帶圍繞在鼎四邊(圖 78)。龍 頭鎮的器蓋不一定與新贛有關係，但兩者相較於商器的詭異處，說明龍頭器群 可能來自與商文化有所差異的區域青銅文化製造工坊。

三足壺特殊的形制，Rawson 注意到和新贛卣相似之處，兩者蛋形器形應是

199 Jessica Rawson, "Contact between Southern China and Henan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92-3)., pp19.

里崗關係密切。²⁰⁰黃陂魯臺鎮的截頭尊，紋飾類似於黃州的例子，但帶扉稜，

里崗關係密切。²⁰⁰黃陂魯臺鎮的截頭尊，紋飾類似於黃州的例子，但帶扉稜，